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计划，或我们的设想
自2018年末，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之卓越研究计划批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29) 设立“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重大项目之后，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将社会学理论的探索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相衔接。为此，一进入2019年，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就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推出两项研究计划:其一，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其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研究。
就后一个主题而言，有鉴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风雨历程之中，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社会群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和辛勤汗水缔造了中华民族今日的辉煌，我们立志用10年的时间，收集他们的口述历史资料，为他们雕塑值得留存的人物群像。这些群像包括但不限于劳动模范、女兵(战士)、知青、赤脚医生、“铁姑娘”(三八红旗手)、工作队员、工农兵大学生、77级人、个体户、农民工、企业家、知识分子(学者)、海归、白领(中产)。我们以为，正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史，建构了我们民族的当代奋斗史。
有鉴于2019年正逢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而20世纪50年代被取消了的社会学学科与改革开放同步，在过去的40年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我们决意以社会学家为知识分子或学者的缩影，通过他们的口述历史来反映这一学科的重建艰辛与知识精进——自6月22日首访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敏教授、7月4日接访美国杜克大学林南教授始，到12月26日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教授和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李沛良教授止，我们顺利完成了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正在整理编撰之中。与此同时，我们还开启了知青和女兵两项口述史研究，包括60年代中国知青的旗帜性人物董加耕、1968年以切·格瓦拉为榜样加入缅共游击队的10余位云南知青(其中还有几位巾帼英雄)，都在我们的研究中留下了他们宝贵的口述史料。
就前一个主题即我们现在讨论的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而言，几乎是在踏进2019年的门槛之际，我们就以古都洛阳两家著名的国有大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启了这项极富意义的口述史研究。2019年1月3日，新年假期一过，南京大学口述史研究团队即前往古都洛阳，入住第一拖拉机厂(一拖集团)青年公寓。在接下来的10余天时间里，我们分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访问了一拖集团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中信重工集团)两家企业的130余位不同历史时期的亲历者。其中最年长的几位是90多岁的老人，他们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便从上海、长春等老工业基地及河南各地市动身，挈妇将雏、义无反顾地奔赴洛阳涧西，参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启的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建设。在那些天里，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第一代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向我们讲述并分享了与国家的宏大历史经纬编织在一起的个人的生命历程，或长或短，或波澜壮阔或平淡自得，其中有自豪、欢乐、惊喜、满足，也有泪水、委屈、失望甚至痛楚……我们尊重他们的叙事，体认他们的情感，理解他们的选择，同样更感激他们的付出。尽管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能够记载下的都不及他们丰富人生体验之万一，但我们依旧执着于做好每一场访谈。我们希望能够用他们每一个人丰富多彩的口述叙事，为新中国工业化的宏大画卷补齐一角。
以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作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的开篇，自然与这两家企业都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国家重点建设工程有关，也与2010年9月我担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期间，带领社会学专业的四年级本科生去洛阳毕业实习、做社会调查有关。鉴于学生们的社会调查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教师们带着去农村(30) ，那次我决意要带着学生们去企业，尤其是大型的国有企业看看。正巧，学生李雪梦的老家在洛阳，她的母亲、总后勤部刘红敏大校自小在涧西工业区长大，便为我们联系了时任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的尚朝阳先生。尚朝阳秘书长和时任洛阳市委统战部部长胡广坤先生非常热心，为我们联系了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于是，便有了那年9月的洛阳之行。
记得当时一起去的还有时任社会学院党委书记方文晖、南京大学团委书记王靖华，以及陈友华教授等10位教师和45位学生。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即现在的中信重工集团的支持下，我们建立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教学实习基地——后来我的学生陈勇、周东洋、方莉琳都以此为依托，完成了他们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同时在第一拖拉机厂暨一拖集团宣传部的支持下，和关树文、卢福来、高世正、梁铁峰、张成周、张小亮、文海舟等7位老干部、高级工程师、老劳模做了一上午的访谈，算是一个不那么正式的焦点组访谈(focus group interview)。虽然因为时间有限，访谈难以在细节上铺陈，但所有学生都列席参加了，听老人们谈一拖的建设和自己的个人生涯，也因此形成了许多共鸣——现已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李雪梦，还据此完成了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而于我而言，一定要找个机会将这两家企业好好研究一番的想法，也因此就牢牢地生下根来。
感谢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为我们实现长期以来的研究愿望提供了可能。2018年底，几乎在学校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纳入“卓越研究计划”之时，我们即确立了“接续传统，开拓新域，以微明宏，淬炼新知。全面梳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脉络，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本土化的眼光尝试理论创新;深入分析70年来的中国道路，以紧迫的历史责任感和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锻造中国研究的国际化平台”的学术宗旨。为践行这一宗旨，我们推出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和“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两项研究，并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机会推出“新中国农业建设口述史”研究，并由此形成当代中国研究大系。
2019年寒假，我们完成了第一拖拉机厂和洛阳矿山机器厂两项口述史研究;紧接着，2019年暑假，我们完成了包括贵阳、遵义、六盘水、安顺、都匀、凯里6地市在内的贵州省10余家企业的三线建设口述史研究。按我们现在的想法，我们将在自2019年起的10年时间内，完成10家或10种类型的工(商)企业的口述史研究。从纵向的历时态角度看，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将选择鞍山钢铁厂(集团)、第一拖拉机厂(一拖集团)、洛阳矿山机器厂(中信重工)、大庆油田和三线建设企业(贵州011、061和083三大基地的10余家工厂)这5家(类)著名的企业，作为毛泽东时代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代表;选择苏宁集团(江苏民营企业)、义乌小商品市场(浙江个体企业)、福耀玻璃集团(福建乡镇企业)、富士康集团公司(广东台资企业)和宝山钢铁公司这5家(类)同样闻名遐迩的企业，作为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工(商)业建设的代表。
