周福清科场案述略
《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家是怎样“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呢？在为俄文译本《阿Q正传》写的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极为简略地提了一句：“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鲁迅自己说的，就只有这么多。在他的著作中，人们找不到对于这“一场很大的变故”的任何记述。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这是他的祖父周福清（介孚公）闯下的一场大祸。公开提到这一件事的出版物，就我所见到的，最早的是1925年出版的李伯元著的《南亭四话》。原是大东书局出版，石印本。1985年上海书店予以影印，容易看到了。在他家族中最早公开写出这事的，是周作人。
在《鲁迅的故家》中，周作人是这样讲他们的祖父的：
介孚公本名致福，改名福清，光绪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这里还是散馆就外放，弄不大清楚，须得查家谱，但据平步青说，他考了就预备卷铺盖，说反正至少是个知县。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他嫌远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第639页）
这一段话有几处错误。
一、光绪一朝没有辛未年。有清一代最后一个辛未年是同治十年（1871）。周福清就是这一科中的进士。《同治辛未科会试年齿录》中有他所写的到那时为止的履历：“甲子丁卯乡试中式第八十六名。戊辰考取誊录。会试中式第一百九十九名。殿试第三甲第十五名。朝考第一等第四十一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转引自高伯雨《听雨楼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清制：“二、三甲进士授庶吉士、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推官、知州、知县等官有差。”（《清史稿》卷108，选举志三）他就是这样被钦点庶吉士的。他这自叙中，“甲子丁卯乡试”一语应稍加解释。清朝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八月于各省城举行乡试，中式者为举人。甲子年（1864）本是乡试之年，只是这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左宗棠部才攻克杭州，六月十六日（7月18日）曾国荃部才攻克金陵。因为战争，这一科的乡试只好和下一科丁卯（1867）合并举行。周福清其实是丁卯年中的举人。
二、周福清并不是“辛未由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的。《清史稿·选举志三》：“凡用庶吉士曰馆选。……雍正十一年，特设教习馆，颁内府经、史、诗、文，户部月给廪饩，工部供张什物，俾庶吉士肄业其中……三年考试散馆，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改给事中、御史、主事、中书、推官、知县、教职。”他是辛未年点的庶吉士，学习三年，散馆（即毕业）当是甲戌年（1874）了。散馆之后的去向，最初选的是四川荣昌县，不去，改选江西金溪县。这样一折腾也得耽搁若干时日，定下来已经是光绪元年乙亥（1875）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正月二十二日（2月27日）云：“乡人周福清以庶常散馆，选得金溪知县，来辞行。”可为旁证，由此也可以知道，周作人说的“散馆，授编修，后来改放外官”，是不对的。大约散馆时他不属于“优者”，没有授编修、检讨，而是立即外放了。
周福清在金溪县做了三年知县，即被劾去职。这经过，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说：
翰林外放知县在前清叫做老虎班，是顶靠硬的，得缺容易，上司也比较优容，可是因此也容易闹出意见来，介孚公当然免不了这一例。那时上司大概不是科甲出身，为他所看不起，所以不久就同抚台闹了别扭，不知道做了多少年月，终于被参劾，被改为教官。他不情愿坐冷板凳去看守孔庙，便往北京考取内阁中书，一直在做京官，到了癸巳（1893）年丁忧，才告假回家去。（同上书，第639页）
