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格结构解离理论
第一章 人格结构解离基础
有另一个我……被泪水浸透……我把它藏在内心深处，好似久不愈合的伤口。
——米歇尔·特纳（Michel Tournier, 1972，第21页）
究竟哪类事件、哪些个人特征可能与解离有关？心理受创者有什么东西会被解离？这类问题常常令人感到迷惑不解。本章将探讨这些问题，因其对了解人格结构解离十分重要。
人格结构解离源于心理创伤
“创伤”（trauma）一词经常被轻率地使用。因此，我们首先要定义“心理受创”（traumatized）一词的范围，特别是指与人格结构解离有关的内容。创伤的实质含义是“伤口”（wound）和“损伤”（injury）（Winnik, 1969）或“休克”（shock）。一位德国神经病学家在介绍“心灵创伤”（psychic trauma）时，最先使用“创伤”一词来说明压力事件对心理的影响（Eulenburg, 1878; Van der Hart, & Brown, 1990）。“创伤事件”（traumatic event）一词普遍出现在临床文献和科学文献中。而“创伤”一词则经常被作为“创伤事件”的同义词加以使用（Kardiner, & Spiegel, 1947）。然而，事件本身并不会造成心理创伤，而是有可能对个人造成创伤性影响。因此，并不是每一个经历极端压力事件的人都会心理受创。所以，本书用“创伤”一词时并不是指事件本身，而是指人的情绪“伤口”，即指个人出现一定程度的人格结构解离，也就是与创伤有关的病症。
一个人会遭受多大程度的心理创伤，取决于两组相互影响的因素：事件的客观特征和决定个人心理能量和心理效能的主观特征。心理能量和心理效能是整合能力的关键。在这里，我们集中阐述成年人和儿童都有可能出现的一般性脆弱因素。
潜在创伤事件的特征
有些事件会使人产生强烈的、突如其来的、无法控制的、不能预测的、极端负面的体验。这类事件比其他事件更容易造成心理创伤（Brewin, Andrews, & Valentine, 2000; Carlson, 1997; Carlson, & Dalenberg, 2000; Foa, Zinbarg, & Rothbaum, 1992; Ogawa, Sroufe, Weinfeld, Carlson, & Egeland, 1997）。人际暴力和涉及身体伤害或威胁生命的事件，比自然灾害等极端压力事件更容易引致心理创伤（例如，APA, 1994; Breslau, Chilcoat, Kessler, Peterson, & Lucia, 1999; Darves-Bornoz, Lépine, Choquet, Berger, & Degiovanni et al., 1998; Holbrook, Hoyt, Stein, & Sieber, 2002）。有些事件似乎并不威胁生命，但却关涉失去依附（Waelde, Koopman, Rierdon, & Spiegel, 2001）以及被所依附的对象背叛（Freyd, 1996），这些也会增加心理受创的风险。虐待儿童通常包括上述所有这些事件因素。
对儿童而言，人际暴力通常与疏忽照顾同时存在（Draijer, 1990; Nijenhuis, Van der Hart, Kruger, & Steele, 2004）。不过，疏忽照顾也会发生在成年人关系中。疏忽照顾也是一种心理创伤。这种心理创伤是由于缺乏重要他人提供必不可少的身体照顾或情绪关怀、心灵抚慰和康复的经验。而这些经验都是儿童身心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成年人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这些经验，比如在经历了可能引致创伤的事件之后。
长期反复遭遇重大压力事件，例如虐待儿童，显然会给幸存者造成极为有害的影响。长期心理受创会增加出现与创伤有关病症的风险，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多样化症状，包括服用违禁药品（Dube, Anda et al., 2003）和企图自杀（Dube, & Felitti et al., 2001）。由于大脑发育和神经内分泌功能受损，受创者不仅会出现精神症状，还会出现身体症状（Anda et al., 2006; Dube et al., 2003; Breslau, Davis, & Andresk, 1995; Draijer, & Langeland, 1999; Glaser, 2000; Hillis et al., 2004; Nijenhuis, Van der Hart, & Steele, 2004; Ozer, Best, Lipsey, & Weiss, 2003; B. D. Perry, 1994; Schore, 2003a, 2003b）。长期心理受创是产生比较复杂的人格结构解离的主要因素。
缺乏人际支持也是产生与创伤有关病症的另一重大风险因素（例如，Brewin et al., 2000; Ozer et al., 2003），对于儿童来说尤为如此，因为儿童需要完全依赖成年人的帮助，才能整合各种困难的经验。安慰、支持和照顾对于维持和改善个人的心理效能十分重要（例如，Runtz, & Schallow, 1997），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因素能够平静生理反应（Schore, 1994; 2003b），还能对免疫系统的运作产生正面影响（Uchino, Cacioppi, & Kieclot-Glaser, 1996）。表达支持的身体接触不仅能够明显地舒缓压力，而且有助于调适强烈的情绪反应（Kramer, 1990; Nijenhuis, & Den Boer, 2007; Weze, Leathard, Grange, Tiplady, & Stevens, 2005）。
个人特征
许多成年人在经历过难以承受的创伤事件之后，都会出现急性困扰和入侵症状，不过，这些现象通常在数周或数月后就会消失，而且不会出现与创伤有关的病症（Kleber, & Brom, 1992）。我们可以把这些创伤时刻入侵的症状视为没有彻底整合压力经验时所出现的短暂、轻微的人格分离。但是，有些人会持续出现与创伤有关的病症。例如，研究显示，大约10%—25%经历过极端压力事件的成年人会出现ASD（APA, 1994）和PTSD（Breslau, 2001; Kessler, Sonnega, Bromet, Hughes, & Nelson, 1995; Yehuda, 2002）。