在上述选择中，我们的基本考虑是:(1) 同毛泽东时代所有制形式单一的国有企业相比，改革开放后的5家企业不但考虑了地域上的分布(尤其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东南沿海)，而且考虑了各种有代表性的所有制形式，这不仅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制度变革产生的最富象征性的结果，更是中国经济富有活力的表征所在。(2) 改革开放后的5家(类)企业很难说都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第二产业范围内的工业企业，有些企业(比如苏宁集团或义乌小商品市场)还具有鲜明的商业甚至现代“云商”性质。我们选取它们作为口述史研究对象的原因，不仅在于现实的国民经济中产业形式常常混合在一起，第二和第三产业未必泾渭分明(比如义乌小商品市场常常采取“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义乌千家万户的“后厂”就是轻工业商品的加工基地)，更在于包括苏宁、京东甚至淘宝在内的依靠现代网络技术异军突起的各类企业，不但构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增长极，而且它们所打开的市场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3) 如果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的研究未能获得相关企业的应允和支持，或者简单说，如果我们的口述史访谈无法“进入”既定的企业并顺利完成的话，我们也可能调整研究的计划，选择同样或类似的企业推进我们的研究。
我们的读者在阅读这些由亲历者口述而成的著作时，可能会发现，在亲历者有关个人的生命历程的口头叙事中，叙事者自身的生命时长及叙事时点不仅影响到其叙事的欲望和动机，还影响到其叙事的风格和饱满度。尽管没有人规定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只能是年长者，但显然包括我们在内，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即尽管年长的亲历者有时存在语言的障碍、理解的困难、体力甚至认知的缺陷，但他们对待访谈的认真、细节的“较劲”和过程的铺陈程度却常常超过年轻者。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国度，除了有时会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迟疑外，年长者通常是口述史采集最好的对象。
比如，在我们2019年完成的几项口述史研究中，年长的亲历者给出的口头叙事常常比年轻者更具细节和故事性。在“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的采集中，无论在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矿山机器厂还是在贵州的十几个三线企业，几百位年长的亲历者们一旦消除了对访谈者的身份疑虑，他们即会主动开始绵延不绝的口头叙事，有些老人甚至来到我们的住地相约一谈再谈。但与此同时，参与同一主题口述叙事的年轻人即使“回答”(注意这里的用词)认真，也缺乏临场的“既视感”。我以为，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人的晚年不仅因为其生命的跨度较长和经验的饱满性使得叙事更有意义，同样也因为个体的终极思考使得叙事更为紧迫。他们通过讲故事维持记忆、复述过去、激活以往的体验，同时建构与修复终其一生的集体认同。这样的解释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老人更有叙事的欲望(用单纯的个体孤独来解释这种欲望，不仅简单肤浅，而且本质上是一种还原主义逻辑)，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表明了普通的民众不自觉地参与历史的复述与建构的浓郁兴趣。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第一代亲历者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更显紧迫和富有意义。由此，帮助他们复述并重构其生活事件的历史意义，就是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研究者的基本使命。
是为序。
周晓虹
2020年2月14日
新冠病毒肺炎肆虐之时
写于南京溧水卧龙湖畔百合花园
(1)参见鞍钢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鞍钢志(1916—1985)》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2)严格说来，“一五”计划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始编于1951年春，1954年才成立由陈云担任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的小组，至1955年7月才由国务院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另外，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有关，从“十一五”起，“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
(3)在过去的70年中，除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几年外，1958年由于“大跃进”的冒进错误，以及当时面临的自然灾害等主客观原因，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遭遇严重的困难。面临这一局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1)的八字方针，由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之后，延迟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63—1965)。因此，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中，有两段时间共五六年未编制五年计划:前一段(1949—1952)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一段(1963—1965)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
(4)鞍山钢铁厂前身为1918年日本修建的昭和制钢所，位于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1950年3月27日，在毛泽东首度出访莫斯科归来不久，中苏两国政府即在莫斯科签订《关于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和改造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协定书》。以鞍钢“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炼铁7号高炉——为主要标志的新中国第一座大型钢铁基地建设，是“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的第一批项目，又是中苏之间确定的第一批50个重点援助项目中的第一个项目，被视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中之重。
(5)根据我的博士生、来自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大学的凯琳(Karina Hasnulina)小姐考证，有关苏联援助的研究近来在俄国学术界也多有述及，其中主要包括玛马耶娃主编：《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及在两国工业化156项基础重点工程新建与重建方面的合作》，全球出版社2018年版;阿列克桑德罗娃：《20世纪50年代中国东北的经济与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载《中国在世界和区域政治中的地位:历史与现代》，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社2013年版;菲拉托夫：《苏联对华科技援助的经济评估(1949—1966)》，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等等。
(6)参见钱津：《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经济纵横》2019年第3期。
(7)韩保江、杨丽：《新中国70年工业化历程、成就与基本经验》，《改革》2019年第7期。
(8)在鞍山钢铁厂的改扩建过程中，原先苏联专家执行的管理模式来自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其特点是实行“一长制”管理：通过搞物质刺激给予工人激励;企业运作依靠少数专家和一整套烦琐的规章制度;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鞍山钢铁厂开始摸索实行与之对立的民主管理制度，包括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两参)，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一改)，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结合(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厂的经验做了批示，并分别称两种管理制度为“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