周作人讲的，是他自己还没有出世以前的事情，根据当是祖父本人或者家里别人的叙述。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档案文献作出更确切的叙述。当时江西巡抚刘秉璋虽说是先以军功叙知县，可是“咸丰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清史稿》卷447，本传）。他并没有参劾周福清。段国超著《鲁迅家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中说是李文敏参劾的，也不是事实。据《清史稿》卷204，疆臣年表八，光绪四年七月李文敏才接替刘秉璋为江西巡抚。这已经是周福清被劾半年之后了。当年参劾周福清的，其实是两江总督沈葆桢，他也是正途进士出身，一代名臣。《清史稿卷413，本传》说他“清望冠时，力任艰钜，兵略吏治并卓然”，做他的部属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清史稿·本传》说，“葆桢精核吏事，治尚严肃，属吏懔懔奉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不稍假借”。宋恕在《外舅夫子瑞安孙止庵先生八十寿诗序》也说到他：“沈故刻薄，恶儒术。”（《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46页）周福清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位长官。会稽顾家相的《五馀读书廛随笔》中谈及周福清，说他“因与缉私委员陈某争执，陈某愬于制府沈文肃公，遂奏参改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收有关周福清的档案材料十五件，第一件就是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1878年2月25日）沈葆桢参劾周福清等州县官的奏折。这不是沈第一次参劾属员了。这一回他参劾的“不职之州县等官”共十二名，从正五品的同知、知州起，直到未入流的典史。其中请旨即行革职的九人，考语如“心地巧猾”“操守平常”“既愚且诈”“品行卑污”“性好招摇”“溺于嗜好”，等等，这些都是革职的理由。另外“识昏才庸”“年衰气惰”的两名是勒令休致。末一名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处分是“归部改选教职”。在十二人中，周福清是唯一在考语中还提到优点的（文理尚优），也是处分最轻的一个。可是清廷认为这“归部改选教职”的处理办法是不适当的。据光绪五年四月军机处一道录副奏折（档案第二件）说：
甄别改教知县周福清，浙江进士，年三十六岁由前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前据两江总督沈葆桢奏折，该员办事颟顸，文理尚优，请以教职改选，当经吏部查周福清到任已逾半年，今该督等奏请将该员以教职改选，经吏部核计，该督具奏时系在半年限期之外，核与改教之例不符，照例以原品休致。该员如情愿引见，应令该督等给咨赴部。等因。于光绪四年三月初十日（1878年4月12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今据江西巡抚李文敏等给咨到部。再：该员前在陕甘捐局，遵例报捐同知升衔。合并声明。
他“情愿引见”，于是带着巡抚李文敏所给咨文，入都引见了。并不是如周作人说的那样，“他不情愿坐冷板凳去看守孔庙”（做教官），事实上他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他于光绪五年（1879）遵例捐升内阁中书，是年九月到阁当差（见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即1893年12月17日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这内阁中书是遵例捐来的，不是考取的。
据《清史稿·职官志》，内阁中书是正七品，“掌撰拟繙译”，是很清苦的小京官。
周福清做了多年的内阁中书，他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很少见到直接材料，且引两种无直接关系的材料作参考。《孽海花》这部小说写的，正好也是这段时间前后京中官场和文士的生活，第五回写庄仑樵授了翰林院侍讲学士，却连饭都有一顿没一顿的，来了个客人要留吃饭，也得临时拿件纱袍子叫管家当了十来吊钱到饭庄子去买几样菜。谁知道正在陪客吃饭的时候门口大吵大闹起来，原来是他欠了米店两个月的米账，没钱还他，那店伙天天来讨，总是推三宕四，那讨账人发了急，就吵起来，也就够狼狈了。《南亭四话》录有一首《嘲内阁中书诗》：“莫笑区区职分卑，小官京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叙议，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影印本，第172页）
当时周福清就处于这样一个“小官京里最便宜”的地位。虽说不至于贫困到没有钱吃饭，但手头总是很拮据吧。《鲁迅的故家》引同乡王继香庚寅年七月十三日（1890年8月27日）日记，好友都知道他“境窘”，不肯坐车，免得他开车钱（专著中册，第931页）。同书还说，“介孚公在京里做京官，虽然还不要用家里的钱，但也没有一个钱寄回来”（专著中册，第922页）。
周福清的母亲于壬辰除夕（1893年2月16日）去世，他收到电报即奔丧回家，丁忧在籍。
为了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岁万寿，甲午（1894）年要开恩科，乡试得提前一年。就因为这次乡试，周福清闯下了一场滔天大祸。《鲁迅的故家》说：