综合分析显示，能够预测成年人出现PTSD的主要指标包括：以往（累积）的心理创伤，特别是童年长期遭受虐待，之前的心理调适能力，心理病理家族史，受虐期间认为生命受到威胁，创伤时刻的情绪反应，创伤时刻的人格解离，缺乏人际支持，以及性别（Brewin et al., 2000; Emily, Best, Lipsey, & Weiss, 2003; Holbrook, Hoyt, Stein, & Sieber, 2002; Lensveld-Mulder et al., 2008; Ozer et al., 2003）。基本上，受虐儿童通常会有上述所有的风险因素。
基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生活环境与遗传结构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人格”。遗传因素可能会促使个人在压力处境中容易受到伤害，也可能促使形成某些人格特征，使人容易陷入有潜在危险的处境（Jang et al., 2003）。然而，遗传与心理创伤之间的直接关联仍不明晰（Brewin et sal., 2000; Emily et al., 2003; McNally, 2003）。
心理效能与心理能量
人在经历极端压力事件之后，要有高水平的心理效能，才能让人格保持相对一致。当一个人的心理效能和心理能量（本书第十二章将深入讨论）不足以支持整合时，就会出现人格结构解离。心理效能因人而异，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但一般会随着年老而降低），也会随多种因素而改变，例如生理能量水平和心理能量水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心情和情绪、所面对的压力。心理健康的人其心理效能和心理能量是平衡的（即高心智水平），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心发展阶段，整合所经历的事件（Jackson, 1931—1932; Janet, 1889; Meares, 1999; Nijenhuis, Van der Hart, & Steele, 2002）。
当一个人回避创伤记忆，压抑有关创伤经验的想法，负面解释入侵的创伤记忆，或者筋疲力尽时，其整合就会受到阻碍。这些心理反应能预测儿童（Ehlers, Mayou, & Bryant, 2003）和成年人（Laposa, & Alden, 2003; Marmar et al., 1996）出现PTSD。我们认为，当个人的心理效能低时，就容易陷入回避、压抑或负面认知等一系列心理活动。ANP，即回避创伤记忆的人格解离部分，尤为如此。不过，EP停滞在创伤记忆中，不仅回避当下的现实，也会回避ANP。
年龄
出现与创伤有关的病症与个人遭受心理创伤时的年龄有关。心理受创时年龄越小，越容易产生与创伤有关的病症。支持这一结论的研究领域包括：PTSD、复杂PTSD、与创伤有关的边缘人格障碍、未特定的解离障碍（Dissociative Disorder Not Otherwise Specified, DDNOS; 在DSM-5中被称为“其他特定的解离障碍”[Other Specified Dissociative Disorder, OSDD]），和身份解离障碍（APA, 1994, 2013）（例如，Boon, & Draijer, 1993; Brewin et al., 2000; Herman, Perry, & Van der Kolk, 1989; Liotti, & Pasquini, 2000; Nijenhuis, Spinhoven, Van Dyck, Van der Hart, & Vanderlinden, 1998b; Ogawa et al., 1997; Roth, Newman, Pelcovitz, Van der Kolk, & Mandel, 1997）。始于童年的长期心理创伤不同于其他类别的心理创伤，因为儿童的心理效能和身心发展尚未成熟，特别需要得到支持和照顾（详见本书第五章）。
创伤时刻的解离
在创伤事件发生期间及之后出现解离症状，表示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整合创伤事件发生时的部分经验。出现这些症状和创伤时刻的其他症状，例如严重的意识转换，与最终演变成与心理创伤有关的严重病症呈现高度相关性（Ozer et al., 2003; Lensvelt-Mulders et al., 2008; Van der Hart, Van Engen, Van Son, Steele, & Lensvelt-Mulders, 2008）。
猛烈的情绪和过高反应
人在发生难以承受的压力事件期间及之后，会出现诸如惊恐和情绪紊乱等“猛烈的”情绪，这些猛烈的情绪与心理创伤有关（Bryant, & Panasetis, 2001; Conlon, Fahy, & Conroy, 1999; Janet, 1889, 1909a; Resnick, Falsetti, Kilpatrick, & Foy, 1994; Van der Hart, & Brown, 1992）。这种过高反应可能表现为：在发生难以承受的事件之后，个人立即心率加快（Shalev et al., 1998），并有夸张的惊吓反应（Rothbaum, & Davis, 2003）。这两个指标都可以预测PTSD的出现。猛烈的情绪还涉及使用不适切的替代行动取代适切的行动（Janet, 1909a; Van der Kolk, & Van der Hart, 1989）。也就是说，不是经过反思后小心谨慎地采取行动，而是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
过低反应
