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革”中逍遥的对立两派

“文革”一开始,斗的还不是走资派,不是领导,斗的是地富反坏右。各单位里边原来有点历史问题的,这时都被揪出来了,就是揭老底儿。哎……批啊,斗啊,又什么“破四旧”(7)啊,把那些个文物什么的全都破坏得厉害,书都烧了。接下来因为观点不一致逐渐形成两派了。成立了各种组织,大的叫兵团,小的叫战斗队。这对立的两派呢,一派称响应毛主席号召,去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所以叫“造反派”;另一派呢,要保护这批干部或者对方说的“走资派”,所以叫“保皇派”。我在的技术组有个党员是管资料的,他牵头成立了一个红星战斗队,我也加入了,我们就是“保皇派”。当时都说什么要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造反派”后来还分裂再分派。“文革”一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都喊口号要打倒谁谁,那么有一派就要去保他,说他没有问题。最后蔓延到什么程度呢?就连厂里的这些领导——厂长、党委书记,后来到车间主任,最后到小组长、工段长,都是打倒对象,“造反派”说他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当然也会有人认为他没问题,就辩论起来。开始用大字报相互辩论,从厂门口、大马路两边到食堂里都是大字报,满车间就没有别的东西,全是大字报,而所有的人,不管是厂里的还是车间里的,甚至一个家庭都分成了两派,连离婚的都有,夫妻两人意见不一样啊!这两派一开始还都是辩论,就是文斗,辩论辩论就急了,急了就动手了;光动手不行,就抄东西了,这就是武斗了。1967—1968年间,两派开始打起来了啊,工厂就停工了,国家的经济损失当然就比较大了。我那天去工厂,进去了就不让出厂大门,发红缨枪——就是长矛,说要保卫矿山厂。我一看不好,就翻墙出来,马上找她去了,我说咱们赶快走吧,回家,回北京去。

我们是1966年4月结的婚,一个多月后就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开始“文化大革命”了。我们俩的观点也不一样,他刚才说了是“保皇派”,我是“造反派”。虽是两派,好在我们都不太投入。那会我们叫逍遥派,参与不积极。基本上是有个大概的看法,再去看看大字报,然后形成一个观点,讨论讨论。那时候批斗领导,在厂门口搭个台子,然后“造反派”都集合坐在下面,把要批斗的领导拉上来,跟枪毙的差不多。领导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戴着牌子,“坐飞机”(指揪着头发、反拧双手),斗完了有的接着就打。这种场面当时非常普遍,哪个单位都一样,全都是本单位批斗本单位领导,学校就打老师、打校长;工厂就打厂领导;市里呢,打市委书记、市长:层层都是这样。“文革”开始不久我就怀孕了,后来肚子越来越大的时候,武斗又开始了。他那派就开始发长矛,发红缨枪,要武斗么。他吓坏了,就翻墙跑回家找我。那时厂里也不生产了,都乱得一塌糊涂,就两派互相打。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决定偷跑,偷跑回北京生孩子。当时还害怕在火车站被人家抓回去,所以偷着摸着去的车站。在北京家里,生完孩子,又坐完月子,起码有三四个月吧。完了以后,厂里通知说回来生产了,我们就带着孩子回来了。回来恢复生产,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缓慢的,不是说一回来生产就很正常,也还是不太正常,要好几年才正常。

为什么说要好几年才能正常呢?像我们这样的大企业停产以后再恢复会很慢,为什么呢?它要从炼钢炼铁开始,炉子都要现生起来,那时候没有十天半个月你根本弄不成的,然后各种材料都准备,就说到完全正常生产,起码得几个月到半年才能恢复。所以完全恢复就到了1968年了。那时候还在“文化大革命”,只是没有那么厉害了,不再武斗了,但是“文革”的各种活动还有,像批判会、政治学习呀,当然生产也基本恢复了。

那时候班前班后都要开会。8点上班,7点半去,提前到了先开班前会,你不能占着上班时间嘛。组长先将今天的生产要注意什么说一说,然后开始跳忠字舞,哈哈。这都是真事儿,不是电视剧里头编的,确实就是这样。当时也不知道从哪里兴起的,反正上面一宣传,各地学得很快。只要报纸上一有,广播上也有了,马上下面就学会了。你们看过《芳华》的电影对不对?那上面就有忠字舞,它的动作很简单,但是很革命化(比划),你要太复杂了,一般老百姓学不会。那时跳的时候内心虽说不是很自在,但谁敢说啊?你只有服从,跟着大家一起跳,而且还得高呼赞成。你要说反对的话,会批斗你,所以都还是很积极的。