那年乡试，浙江的主考是殷如璋和周锡恩，仿佛又记得副主考是郁昆，但郁是萧山人，所以是不确的。大概是六七月中，介孚公跑往苏州去拜访他们，因为都是什么同年，却为几个亲戚朋友去通关节，随即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交跟班送到主考的船上去。那跟班是一个乡下人名叫徐福，因为学会打千请安，口说大人小的，以当“二爷”为职业，被雇带到苏州去办事，据说那时副主考正在主考船上谈天，主人收到了信不即拆看，先搁下了，打发送信的回去，那二爷嚷了起来，说里边有钱，怎么不给收条？这事便发觉了，送到江苏巡抚那里，交苏州府办理，介孚公知道不能躲藏，不久就去自首，移到杭州，住在司狱司里，一直监候了有七年，至辛丑（1901）一月，由刑部尚书薛允升附片奏请，依照庚子年（1900）刑部在狱人犯悉予宽免的例，准许释放，乃于是年二月回家，住在原来的地方。（同上书，第641—642页）
稍后，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及此事，要稍微详细一点：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请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人当然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候主考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跟班”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是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事情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第600页）
周作人根据早年听到的传闻所叙事情的经过，大致不差，但还是有些出入。《光绪朝东华录》收有有关此案全部重要奏折和上谕，可以据以订正和补充周作人的说法。
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中说：
浙江主考于七月二十七日（9月7日）路过苏州。有名周福清者，遣人赴浙江正考官殷如璋舟次呈送信函。经殷如璋将递书之家丁陶阿顺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知信中系嘱托关节情事。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解陶阿顺并移案到浙。维时奴才业已入闱，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陈璚亲提审讯。据陶阿顺供称：伊向在绍兴府城陈顺泉家佣工，本年七月，周福清向陈顺泉借伊去伺候。七月二十五日至苏州。二十七日，浙江主考过境，周福清取出书信名帖，交伊送至殷主考船上，即被获解，信内何事伊实不知等语。据臬司抄呈所递之原信，内计纸两张，一书凭票发洋银一万元等语，一书考生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又周福清名片一纸，外年愚弟名帖一个各等因。
这道奏折在叙述案发经过和陶阿顺供词之后，接着陈明已经采取的措施：“查得马姓官卷通省只有马家坛一名，暨周福清之子周用吉，核对三代内父名相符，均会稽人一并扣考，以免物议。其所列之顾、陈、孙、章各姓，俱无考名，殊难悬断，无凭查扣。”最后提出：“非将周福清查拿到案，不能审出实情，相应请旨将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即行革职，归案审讯。”九月四日（10月13日）的上谕批准了他的请求：“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
周福清闻拿自行赴县投首之后，经过杭州府知府陈璚审讯，浙江省藩臬两司会审，巡抚崧骏在亲提研鞫之后，于十一月初十（12月17日）将周福清所供奏闻：
七月二十日（8月31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起程，进京探亲，二十三日（9月3日）路过上海，探闻浙江正考官殷如璋与伊有年谊，周福清一时糊涂，起意为子求通关节，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试者嘱托，希图中试，俟主考允诺，再向各亲友告知，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不患无人承应，事后必有酬谢之资。次日即由上海雇船开驶，二十五日（9月5日）晚至苏州停泊，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内开五人，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字样，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加具名片，装入信封。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如不见，再投信函。陶阿顺将名帖信函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苏州府收审，转解到浙，饬府讯供。将官卷马家坛及周用吉一并扣考。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委员查拿。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并饬查提马家坛、周用吉到案，由县先后解省，发委讯办。钦奉谕旨，遵经饬据讯认前情不讳，诘无预谋买求中试之人，矢口不移，案无遁饰。