尽管文献一直强调，出现过高反应是心理创伤的一个主要诊断标准，但近来的文献却指出，过低反应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Lanius, Hopper, & Menon, 2003; Nijenhuis, & Den Boer, in press）。并非所有人在经历难以承受的事件时都出现过高反应。他们可能一开始时会出现过高反应，然后就会经历严重的、不由自主的意识水平下降。当人们处于极度过低反应状态时，可能会无法接收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信息，可能会感到所经历的事件不是真的，也可能体验到情绪漠然和身体麻木。虽然他们能一定程度上回忆所经历过的事件，但以上经验使他们很难最终达致完全整合创伤经历。
意义
个人对事件赋予的意义（例如，神的旨意、惩罚、自己的错），是产生PTSD的重要因素（例如，Ehlers et al., 2003; Koss, Figueredo, & Prince, 2002）。儿童通常相信，自己受到虐待和被疏忽照顾是自己的错，因为儿童经常受到施虐者及其他人的责怪，也因为儿童不知道否则该怎样理解照顾者要伤害自己（Salter, 1995）。认为所经历的事件会威胁自己的人身安全的信念，与出现解离有关联（Marmar, Weiss, Schlenger et al., 1994; Marmar, Weiss, Metzler, Ronfeldt, & Forean, 1996）。
以前的训练
人们回应事件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类似经验的心理准备（例如Janet, 1928b; Morgan et al., 2001）。虽然很难想象如何让儿童为长期遭受虐待做好心理准备，不过，抗逆力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洞察儿童如何学会适切地应对负面经历（Berk, 1998; Caffo, & Belaise, 2003; Henry, 2001; Kellerman, 2001; McGloin, & Widom, 2001）。这类知识可能最终会帮助那些整合能力较低的儿童。
总而言之，某个事件是否会造成心理创伤，只能通过事件本身对个人的影响来推断，因此，只能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能确定。以上讨论的心理因素和生理因素被公认为可以增加心理受创的风险。也就是说，容易演变成人格结构解离。
人格的解离部分
“人格是可以被解离的”，这个想法肯定不是新观点。在十九世纪，解离最初的含义是“人格的分离”（a division of the personality）（Azam, 1876; Beaunis, 1887; Binet, 1892—1896/1997; Breuer, & Freud, 1893—1895/1955a,b; Ferenczi, 1932/1988; Janet, 1887/2005; Prince, 1905; Ribot, 1885; Taine, 1878; 参阅Crabtree, 1993; Van der Hart, & Dorahy, 2009）。
解离：人格的分离
更具体地说，解离，就是“构成人格的思想体系和功能系统之间出现相互分离”（Janet, 1907, 第332页）。让内所说的“思想”（ideas），不仅是指想法，还指心理生理的复杂体系（系统），包括想法、情感、感知、行为、记忆，我们称之为心理活动。他还指出，这些思想体系和功能系统有各自的自我感，即使这些自我感的发展非常不成熟。例如，即使情感或感觉被解离，它们仍然在“我”的情境中：“我非常害怕”、“我觉得腹痛”。这个“我”的感觉可能与另一个同时存在的“我”的感觉大相径庭：“我不害怕；我不觉得痛；我没感觉”。这些自我感的视野非常有限，仅限于觉察到一小部分个人经验。
“解离”的原初意思是指人格分离。这个观点一直沿用至今。例如，帕特南（Putnam, 1997，第157页）曾指出，解离牵涉到“单个行为状态”彼此分离。在正常情况下，它们连接在一起，构成“行为架构”（behavioral architecture）。这个“架构”或“结构”“含有各种行为状态以及过往经验的总和，后者形成个人独特且稳定的精神状态”，从而形成“个人的人格”。
解离，被视为人格分离状态，一直可见于急性心理受创的成年人。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格解离就用作解释交替出现入侵和回避的原因（例如W. Brown, 1919; Ferenczi, 1919; Horowitz, 1986; McDougall, 1926; Myers, 1940; Simmel, 1919; 参阅Van der Hart, Van Dijke et al., 2000）。交替出现入侵和回避这一现象现在被称为PTSD，或单一的动作感觉解离障碍（转化症）（WHO, 1992）。治疗师们注意到，在这些病症中，解离了的心理活动，例如创伤记忆，并非存在于真空里。这些心理活动通常是“某些人格”的组成部分（Mitchell, 1922，第113页），“而不是……能够被描述为一个或一堆或一连串的想法，而是人格的一个（部分）有自己的意识和目标的思维”（McDougall, 1926，第543页）。因此，解离的心理活动涉及幸存者在特定的人格解离部分中所运用的认知和其他行动。这个特定的人格解离部分把他/她当成是这些行动的主导者，也把与此相关的经验当成是他/她自己的经验（Braude, 1995）。例如，当幸存者再次经历创伤事件时，人格中的EP相信：“我逃跑（EP作为逃跑的主导者），因为我害怕（EP视害怕是属于自己的）。”主导权（agency）和拥有权（ownership）这两个标准可用于区分（人格）结构解离和其他整合不足的现象，这包括惊恐症（panic disorder）中的入侵性惊恐发作（intruding panic attacks），或抑郁症中负面认知入侵。
人格的解离部分
尽管米切尔（Mitchel）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都谈到“人格”，然而，仔细了解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心里实际所指的是单个人格中的解离部分。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以下观点：人在患有PTSD及其他与创伤有关的病症时，解离的“思想体系和功能系统”是有自我意识的，而且包括其各自的自我感。
