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中国民间宗教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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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国时期民间秘密宗教概况

民国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传统的或者说原始的教派。这些教派有的产生于明代中末叶,如无为教、黄天道、大乘教、红阳教、龙华会、长生教、龙天道、三一教等;有的出现于清初或清中叶,如天地门教、在理教、先天道、收圆教、青莲教、太上门教、义和拳教等;更多的则兴起于清末,如真空道、皈一道、普渡道、圣贤道、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等。

明清时期,这些教派屡遭统治当局的严厉查禁与残酷镇压,经常处于秘密状态,只能从事地下传教活动。它们中的大多数教派的教义曾抒发和寄托了明清时期下层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宗教情感与美好愿望,因此,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狂热信奉。有些教派,如无为教、大乘教、龙天道、义和拳教等,还曾代表下层民众的反抗意愿,组织和策动了一次又一次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

进入民国以后,这些教派中的大多数仍保持传统风习,以原始的传教方式,牢牢地扎根于民间,秘密地从事布道收徒活动。但也有一些教派在军阀政府的扶植下,从秘密走向公开或半公开,并在政府备案注册,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系统。

如清光绪年间出现的九宫道,本为直隶一个名叫李向善(法号普济)的八卦教徒在山西五台山南山极乐寺创立。九宫道创立初期,李向善将信徒分为十八“天”、五大“会”,他则以“中皇天”“天督”的名义,统一号令各“天”“会”。民国元年(1912),李向善死后,九宫道虽然分裂,但各派势力依然兴旺不衰,教势日炽。其中,十八“天”多在华北地区活动,五大“会”多在东北地区活动。当时,九宫道各派都处于秘密状态。自民国十五年(1926)始,九宫道各派争相与北洋军阀勾结,先后在北京建立了各种名目的“佛教会”,并在直隶、河南、山东、长春、沈阳、唐山、青岛、天津等省市建立分会。这些公开活动机构的建立,扩大了九宫道的社会影响,使其组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北方最大的教门。

再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产生的同善社,为四川永川县(今重庆永川区)先天道徒彭汝珍创立。同善社创立初期,彭汝珍即秘密派遣弟子向全国各地发展道徒。宣统二年(1910),同善社传到北京。民国六年(1917),同善社得到北洋政府批准,在内务府备案,公开成立总社,名“洪信祥”。总社最初设在北京,后迁到彭汝珍原籍永川龙水镇。北洋政府还饬令各地地方政府对同善社予以扶助,于是一批军政官吏、地方豪绅纷纷入社。民国九年(1920),同善社又在汉口设立总事务所,协助总社督导省社组织。到民国十二年(1923),全国均设有同善社的省社组织。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短短十几年内,同善社便为自己编织了一张上自繁华都市,下至穷乡僻壤,几遍全国的组织网,成为一个号称拥有道徒三百万的宗教王国。

又如清初创立的先天道,到民国时期也由秘密走向公开,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挂出“先天道院”招牌,并凭借军阀政府和地方反动势力以及日伪的支持,向全国发展。其流布地域有江西、贵州、云南、四川、广东、广西、湖南、安徽、浙江、福建、台湾、山西、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及东北各省,几乎囊括了全国绝大部分省市。

以禁戒烟酒为其教义宗旨的在理教,清初创立时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在天津一带秘密从事布道活动,并没有获得长足的发展。进入民国以后,在理教才在上海、北京、直隶、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及东北、内蒙古等地迅速流传起来,并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南京成立了全国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也相继建立分会,全国在理教公所达三千个以上,成为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教门。

二是民国时期涌现的各种会、社,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红卍字会、红枪会、悟善社、广善社、万国道德社等,不下数十种。这些五花八门的会、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教门的变体,且带有武装,以红枪会为代表;另一类则为各种新兴团体,以红卍字为典型。

红枪会是民国初年军阀暴政的产物,“溯其渊源,远则为白莲教的支裔,近则为义和团的流派”。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该会最初产生于山东,后迅速流行于河南、直隶、山西、陕西及东北诸省,并延及西南四川等地。红枪会从抗拒盗匪、保家安良开始,继而抗捐抗税,反对军阀暴政,因而大获人心,奉之者众。在民国十五年(1926)至十七年(1928)间,直、鲁、豫三省各县,都有红枪会活动,少则数万,多则十万、数十万不等。民国十六年(1927),大革命失败后,红枪会并没有随之消沉,曾在共产党发动下举行过山东阳谷坡里革命暴动等。抗日军兴,红枪会又在华北等地区数十万、数百万地重建起来。

红枪会是民国时期各种会门武装的统称或代名词,其他名称的会门武装尚有几十种。它们或沿用传统的白莲教和义和拳教的原名,如金钟罩、铁布衫、白羽会、顺刀会、虎尾鞭、红灯照、义和门、如意门等;或按其法术、战术特点命名,如毛篮会(也叫大仙会,会众多为妇女,谓交战时,左手提毛篮、右手摇魔杖,能使枪弹落入篮内)、哼哈会(谓交战时,一哼一哈,便能打败敌人)、撮子会(谓神师持水一碗,可避枪弹)、月明会(昼伏夜出)、扇子会(谓扇面用红笔写符,能使弹打不中)、孝帽会(交战时,戴孝帽装哭)、丧棒会(交战时摇动一对丧棒,哗哗作响)、捏子会(交战时,以大拇指与食指捏在一起,所谓掐诀念咒)等;或以武器、服饰特点命名,如红枪会、黄枪会、白枪会、绿枪会、黑枪会、蓝枪会、钢叉会、拖刀会、白头会(又名孝衣会、麻衣会)、长发会等。此外,还有天门会、无极会、忠孝团、孙百灵会等。申仲明:《民国会门武装》,《中华民国资料丛编·增刊》,中华书局,1984年,第13页。这些会门名称虽异,实则均为清代白莲教各种教派的变体,所不同的是它们都是带有武装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

民国十年(1921),山东地方军阀、官僚刘绍基、吴福森等人在济南创立了一个名叫“道院”的新兴教门团体,并于当年在天津、北京、济宁三处设立了分院,以济南道院为总院。该道院极力主张信徒修炼外功,于是一种体现“以慈为用”的组织红卍字会,便于道院创立的次年,即民国十一年(1922),在济南总院与天津、北京、济宁分院产生了,时称济南红卍字会为总会,天津、北京、济宁三处红卍字会为分会。

民国十一年(1922)至民国十二年(1923),道院又相继在山东、直隶、安徽等地设立了60处分院,每分院皆附设红卍字会分会。民国十二年,道院将总院移于北京,改北京道院为中华总院,红卍字会总会附之,济南道院则改称母院。民国十九年(1930),香港分院与红卍字会分会建立,并由此传到南洋、日本、朝鲜与欧美。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道院已在国内外设立400余处分院,每院均设有红卍字会分会。民国时期,由于道院常以红卍字会的名义在社会上举办各种慈善事业,如救济灾荒、安置难民、兴建学校等,因而使红卍字会名声大著,乃至成为道院的代称。其实,红卍字会只是道院组织系统中的一种附设机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红卍字会是“院为本体,会为行用”。《道院纪要》,1940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