拿案发当时官文书来对照，跟周作人所写颇有几点不同。
第一，这闹出事情来的跟丁不叫徐福，而是从陈顺泉家借来的仆人陶阿顺。这一点当然应该以官文书为准。
第二，周作人说的，是“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请介孚公去办此事。与崧骏的奏折说的完全相反。看来周作人的说法还更近情理。崧骏奏折所说的是据周福清的供述。周福清竭力把这事说成不是大家计议过的，而是他独自一人在旅途中临时决定的，有关的人并不知情。崧骏接受了他这种供词并据以奏闻，表明崧骏也不想兴大狱。这种态度在他十一月初十的奏折中有所反映。他报告了已经作的处理：“廪生马家坛、生员周用吉，讯非知情，业已分别斥革，应与讯不知情之家丁陶阿顺，均无庸议。函内所开顾、陈、孙、章四姓，并无主名，该革员既供先未与各家商谋，应免查提以省株累。”
第三，周作人说的，“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将出钱人所开一万两银子的期票封在信里”，却是与事实不符。送去的只是周福清自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这一点极其重要，与案件的最后结果关系极大，要真是一张可以兑现的钱庄期票，周福清也就不能生还了。崧骏的这道奏折正好强调了这一点：“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未成，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而且贿款即是赃款，依法应予追缴没收。这道奏折说：“票洋系属自写虚赃，该革员又供家计贫寒，应免著追。”字里行间明显可以看出曲予回护之心，只是案情太大，只得照章办理。
官文书之外，也有民间著作涉及此案，也可以和周作人的说法来对照，例如，事发的原因，周作人说是因为“那时恰巧副主考正在正主考船上谈天”，他这样说大约是据《五馀读书廛随笔》：“副主考方过正主考船中闲话。”《南亭四话》却说当时坐在殷如璋船上的并非周锡恩，而是苏州府知府王仁堪。王仁堪在《清史稿》卷479有传，列为《循吏传》最后一人，大约也应该说是有清一代最后一位循吏。他是光绪三年（1877）一甲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在翰林院供职十余年，于十七年（1891）出为江苏镇江府知府。《清史稿·本传》说他“在任两年，于教养诸端尽力为之”，十九年（1893）调任苏州府知府。“调苏州已积劳致疾，日坐谳局，清积案，风采动一时，甫三阅月，猝病卒，时论惜之。”可是就在他这三个月的任期之内发生了周福清这一大案。《南亭四话》中有《落第状元》一则，实际是王仁堪的一篇小传，其中写到了这一公案：“时值大比之岁，浙江主考道过苏州。太守（指王仁堪）至舟次迎谒。适已革中书周福清遣人递关节与正考官殷如璋，殷以太守不与寻常二千石（指知府这一级别的官员）等，即在座，不敢匿其情，遽以书并投书人交太守讯办。大案由此而发。其为京僚畏惮又如此。”
周作人也提到了王仁堪。《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不过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得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这里有一点重要的出入，周作人没有注意到：案发是在苏州，办案却并不在苏州。崧骏的第一道奏折，即八月二十二日（10月1日）的那一道，就说到“提讯该家丁，供词闪烁。由苏委员管理陶阿顺并移案到浙。……即饬臬司赵舒翘会同藩司刘树堂，督饬杭州府知府陈璚亲提审讯”。御史褚成博九月初二日（10月11日）的奏折中也说了“经该府知府王仁堪据情咨解浙省”。可知在周福清投案自首之前此案就已转交浙江省处理。王仁堪只审讯过陶阿顺，没有审讯过周福清，无从说起他对此案的态度究竟怎样。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
此外在本家中又有一种传说，便是说介孚公的事情闹大，乃由于陈秋舫的报复。陈秋舫名章锡，为仁字派下礼房的一个女婿，曾来岳家久住，介孚公加以挖苦道：“跼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陈秋舫知道了，立即辞去，并扬言不出山不上周家门，后来中了进士，果然如愿以偿，改做幕友，正在王仁堪那里，便竭力阻止东家的办法，力主法办云。其实这里陈秋舫以直报怨，也不能算错。况且苏州府替人开脱，也是很负风险的事，师爷不赞成，正是他的本色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149页）
既然这案件是由杭州府而不是苏州府经办，对于这传闻也就不必怎样认真看待了。