(9)大庆油田是我国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特大型陆相砂岩油田之一，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油田于1959年被发现，1960年春即投入开发。时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调遣了包括“铁人”王进喜在内的石油系统37个厂矿的工人和院校科研人员、国务院相关部门以及退伍和转业的解放军官兵，组成规模庞大的石油大军随后进入东北松嫩平原，展开了石油大会战。仅用三年半的时间就探明了面积达860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达到了年产原油500万吨的生产能力，生产原油1166.2万吨;甚至在“文革”后期一枝独秀，实现了持续28年(1975—2002)年产原油5000万吨的世界油田开发奇迹。
(10)也有人认为，这一时段应至第十个五年计划的中期，即2002年左右。他们通过研究提出:“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表明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但已经进入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了26，这表明1996到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到2005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是50，这意味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阶段。……在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33分，如果认为从工业化初期步入工业化中期，具有一定的转折意义的话，那么，‘十五’期间的2002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转折之年。”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课题组：《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评价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9月27日，第2版。
(11)商品经济地位在中国的确立经历了近30年的曲折过程，其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包括: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1984年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的设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再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后到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认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12)据统计，2014年，中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达4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生产国。
(13)钱津：《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经济纵横》2019年第3期。
(14)有关“三线建设”的口述史研究，是一个反映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十分独特的领域，已经出版了相当多的著述，其中包括《归去来兮:一部亲历者的三线建设史》(唐宁，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张勇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甚至也有口述历史涉及各省市的三线建设，如《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乐山三线记忆》(政协乐山市委员会编，天地出版社2018年版)等。
(15)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16)社会学家的工作也是导致这一转向出现的重要力量之一。比如波兰社会学家埃利·兹纳尼茨基在选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时，曾评论说:包括托马斯与兹纳尼茨基在内的改革者们所做的一系列奠基性工作，促成了“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而“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参见托马斯、兹纳尼茨基：《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张友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7)就包括录音机在内的现代技术对口述历史的推动而言，汤普逊写道:在电话与磁带录音机的时代，“交流沟通方法的变化终将给历史的面貌带来与过去的手稿、印刷出版和档案同样重要的改变”。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18)Alistair Thomson，“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34， No.1， 2007， pp.49-70.
(19)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史》，王芝芝、姚力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20)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21)P.Lazarsfeld，“Notes on the History of Quantification in Sociology: Trends， Sources and Problems”， ISIS， Vol.52， No.2， 1961， p.330.
(22)Marilyn Geary，“Hooked on Oral History”，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29， No.2， 2002， pp.33-36.
(23)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9页。
(24)汤普逊所说的“新四史”(new four histories)，指的是村庄、工厂、家庭和人民公社的地方历史，这一编撰运动始于1960年，在1964年以后趋于停止。参见Paul Thompson，“Changing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Vol.45， No.2， 2017， pp.96-105。不过，即使是“文革”期间，类似的工作其实也在继续着。1972—1975年，我高中时学工、学农及其后的插队(1975—1978)期间，都为所在的工厂或大队做过类似的工作。比如，当时刊行的《虹南作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就是以上海县虹南乡(现属虹桥乡、华漕乡和七宝镇)七一公社号上大队为原型出版的一部反映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它以编年史的手法，从互助组一直写到人民公社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能够理解的是，其间的伪作肯定多之又多。
(25)Alistair Thomson，“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34， No.1， 2007， pp.49-70.
(26)Patrick O’Farrell，“Oral History: Facts and Fictio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 No.5， 1982-1983， pp.3-9.
(27)刘亚秋：《“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2期。
(28)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29)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为更好地开展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之卓越研究计划“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项目，2019年5月25日已正式易名为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
(30)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本科学生的毕业实习，去过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素有“枫溪锁钥”之称的文化飞地廿八都;也去过电影《菊豆》《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安徽黟县西南风景如画的南坪古村。当然，因为地利更因为学科的缘故，去的次数最多的是费孝通先生1936年调查的江村暨吴江的开弦弓村，并于2015年在七都镇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在那里建成了现已成为长三角社会学论坛(联盟)永久盟址的群学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