解离部分，是人格中的不同部分，就算某个人格部分只含有很少的经历，也有其稳定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解离部分都各自对外在环境和（内在）自我感有“持续感知、思考并建立关系的模式”。这是DSM-IV解离的身份（dissociative identity）或人格状态（personality state）的诊断标准（APA, 1994，第487页），也是人格特质的定义（APA, 1994，第630页）。但是，DSM-5对这些现象有不同的看法，提出“身份紊乱包含明显中断的自我感和主导感，并且还有情感、行为、意识、记忆、感知、思想和/或感觉动作功能方面相关的转换”（APA, 2013，第292页）。DSM-5把人格特征定义为“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中以较为一致的方式去感受、感知、行动和思考的倾向”（APA, 2013，第772页）。3当前文献尚未有实质的准则去区分DID中的人格解离部分和其他与创伤有关病症的人格解离部分，比如PTSD。我们主张，（两者的）根本差异在于人格部分的复杂程度和解离而生的程度。有几位精神分析取向的学者（Ferenczi, 1926; Joseph, 1975; Rosenfeld, 1987）也一直采用人格的各个部分（parts of the personality）这一称谓来描述（人格）结构解离，但却未具体地详细说明其本质。4
即使人格的解离部分各自有其自我感，但无论这自我感有多么原始，它们都不是各自独立的实体，而是各不相同、却或多或少分离自同一个人格的心理生理系统。这些系统存在于同一人格中，但没有充分融合或协调一致。我们从查尔斯·迈尔斯的工作中得到启示，选用“人格外表正常部分”（ANP）和“人格情绪部分”（EP）来表示这些不同类别的心理生理系统（Charles Myers, 1940）。这些系统是个人的组成部分。当个人由其中一个未整合的系统主导时，我们就用ANP和EP这两个词指称他/她整个人。因此，我们会说“幸存者的ANP”或“幸存者的EP”。当我们谈到ANP或EP时，我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人格的ANP和EP
很多学者一直用不同的术语来形容人格的这些组成部分（例如，Brewin, 2003; Figley, 1978; Howell, 2005; Kluft, 1984; Laufer, 1988; Putnam, 1989; Tauber, 1996; Wang, Wilson, & Mason, 1996）。例如，菲格利（Figley）及其他学者把解离的“幸存者模式”（就是EP），即心理受创者陷于创伤记忆，和“执行正常人格功能”模式（就是ANP）做对比。针对心理受创的越战退伍军人，劳弗提出“战争自我”（a war self）和“适应生活的自我”（an adaptive self）（Laufer, 1988）。面对集中营大屠杀的儿童幸存者时，陶伯提出把“孩童部分（或自我）”和“与年龄相符的成年人部分（或自我）”做对比（Tauber, 1996）。
指向人格结构解离的定义5
基于对上述关于解离论述的反思，我们发展出以下植根于创伤的人格结构解离定义。
我们把人格结构解离定义为：人格的分离。人格是一个整全的动态生理—心理—社交系统，而这个系统决定了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的特征。人格分离构成了创伤的核心特征。当个人缺乏能力整合部分或全部的负面经验时，就会出现人格分离。人格分离能够支持个人在整合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适应不利环境；不过，这也同样意味着应对日常生活出现局限。
人格分离涉及两个或更多整合不足的、动态但过于稳定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进行功能运作，并且包含多种不同的心理活动、行为活动及其所隐含的存在状态。这些子系统及其存在状态可能是潜伏的，也可以同时或先后依次被激活。每一个解离的子系统，即人格的解离部分，至少拥有它自己第一身的角度，即使是十分粗略的。原则上，个人的每一个解离部分都能够与其他解离部分及其他人交往。各个解离部分保持特定的心理生理界限，彼此分离，但这些界限原则上是能够消除的（Nijenhuis, & Van der Hart, 2011，第148页）。6
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人格分离会通过各种解离症状呈现出来。这些症状可以分类为负性症状（诸如失音、失忆和瘫痪等功能丧失，）或正性症状（诸如创伤记忆入侵或声音入侵等入侵症状），以及心理症状（诸如失忆、幻听，一些思想被“塞”进自己脑袋等症状）或身体症状（诸如麻痹、肌肉痉挛，以及与创伤有关的身体感觉症状）。
行动系统：解离部分的中介因素
众多的临床观察一致显示，幸存者的人格并非在创伤中随意分离，而是有一个稳定一致的基本结构，从中可衍生出无数不同的模式。心理创伤中最简单的人格分离称为“一级人格结构解离”，包括一个ANP和一个EP。
我们在导论中曾指出，人格结构解离是由幸存者的人格分离而成，包含两个（一级人格结构解离）或两个以上（二级和三级人格结构解离）有自我意识的心理生理系统。究竟哪些较低级别的心理生理系统可以调节ANP和EP呢？这些调节系统应该至少符合如下五个标准：
第一，必须在内在平衡状态、时间和空间范畴内有自我组织和自我稳定的能力，以便控制和整合所有由ANP和EP展现出颇为协调一致的心理生理现象。
第二，应该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功能系统，而且类似于哺乳动物的生理系统。临床观察显示，幸存者的ANP一般会执行日常生活任务，诸如繁殖、依附、照顾别人和其他社交行动倾向，同时回避创伤记忆，以便把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的事务上。相反地，幸存者的EP主要表现从进化而来的防御反应和情绪反应，以便面对它认为存在的、自身已固着于其上的威胁。
第三，幸存者十分受经典条件反射的影响，因为EP和ANP对未被条件化和已被条件化的威胁提示均有强烈的反应。我们将在下文讨论这个话题。
