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深远影响
首先，民间宗教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明清时期，作为民间宗教思想载体的各种经卷，在乡村社会广泛流传，其宣扬的教义思想，严重地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致使封建统治者想方设法全力搜缴、销毁。为此，许多帝王都反复谕令地方官在查办民间宗教“邪教案”时，要特别注意搜缴、销毁“妖书邪经”。在贯彻落实皇帝谕旨的地方官中，以清嘉庆、道光年间的直隶官僚黄育楩最具典型。
黄育楩在担任巨鹿知县和沧州知州期间，将当地民间并寺庙所藏的明末民间宗教经卷六十八种，“摘出各经各品妖言”，又将清代北方各地民间宗教所“提出无数妖言，其妄谬有更甚于邪经者”，“择其主意所在之处，详为辩驳”，写成《破邪详辩》一书。此书刊印后，经作者和各地官府散布的有数以万计。封建统治阶级以此种方式集中诋毁民间宗教，在清代是仅见的，在历史上也是突出的，足见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
其次，民间宗教为明清时期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创作素材。
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著录，描写民间宗教的小说共有31部，涉及的教派有弥勒教、明教、白莲教、无为教、三一教、八卦教等。其中，以下几部小说最有代表性。
元末明初罗贯中著，明末冯梦龙改编的《三遂平妖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民间宗教活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该小说描述的是北宋贝州弥勒教教首王则率众起义，文彦博得“三遂”——马遂、李遂、诸葛遂智之力，予以平定的故事。在该小说中，王则等人被描写成“一班妖人”。在冯梦龙补本中，还出现了弘阳教最高崇拜混元老祖形象；同时又通过描写蛋子和尚，反映了“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信仰。
明万历年间，潘镜若著作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大力歌颂林兆恩，宣扬三教合一思想，对三一教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末沈会极目睹了天启二年（1622）东大乘教起义的全过程，以小说形式再现了这段历史，于天启四年（1624）著《平妖全传》。该小说虽对发生在明末的这起民间宗教起义事件，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但通过作者描述，也能折射出当时“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吕熊著《女仙外史》是一部描述与神化明初白莲教领袖唐赛儿起义、称帝施政的小说。该小说旨在告诉人们：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是“千秋事业”，可以“流芳青史”。
苏庵主人著，乾隆年间问世的《归莲梦》，是一部完全虚构的反映民间宗教活动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塑造了一位名叫白莲岸，希望“轰轰烈烈做一成家创业之人”的女教首形象。
不著撰人，光绪年间刊行的《永庆升平》《永庆升平后传》则是一部反映康熙年间清廷剿灭八卦教的长篇小说。
此外，在《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中，也都留有白莲教、无为教等教派活动的记述。这些反映民间宗教活动的文学作品，不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描写民间宗教活动，均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民间宗教传播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复兴。
最能说明民间宗教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事例，莫过于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的迅速复兴。
据笔者多年田野调查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时期的开始，广大农民在基本解决温饱的同时，精神生活也迅速向传统的民间宗教信仰回归，于是民间宗教便适应广大农民的信仰需求，借助日益宽松的社会生态环境，重新登上中国宗教信仰舞台，并以“道德复振”活动为旗帜，在广大农民信众中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道德教化功能和社会人心整合作用。
但是，活跃在当代中国广大乡村社会的民间宗教，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民间宗教的简单复兴，而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遍布当今中华大地的大多数教派，自21世纪始，改变了传统的总体上与封建统治当局处于对立状态的离异性格，在其教义思想与实践活动中，明确地提出了“归属”党和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诉求
，希望能像佛教、道教等五大宗教那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按照马克思阐释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民间宗教在当代中国提出的“归属”党和政府管理的合法性诉求，可以说是民间宗教反映广大农民在基本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在信仰追求上发出的“时代呐喊”，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力图超越自己的“信仰自觉”。
马克思又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下，民间宗教希冀宗教改革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既是当代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民间宗教在精神生活世界最实际的呼声。对此，如何按照马克思关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的方法论原则，谋划出一套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正在考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智慧。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