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进拖厂到“文革”

原来我以为我们这批来拖厂的基本都是自愿报名的，我并没有去报名，但是三天后单位出通知并宣布了去拖厂的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这时候我才知道单位已经明确把我分到了拖厂的冲压分厂，所以到那里就是在冲压车间当主任。当时我27岁，已经结婚了。我爱人比我小两岁，她在2008年去世了。她原来在纱厂工作，后来沪南水电交通公司把她招进去当仓库保管员，1957年的时候到拖拉机厂职位不变，一直做到退休。我们有三个孩子。我大儿子出生于1950年，1957年从上海到这里(洛阳)来，在轴承厂工作，去年去世了;老二比老大小两岁，1952年出生，是总厂的;老三是姑娘，1955年出生，也是1957年来我们厂的。

当我知道要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去想经济问题、度蜜月啊什么的，说走就走了。到1955年7月要出发的时候，上海还开了欢送会，好多人，包括我母亲在内，都敲锣打鼓地把我们从家里送到火车站。就这样，支援建设的几百人直接坐火车先到了东北长春一汽。我们单位一共两个人去那，我一个，沈兆祥一个，我属于拖拉机厂，他属于汽车厂。本来我们还计划要到苏联去学习的，不过最后并没有去成。我们先到长春汽车厂俄训班学俄语，大概学了半年吧。那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好要生产第一批汽车，当时国家规定，一共要出50辆。但是问题来了，生产过程中，电焊机经常碰不到驾驶室的顶棚上连接的接触点，那怎么办?我那时不是学了半年俄语嘛，而且之前也干过技术活，所以厂里就觉得我技术好，把我借过去了。技术科有三个专家，都是苏联人，我就和他们一起讨论，互相协作。我虽然学了点俄语，简单的生活问话还是可以的，但是工业名称、技术类的术语还是不懂，所以交流仍然需要翻译。在合作过程中，虽然我不懂理论，但实际上这些人当中就我一个人懂实际操作，苏联人就通过翻译给我讲接触焊的理论。就这样，我把生产中的那个问题给解决了。

等到第一批50辆汽车生产出来了以后，我就被调到汽车厂冲压分厂——过去叫冲压车间，专门进行培训、选调职工。冲压厂那时候招初中毕业生，一共招了20来个，我就白天给他们讲课，把苏联专家跟我讲的内容再跟他们讲。那时候厂里还给我教学经费，按小时计算的。

在长春待了一年多之后，我于1956年12月又回到拖拉机厂。我当时担任车间主任，指挥工人做工。当时我爱人和孩子不都来了嘛，我们就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我们分到的是两间16平方米的房间。刚开始我们住一间半，我岳母住另一间半，后来我们就住两间。到1980年的时候换房子，才换到现在住的地方，61平方米左右。那时候我们厂正好要生产拖拉机，就是后来的德特-54。但是要出拖拉机的话，会面临几个难题:第一个是水箱，厂里要求即使设备未到也要把水箱造出来。水箱不是一个个关着的嘛，我们就用筷子或者竹签子搞水箱观测(水位监测)，大概观测了几百个之后才自己做出水箱来。那时候我是冲压党委的委员，厂里叫我组装这个，要把这个弄出来，所以我即使几天没睡觉也想把水箱弄出来。第一批汽车、第一台拖拉机也都是这样造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柴油箱，我们这里没有冲床，所以只能到东北汽车厂冲。但是从那边拉回来的只有小型的，所以想把两个合起来变成大型的。合起来的话就需要焊接，但是焊接设备又没来，这怎么办?于是我想了个办法，我自己不用动手，直接到上海找来了一个五级工。现在想来，那时候我指挥得真好。具体怎么做呢?油箱黏合以后不是需要把两个缝隙部分焊接起来嘛，具体做法就是首先加热，加热以后锻压，这样就可以把两个黏在一起。但是这个设备又没有，那又该怎么弄呢?结果我用锡焊解决了。第一批拖拉机是我亲自指导制造的，油箱焊接还是我自己焊的，而且焊上了之后根本看不出来区别。就这样，第一批水箱、油箱都搞出来了。其实刚开始造拖拉机的时候还是有点生疏，究竟怎么搞不太知道。后来一搞就突然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子!于是觉得其实自己也会。

当时有一个苏联专家叫陶琴科(音译)，他经常过来看看，问问生产情况，他知道我在的时候就很放心。后来中苏关系紧张了，我们就把苏联专家送回去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通信。其间厂里还叫我写信给他，要我们做工作，但还是没有回信。