第四，由于ANP和EP既有不变之处，又有其独特的变异性，因此，这些系统应该包含稳定的特征，同时也要容许因应不同情况而出现的变异。
最后，这些系统应该出现在生命早期，因为解离障碍可以从很小年纪就显现出来。
行动系统就是符合上述所有的要求：它们有组织，源于进化，具有功能，在有限的范畴内保持弹性，并且是与生俱来但又是逐渐形成的。
在导论中，我们曾简要地介绍了不同类别的行动系统，其中包括两大类：趋近日常生活中得到的奖励并承担责任，以及回避并逃离人身威胁（Carver, Sutton, & Scheier, 2000; Lang, 1995）。有时，这些心理生理系统也被称为动机运作系统（motivational operating systems，例如，Gould, 1982; Toates, 1986）、行为运作系统（behavioral operating systems，例如，Bowlby, 1969/1982; Cassidy, 1999）或情绪运作系统（emotional operating systems，Panksepp, 1998）。我们统称为行动系统（action systems），因为这些系统通过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来帮助我们适应挑战。对心理健康的成年人来说，负责日常生活的行动系统和防御的行动系统是协调一致的。例如，大多数人如常生活，但同时也会留意潜在的危险：他们会小心开车，避免单独走夜路，在暴风雨中寻找避雨的地方。
行动系统的正常功能
行动系统是塑造人格的基本要素，人皆有之。在理想情况下，行动系统之内和之间会出现整合，这是身心发展的结果，好让我们尽可能以最佳方式去适应生活。行动系统会调节并指导行动倾向（Bowlby, 1969/1982; Cassidy, 1999; Damasio, 1999; Gilbert, 2001; Gould, 1982; Lang, 1995; Lang, Davis, & Öhman, 2000; Panksepp, 1998; 2003; Timberlake, 1994; Toates, 1986）。在进化过程中，这些原始的行动系统开始与更高级的大脑皮层功能连结起来，使我们能够做出复杂的行动倾向，包括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行动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界定什么是吸引我们的，什么使我们感到厌恶，然后，产生相应的趋近倾向或回避倾向（Timberlake, 1994）。每个行动系统允许我们根据与该行动系统相关的生理—社交—目标，过滤出入的刺激信息。这些行动系统指引我们学习适应生活的行动（Timberlake, & Lucas, 1989），而这些学习又会反过来纠正这些行动系统（Timberlake, 1994）。
举个例子，防御行动系统及其相关的害怕感觉有助于我们知道危险的存在，促使我们采取自我防御行动。性的行动系统和依附行动系统联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建立依附并繁殖下一代，两者都能为我们的生命提供意义、支持和愉悦，对于人类延续是必不可少的。有关社交活动的行动系统，例如依附、照顾别人、繁殖等，可以包含羞耻、内疚和尴尬等自我觉察到的情绪，导致我们规避他人，避免受到拒绝或批评。然而，这些行动系统及其相关情绪也会促使我们遵守社会规范，保证我们被群体接受。探索的行动系统会激发我们的好奇心，想去更多了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变得更善于驾驭周遭环境，而这些都能帮助我们更有效地生存下去。能量调节系统促使我们对疲劳和饥饿的体验做出回应，这是生存和维持内在稳定状态的必要行动。
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一定要实现生理—社交—目标（例如，照顾孩子、社交、与人竞争、与朋友嬉戏，以及探索自己的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为了实现这些复杂的目标，个人一定要整合多个行动系统。这是一个枯燥的任务，因为联合多个行动系统比执行单个行动系统更有挑战性。的确，许多常见的心理冲突都关涉难以平衡不同的旨趣。例如，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相比要平衡工作、人际关系和娱乐来得没那么复杂。但如能平衡所有这些活动，人就能更好地适应生活，并且活得更健康。平衡多个行动系统比执行单个行动需要更高水平的心理效能。当一个人出现人格结构解离时，推动某个解离部分的行动系统的特定目标会引导那个解离部分，并会抑制或回避属于其他解离部分行动系统的相关目标。例如，一个解离部分集中于保持安全，因此，会倾向于回避别人和社交场合，不敢畅所欲言；而这个人的另一部分却觉得，人是有刺激的、有情趣的，感到与别人在一起是安全的，并想花时间与朋友在一起。
行动系统的组成部分
行动系统是颇为复杂的，每个行动系统至少包含两个层面的组成部分，每个层面各有自己的目标、动机和相关的行动倾向（Fanselow, & Lester, 1988; Timberlake, 1994）。我们区分了不同的行动子系统，以及这些子系统模式或动机状态。例如，能量调节行动系统包括不同的子系统，例如进食和睡眠；它们各自包含不同的目标，但最终同样都能保持能量。
行动子系统引导个人留意特定的刺激并对它产生兴趣，而且塑造个人会采取这些行动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子系统以这种方式决定个人会整合哪些经验。饥饿的人会设法找到食物进食；困乏的人会设法找到安静的地方入睡；害怕的人会设法回避有威胁的处境并寻求安全；愤怒的人会争辩或打架。换句话说，子系统将个人的意识场局限于相关的刺激（例如，进食、安全、人际关系和工作等特定方面），并提升某些行动倾向，同时抑制其他行动倾向。个人如要适应生活，就必须整合并平衡这些子系统。