周作人说的“交给苏州府去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胡了事……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看来是把杭州知府陈璚的事错以为是王仁堪了。《五馀读书廛随笔》中说，周福清被“逮捕至杭，陈鹿笙太守（陈璚）犹欲全之，曰：君清华贵客，宁知法犯法？其中岂有诬枉耶？介夫侃侃而谈，曰近年某科某人皆以贿中式者，历历可数。吾亦效若辈所为，非独异也。太守不敢穷诘”。
周福清在公堂上的这一篇口供，大约在当时流传甚广。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七日（1893年12月14日）御史林绍年奏：“窃维近来考事，风气卑坏，弊窦丛生，外间所传，令人骇怪。风闻浙江一案周福清所供，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毫无顾忌，一至于此，良可慨矣。”
林御史所说的，显然就是指的这事。周福清在公堂上振振有词，侃侃而谈，是谈别人“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高阳谈论周福清此案的文章《鲁迅心头的烙痕》（见1978年10月1日《大成》月刊），却误解了这道奏折，误以为他是供认自己“交通关节已不止一科”，因此断定他“经手贿买关节，是其常业”，而这次为马、顾等五家奔走，是“又操旧业”。这显然是不知道周福清的口供竟是如此，以致没有看懂这道奏折。这些题外的话，且放过一边。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1894年1月18日）奉到朱批：刑部议奏。责成刑部研究处分意见上报。十二月二十五日（1月31日）刑部尚书松溎遵旨议拟此案处分意见奏闻。他表示赞同前任浙江巡抚崧骏（崧骏于1894年1月7日去世，见《光绪朝东华录》及《清史稿·疆臣年表》八）奏折中的意见，说他“所议似尚平允”。这位刑部尚书在这份奏折中还进一步为周福清开脱：“细绎例义，必考官与士子彼此商说允准，或书明银数，或给予字眼，一与一受，方可以交通贿买论。若仅向考官函托贿嘱，当被举发破案，即与此例稍有不符。”他上报的处理意见是：“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指崧骏）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刑部尚书希望就这样结案。他在奏折中表示：在量刑的时候，没有考虑投案自首这一可以减轻处罚的因素，他说：“据称事后闻拿投首，第以职居清要人员，明知科场例禁綦严，辄敢以身试法，甘冒不韪，应不准再行累减，以昭炯戒。”这一段看上去口气很硬的官腔，用意是让皇帝相信这已经是很严厉的处罚了，不要再加重，再加重就是杀头了。
刑部奏折送上去的当天，上谕就下来了，不同意刑部的议拟：“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
《五馀读书廛随笔》中记有一副对联，专讲此事：“年谊藉夤缘，稳计万金通手脚；皇仁空茂育，伤心一信送头颅。”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895年11月4日）是决定周福清生死的日子。先是九月初四日（10月21日）已经准备好了两道内容相反的上谕，请皇帝决定。一道是：“奉旨：周福清著予勾。钦此。”一道是：“奉旨：周福清著免勾。钦此。”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文件，是九月十八日御史钟华的题本：“臣等谨遵定例，将浙江省情实官犯开列花名具题。伏乞圣鉴勾除，赖下臣等遵照勾除交与刑部行文该省行刑。其决过日期，令该抚仍照例奏闻，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斩犯一名：上年周福清，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几乎已经是凶多吉少了。
万幸的是，九月十八日发下的，是“著免勾”这一道上谕，同日还有一道上谕说明免勾的理由，说周福清“闻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是以未勾”。周福清算是保全了性命，但还在杭州府狱中关了五年多，于辛丑年二月二十一日（1901年4月9日）获释回家。他回到家里的时候，长子周用吉（即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早已病故。周福清度过了一个凄凉的晚年，于甲辰（1904）年夏天病逝。
最后，附带讲一下当年这两位主考殷如璋和周锡恩。《南亭四话》中有一则《殷周两主考》，正好是说他们：
某科浙江乡试，正考官殷姓，副考官周姓。撤棘后舆论哗然，有谑者集句为联嘲之曰：“殷鉴不远；周德既衰。”亦是天然配偶。岁己丑（按：癸巳之误。己丑为1889年，无乡试，更无恩科。）殷如璋周锡恩简浙江主考，场后或撰一联以献曰：“殷礼不足征，业已如聩如聋，哪有文章操玉尺；周人有言曰，难得恩科恩榜，好凭交易嫌金钱。”其中拆字可云巧合。
可见这两位并不是清廉有守的人物，是可以纳贿通关节的。他们在士大夫中名声本来就不好。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里称殷为“无赖殷如獐”，骂他不值一文。大约是周福清深知这两位的为人，所以才起意去通关节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