其实我在汽车厂的时候并没见过拖拉机，但是在学俄文、实习以后，我就留心了。什么流水线啊，特别是全自动的电焊机，我都会留意。当时我只懂锻造、如何加热，后来就懂熔化的时候怎么锻造，最后再怎么锻压，我是按这个原理接触的。实际上在这个事情上我是老把式。我给学生讲课的时候就结合了电的冲击原理、电压、电路什么的。比如讲焊接，当原理懂了，当然也就会怎么电了，比如讲焊接的时间问题，哪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可以根据时间进行调整，这个好明白。所以这批学生当调度工，就是去学这个原理。只要懂这个原理就能明白，板厚的话可以通电时间长一点，板薄的话时间就短点。铜、铁锻压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我对这块理解得比较深。我到了拖厂以后，工具厂里的锻压机他们调整不出来，甚至专家也不行，因为专家是拿库存的设备，他们也不懂，调不出来，但我早在汽车厂跟着苏联专家学会了。

第一台拖拉机造出来以后，我就一直从事生产管理工作。刚开始的管理制度很严格，只要是苏联人定的，谁也不能动。比如讲，工业规划确定好了怎么搞，你要改动的话，就要通过总厂批准——即使有人不听也不行。还有，生产必须按照工艺规范来做，怎么定就怎么办。技术上解决不了的，的确可以动，但是这里面也要通过技术科。这里有技术科，有专门负责我们车间的工艺员。工艺员解决不了怎么办?科长就叫我来管理，我说不行，要等工艺员报了之后我再反馈给他;你科长改了，工艺员不改，那么就是他负责，跟我没关系。那时候我在生产处总调度室当主任，有阵子生产两班停产了，你班里的谁在家里睡觉，值班人把他叫醒了就回来了。那时候也可以旷点的。但是对于我来说，你叫我不按制度干的我不能干，得严格按制度执行。到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整个管理制度开始不严格了。

20世纪60年代，我三个孩子都已经在小学和托儿所了。我两个儿子都在拖拉机厂一小，我姑娘在托儿所。这点还是不错的，如果在厂里老老实实干，领导还是比较重视的，各方面比较照顾一些。而且他们也知道我说话算数，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从不拖泥带水。那个时候岳母还在我这里，也在这里带孩子。我就在厂里学“鞍钢宪法”，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当时虽然我在当车间主任，但基本都是在厂下面办公，不坐上面办公室的。我既管理工人，又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冲压和装配成立分厂以后，如果装配线上的工人不够，我自己还要去顶。那时候管理车间的关键位置有三个:一个主任，一个工艺员，还有工长，也算半个干部。我就是这样当车间主任一直当到“四清”的时候。

我当车间主任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就是刘少奇主席考察拖拉机厂。(9) 当时刘少奇来的时候，厂里只是叫我做好讲解的准备，但并没有说是谁。来了我才知道，噢，是刘少奇主席!当我讲解完了之后，还看到他拍拍手说:“好!这里组织得好!”我还和刘少奇合了影呢，跟他的合照我到现在还留着。前年或者大前年，咱们厂电视台把我邀请过去，我就把照片拿出来了。拖厂的人看到了就说:“老蔡，你怎么会有这张照片?”我家里人也是稀里糊涂，多少年到现在也没有人关心，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张照片。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我有好长一段时间都给洛阳市那边借去了。那时候洛阳市政府挑人。我那时候在拖厂的冲压厂，因为我家庭出身等各方面都比较可靠，所以他们把我借过去。刚开始我在洛阳市“四清”总团，在洛阳制造厂“四清”工作队当队员，后来就在洛阳建筑机械厂当工作队分队长。那个时期乱，市里也乱，而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就是天天听半导体收音机——即便这样子也不会受到市政府的人批评。大概在市里待了一两年，拖拉机厂里要造665汽车(10) ，就把我叫回来了。刚开始我在生产处当调度室主任，每天发生的事都有记录。每天早上到厂里就看看昨天晚上有几个电话、有什么事情、事情怎么处理的，每天装配下面的电车开到订货厂、入库，要了多少，按标准进度完成了没有，等等。调度室主要就是管这些事。后来厂里让我当计划科科长，科长当了一年后，厂里成立军工科，我又当军工科科长。当了几年以后，厂里成立工会了，我又当工会主席，后来一直干到离休。

1960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一拖时，蔡金根
(刘少奇右侧第二人，右侧第一人为时任厂长杨立功)
参与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