每个子系统都是由一系列模式或动机状态组成。这些状态或动机旨在帮助个人通过各种行动倾向去实现特定的目标。例如，能量调节系统包括进食子系统，但它不只关涉进食，还包括购买食物或外出吃饭、准备食物、进食以及消化食物。照顾别人的行动系统包括保护、抚育、教导、管教和爱惜孩子的子系统。在保护孩子的子系统中，如果母亲在商场中丢了孩子，她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她可能会疯狂地寻找，请别人帮助，大声呼喊，想想孩子最可能到哪里，同时抑制其他行动倾向，例如她不会因受惊吓而僵住不动，或者因为累了一整天而坐下来休息。她会尽量收窄自己的意识场，只去关注那些能尽快找到孩子的相关刺激。
行动子系统、模式及解离部分 区分不同级别的行动系统，包括子系统和模式，与我们理解人格解离部分的功能及功能失调有密切关系。在导论中，我们曾指出，这些解离部分主要是由特定的行动系统所界定，但它们更有可能受特定的子系统或状态所限制，从而进一步限制这些解离部分为适应生活而做出改变的能力。如果解离部分停滞于特定的行动系统或子系统，就不能准确地感知并应对它们的处境，因为它们的感知受到这些系统目标的影响。解离部分的意识场也会只注意到与那个特定子系统相关的刺激。
例如，米丽娅姆的ANP一直十分害怕把孩子丢了，她过分保护。当她和儿子一起去商场时，她不能专注于需要买的东西，而只是盯着儿子。她认为，每个靠近他们的陌生人都是威胁。所以，她始终紧紧抓着儿子的手，尽管儿子已9岁，并对妈妈的行为感到极为难堪。在米丽娅姆的心目中，最迫切的需要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儿子，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需要。
应该注意，大多数行动倾向并不是只限于某个行动系统或它的组成部分，而是可以被改变和“被合并”，从而去实现多种目标。例如，一个人可以跑到安全的地方（防御）去逃离威胁；也可以参加赛跑，跑步冲向终点（游戏）；还可以跑向所爱的人（依附）。同样地，性行为也可以实现不同的目标。一个人做出性行为，可以是为了娱乐、欢愉、生儿育女，或是有益的亲密关系。在某些情况下，性也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威胁（为了保命屈从强奸），或作为物品用来交换（以性来交换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例如食物、住处和关爱）。性，还可以作为替代的行动倾向，逃避感受或创伤记忆。
对于解离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同样的行动倾向可以带有相互矛盾的目标。当ANP把奔跑当作是运动时，EP体验到的奔跑却只不过是逃离威胁。当ANP体验到的性是亲密和快乐时，EP所体验到的性却是胁迫和惊吓。于是，ANP的行动（例如奔跑、性）是有机会再次挑起EP的创伤记忆及相关行动（例如逃离危险，或为了避免被毒打而不得不屈从发生性行为），而这些创伤记忆及其相关的行动可以是非常不适切用于当下的情况。
行动系统的解离性分离
与创伤有关的人格结构解离似乎干扰行动系统的协调一致。各行动系统之间一般都是既不完全开放，也不完全封闭；否则，完全开放会产生混乱，而完全封闭会引致僵化不变（Siegel, 1999）。各行动系统彼此之间需要相互依存，才能执行功能。在某个时刻，某个行动系统占主导地位，凌驾于其他行动系统之上。因此，行动系统包含界限，例如过滤刺激和相互抑制的程度（比如依附和防御的相互抑制）。但是，在人格结构解离的情况下，各行动系统之间的界限会变得过于僵化不变，彼此封闭。人格中的每个解离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都会受到大量行动系统（或子系统）的限制，同时这些行动系统也调节着解离部分。因此，主要由防御来调节的人格部分很难参与到与别人建立密切连系的行动（社交参与行动系统），因为连系的目标与防御的目标无法并存。这样的解离部分容易把太多的体验视为威胁，因为防御系统过滤刺激的准则是它认为的威胁，而不是可能有的回报。
在一级结构解离中，人格的分离似乎最常发生在两个主要的行动系统之间，即日常生活的行动系统和防御的行动系统。在因童年长期心理受创而变得比较复杂的解离案例中，这两类行动系统在人格各个部分中以不适切的方式混合在一起是有因由的。
调节ANP的行动系统
引导日常生活功能的行动系统一般属于ANP，尤其在一级人格结构解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些行动系统主要是接触有吸引力的事物，尽管有时需要延迟满足或似乎要间接地得到满足。这些行动系统包括探索环境（包括工作和学习）、玩耍和能量调节（睡眠和进食）、依附、繁殖/性，以及照顾别人——特别是养育孩子（参见Cassidy, 1999; Panksepp, 1999）。依附，是其他所有行动系统成熟所必需的重要背景。如果依附在生命早期受到干扰，可能会导致个人在生活各个方面出现适应不良，因为最基本的行动系统不能很好地运作。依附关系可以协助个人调节情绪和生理状况，提供基本的内在稳定和人际关系稳定。
人格在日常生活中有良好的运作还要求能够觉察潜在的威胁。但是，在比较复杂的层面上，我们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对社交的威胁和对人际关系的威胁，并处理对完整自我感的内在威胁。ANP会执行这类防御。这类防御在心理受创之后变得更加明显和持久。
社交防御（social defense） 我们很容易在社交和人际关系中受到遗弃、孤独和拒绝的伤害。对于那些童年时长期遭受虐待因而没有多少安全依附和安全社交经验的人来说，这些经验代表着无法忍受的威胁。长期受到威胁导致恐惧依附，恐惧参与不同类型的社交活动，并在社交行动系统中表现出特定的防御方式。当某个重要人物或社交群体表现出拒绝、敌意，或意外地没有出现时，心理受创者就会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以免感到被遗弃或被拒绝（Gilbert, & Gerlsma, 1999; Sloman, & Gilbert, 2000）。这些行动包括被他们视为关系远近程度的一般管理，也涉及他们对关系有威胁时的具体回应。