下班的时候还有班后会。班后会在下班前,这时下一个班的工人也到了,原先是两个班交接一块儿开个会,总结这一天干得怎么样,但“文革”中开完班后会就要再跳忠字舞。中午职工到食堂去吃饭,吃饭以前大伙儿也要跳一段。最热闹的时候一天三跳,不过持续时间比较短,后来慢慢就不跳了,但是背语录的时间挺长。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拿着《毛主席语录》,就是那个小红本儿,班前会、班后会都得拿着。头儿——组长也好,工段长也好,车间主任也好——讲话前都得先念一段语录,念完语录以后再开会,形式必须要走,不走不行。完后还要学社论,像《人民日报》社论呀,班后会主要是学习当时的各种社论,或者学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啊。

除了班前会、班后会学习《毛主席语录》外,还有就是批斗会,也是在白班即正常班的下班后开。那时车间里主要批斗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或者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人。当然,“文革”后这些全平反了。我那时候在二金工车间,我们车间批斗的那几个,一个老一点的说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什么“右派”,另一个说是现行反革命。最后这人还是我们学校的同学,说他偷听敌台,据说还是他老婆举报的。那同学可有意思,每次批斗他,一上台他把帽子自个儿往后一弄,人家喊“打倒陆信”,他也跟着喊“打倒陆信”。这些人被批斗一般都不是一次,反正高兴了或者说有事了就给你弄出来批一回。有的时候也会动手打!就说我们学校,矿山厂的职工业余大学,也就是四五十个老师吧,那时也批了四五个人呐!

我父亲在“文革”中开始也受了一点冲击,不让他干系主任了,就让他劳动。清华不是有个二校门么,就是镌刻“清华园”那几个字的校门,“文革”开始造反派说是“四旧”,就要把它砸掉,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老教授去拆这个校门。劳动,砸墙、搬砖,这算是受过一点冲击。但是后来呢,一方面说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国家还是比较重视搞原子弹的,就保护了起来,后来叫“解放”,就说你可以恢复工作了,所以说他没受太大的冲击。

当时中央还有文件,有一个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文件,提到了三个教授,第三个就是他爹,这就算是“解放”了,因为他爹搞的是原子弹核燃料的提取,周总理那时候亲自抓的(项目)。清华有个200号(8),这是一个保密单位,专门研究原子能的,他爹就在里面负责,“文化大革命”中也在里面住过一段时间。

其实“文革”中我倒没受多大冲击。我这人和人能说得来,不管年纪大的、年纪小的、男的、女的,都能够说得上话,都能跟人家谈谈心啊,交交朋友。另外我的表达也还不错,普通话又好,所以当老师还挺合适的。所以从我第一次当老师,就是班门弄斧那会,那帮老学生们对我印象也不错。后来到了二金工,做一般的技术工作,以后又合并到厂里的技术科,工作也挺简单。

一直到1975年,毛主席有一个“七二一”指示,说要像上海机床厂一样,从工人当中培养技术人员。(9)最高指示一下发,全国立马都得响应啊,像我们厂也是上万人的大厂,那肯定要响应啊,要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就这样,我就又回来当老师来了!先跟着到上海机床厂去学习,去取经,然后回来就办。因为原来的职工大学教师很多都走了,我就改行教数学。不过,和先前的职工大学不一样:过去是业余时间来学习的,现在“七二一”大学是全脱产三年,带薪上学的;而且“七二一”大学不用考试,各单位推荐,所以学生的文化层次完全不一样。有“文革”前已经念高中的,成绩很好;但也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那教得困难啊,啥也不会。虽然是机械制造专业,但是得从代数、几何开始,他不会啊,教54个人,多累啊!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甚至微积分初步,这些在一年里头都得教完,你说难不难?第一年两门课,数学和机械制图。我一个星期五天,每天两节数学课。我教了他们一整年,教的太难,他们又学不会,你得慢慢教,作业还得改。就这样我累成了肺结核。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也没有什么师道尊严,上课我是老师,下了课就都坐在我桌子上聊天啊,非常随便。到了第二年实习,也就是实习和玩各占一半儿。他们到厂领导那儿说要上哪上哪,领导也害怕这些工农兵大学生啊,结果就说:“好好,你们想上哪儿就上哪。”他们的实习课题是拖船的设备,结果我就带着20个学生、4个老师去广东的江门。一路上,去了韶山、桂林、肇庆,然后到了江门,最后从广州回来。玩了一大圈儿,真是学生比老师厉害!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算结束了,企业也开始逐步走上正轨了。“文革”以后造反派头头被抓了一些,洛阳市也抓了一些,我们厂也有两个,当时也开了一系列批判会,说明为什么“造反”不对,说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派影响消除掉。不管怎么说,大伙还是一个厂的人,都在一个车间里工作,有的甚至是一个小组的,是吧?这以后大家就慢慢缓和了,也不是真有敌我矛盾啥的,逐渐就慢慢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