社交防御行动倾向与身体防御有关联，并可能从身体防御的行动倾向演化出来（Gilbert, 1989, 2001）。许多社交防御行动倾向包含诸多心理生理条件，与身体防御的行动倾向极为相似，就好像过高警觉、逃跑、反抗、僵住不动和屈从。举个例子，关涉羞愧和内疚的行动，例如回避目光、实际躲起来，或隐藏情绪，都与屈从和逃跑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相似。隐藏真实的自我和感受，可能与早期的掩饰行为有关，并随着个人的自我觉察和得到社会接受的需要演化而成。而表达强烈的负面情绪，例如极端的嫉妒、焦虑、愤怒，则会损害个人的社会声誉，因此，必须调节或隐藏这些情绪。否认，是一种逃避和抗拒厌恶性刺激的办法（例如，醒觉到伴侣对他/她精神虐待），此外，也会强化与创伤有关的恐惧。
向别人屈从可能与身体防御中的完全屈从有关。例如，受虐的孩子努力取悦和安抚施虐的照顾者，或者心理受创的成年人极力取悦治疗师，都是向别人屈从的行为，都被认为是有助于生存的。总而言之，在日常生活中运作的行动系统，即ANP，不仅涉及接触有吸引力的事物，而且还包括印象管理和其他社交防御方式，用以保护自己的情感依附和社会地位（Gilbert, 2000）。
内在感知的防御（interoceptive defense） 除了身体防御及社交防御之外，还有第三种防御，这就是内在感知防御，即抗拒内在的心理威胁（Goldstein, & Chambless, 1978）。这些防御是对心理活动的恐惧。正如我们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这些防御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被称为心理防御机制，例如分裂或投射。它们不仅保护自己免受难以容忍的情绪、思想或幻想的影响，而且也充当社交防御，避免自己因依附受到干扰和可能失去社会地位而受到影响。
因此，ANP会回避或逃避创伤记忆入侵，以及与这些创伤记忆相关的EP，也回避或逃避可怕的想法和幻想，以及与创伤经历有关的感受或感觉。也就是说，这些防御是与创伤有关的恐惧表现，即恐惧创伤引致的心理活动和创伤记忆。内在感知防御像社交防御一样，也可能是从基本的身体防御演化而来，例如逃跑（如否认、分裂、压抑、刻意忘记）和完全屈从（如隐藏情感和意识减弱）。这些心理活动维持着人格结构解离，或使人格结构解离变得更复杂。总而言之，ANP主要由日常生活行动系统（的组合）调节，并在此背景下参与社交防御和内在感知心理防御。这两个防御系统可被视为基本身体防御行动系统的高级进化形式。
调节EP的行动系统
在一级人格结构解离中，“生理防御”本身就是一个行动系统（例如Fanselow, & Lester, 1988; Misslin, 2003），主要属于EP的范畴，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子系统。首先，有对分离的哭号，是年幼的哺乳动物与照顾者分离时发出不安的声音。实际上，这哭号是在分离时试图重获依附，因此，我们称之为对依附的呼求（attachment cry）。其他身体防御子系统还包括过高警觉和侦察环境、逃跑、失去痛觉并僵住不动、反抗、感觉麻木并完全屈从、回到休养生息的状态、照料伤口、远离群体、逐渐回到日常活动（例如回到日常生活行动系统）（Fanselow, & Lester, 1988; Nijenhuis, 2004）。EP一般会滞留在一个或更多这类生理防御子系统。
已有多位学者观察到，人类对于压力事件的防御反应与其他哺乳动物相似，并认为这与彼此进化过程中的相似点有关（例如Rivers, 1920）。研究显示，哺乳类的防御反应模式与解离的生理反应症状有关，后者包括失去痛觉、感觉麻木、抑制四肢活动以及四肢瘫痪（Nijenhuis, Vanderlinden, & Spinhoven, 1998; Nijenhuis, Spinhoven, Van-derlinden et al., 1998; Waller et al., 2000）。
每个防御行动子系统都操控着一个心理生理反应模式，专门应对不同的威胁逼近程度，即感知到的威胁离自己有多近（Fanselow, & Lester, 1988）。危险程度既可根据个人与该威胁相距的时间和空间距离来表示（例如，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也可以根据评估个人防御能力来表示（例如，心理社交因素和体力）。然而，如果加害者是总在身边的父母，长期受虐儿童的这些防御行动系统和正常生活的行动系统便可能会同时出现。
接触前的防御（preencounter defense） 涉及一种提高警觉的不安状态。当心理受创者发现自己处于有潜在危险的处境时，例如独自在不熟悉的地方，就会引发这种状态。他们会立即打乱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日常生活行动系统），把注意力集中于潜在危险的蛛丝马迹。在这个时刻，他们会感到不知何来的威胁近在咫尺。当受创者注意到他们以为是真正威胁的提示时，就会经常感到惊吓。接触后的防御（postcounter defense）包括如下子系统：（1）逃跑；（2）僵住不动及其相关的失去痛觉。接近进攻的防御（circastrike defense）包括反抗，常常是为摆脱攻击而最后一搏。进攻后的防御包括（poststrike/attack defense）完全屈从和感觉麻木。如果一个人受攻击后活下来，就会激活其休养生息的子系统。这个子系统让受创者觉察情感和身体的感受，例如痛楚，并通过远离人群和睡眠来疗伤和休息。当心理康复时，控制日常生活兴趣的行动系统，例如进食、性、照顾别人和依附，被重新激活。
创伤记忆与个人叙事记忆
心理受创者既有创伤记忆，也有个人叙事记忆（Janet, 1928a; Van der Kolk, & Van der Hart, 1991）。个人叙事记忆来自我们的个人经历，并且能够以个人化的符号和语言形式保存下来。这两种记忆并不总是能被清楚地分类，有时会混在一起。例如，某个EP中的某个创伤记忆会包含一些不会重复创伤经验的语言叙事部分。心理受创者的人格有很多紊乱和断裂，因为创伤经验还不能被充分地整合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心理受创者的EP一般对创伤事件有太多、太强烈的记忆；而ANP却很少能回忆起创伤事件（参见Breuer, & Freud, 1893—1895/1955b; Janet, 1889, 1904/1983b）。本质上，创伤记忆与个人叙事记忆颇为不同。一般来说，ANP的作用是，尽可能承载并整合大部分的个人叙事记忆，而EP的作用则是承载创伤记忆。幸存者的ANP通常含有大量的个人叙事记忆，但是，这种记忆可能并不包含创伤经验（或部分创伤经验）。所以，ANP的记忆有时有特定的漏洞。在任何情况下，无论ANP对创伤事件有多少记忆，它都不会感到这些记忆是属于自己的。在这种情况下，ANP会像EP那样，回忆起很多创伤事件的内容，但却对记忆缺乏情绪感受和身体感受，而且不感觉到这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另一方面，EP对这些创伤记忆的体验过于强烈，好像“太过真实”（Heim, & Buhler, 2003; Janet, 1928a, 1932a; Van der Hart, & Steele, 1997）。这种情况一定不是正常的记忆。
长期以来，治疗师都观察到创伤记忆与个人叙事记忆之间存在着根本分别（例如，Breuer, & Freud, 1893—1895/1955b; Janet, 1889, 1898a, 1928a; Myers, 1940; Roussy, & Lhermitte, 1917; Van der Hart, & Op den Velde, 1995; Van der Kolk, & Van der Hart, 1991）。研究者也证实了这些发现（例如，Brett, & Ostroff, 1985; Brewin, Dalgleish, & Joseph, 1996; Cameron, 2000; Kardiner, 1941; Nijenhuis, Van Engen, Kusters, & Van der Hart, 2001; Van der Hart, Bolt, & Van der Kolk, 2005; Van der Kolk, & Fisler, 1995; Van der Kolk, Hopper, & Osterman, 2001）。最重要的是要理解创伤记忆的本质，因为有效的治疗无论采用什么技巧，都会强调把创伤记忆转化为象征叙事形式。这需要ANP和EP有高度的整合。
夏洛特·德尔伯，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描述了ANP去人格化的记忆与EP创伤记忆之间的分别。她常有入侵的噩梦，EP在梦中再次经历创伤事件：
……我在那些梦里再次看到自己，我，是的，就是我，正如我所知道的样子：几乎站不起来……感到寒气刺骨，肮脏，消瘦憔悴。那痛楚是难以忍受的痛，就和我在那里遭受的痛楚一模一样。我的身体再次感受到那种痛楚,我再次感受到整个身体都在痛，痛彻全身，我感到死亡抓住了我，我感到自己死了（Charlotte Delbo, 1985，第13页）。
当惊醒时，她的ANP就会挣扎着，再次在情感上与EP保持距离：
幸运的是，在我极度痛苦的时候，我哭了起来。我被哭声惊醒，我（ANP）从噩梦中醒过来，筋疲力尽。我花了几天时间，才让一切回复正常，让记忆“重新装满”，让记忆去自我修补。我再次变成自己，变成你认识的那个人（ANP），她可以对你讲述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不会表现出任何不安或情绪……我感到，那个在集中营的人（EP）不是我，也不是坐在这里面对着你的人（ANP）……所有事都发生在另外那个人身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个人（EP）。这些事现在对我没有影响，也与我无关。所以，这深藏的（创伤）记忆和平常记忆就是这样彼此分隔着（第13—14页）。
个人叙事记忆的特征
当一个人感到记忆和记忆中的事情是属于自己时，就会产生个人叙事记忆——这一点同时适用于ANP和EP。叙事记忆（narrative memory）或情景记忆（episodic memory）（Tulving, 2002）一直被视为“活着的人格的一个功能”（Schachtel, 1947, 第3页）。因此，个人叙事记忆可以随时间和生活背景的来龙去脉（context）而促使我们的人格协调一致。
叙事记忆有几个鲜明的特征（Jenet, 1928a; Van der Kolk, & Van der Hart, 1991）。叙事记忆可以被刻意想起，无需特别依赖某些情境刺激而想起。叙事记忆把某个叙事传送给听者，题材灵活，适合特定的听众。一个人在聚会上所讲的个人故事，可以跟讲给好友的表达方式十分不同，后者会流露出更多的情感。记忆会不时地被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叙事记忆是可以讲述的，并且在时间上是浓缩的——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讲述很长时间发生的事件。毫无疑问，叙事记忆本质上并不是回放过去的录像，而是对过去事件的重构。被重构的记忆是浓缩的，并有象征意义。例如，一位女士对自己生小孩的经历记忆犹新，但并不是重新经历生孩子的那几个小时，也不是再次感到身体疼痛。她可以用一小段时间讲述这个经历，而不用事无巨细地描述每个细节。有些ANP不会偏离某一模式来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它们讲述得过于概括，叙事内容会出现特有的错漏，包括出现不寻常的语法和句法，并且代词运用和排序缺乏条理。他们以去人格化的态度和没有任何情感的方式讲述以往恐怖的事情。
叙事记忆既有社交功能，又有关系功能。它为人类提供连结的纽带；既是个人内省的方式，也是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方式。对于ANP来说，出现社交孤立和缺乏自我觉察，部分原因是因为没有话可以去讲述自己的故事。
让内曾指出，个人叙事“记忆，与所有心理现象一样，是一种行动；本质上是一种讲故事的行动”（Janet, 1919/1925，第661页）。创造个人叙事记忆包含两种心理活动：（1）在事件发生时，感知、编码和储存心理活动和行为活动；（2）并行地讲述（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Janet, 1928a）。这些都是把经验和意义转化为记忆的心理活动：“发生过如此这般的事情，我感到这样，我认为那样，这件事对我这个人意味着这样，那件事如此这般地影响着我的行为。”当我们回忆起自己的个人经验时，我们或多或少地执行着这两种心理活动。
创伤记忆的特征
创伤记忆不同于叙事记忆，是EP的特征。创伤记忆是含有幻觉的、独自的、非自愿性的经验，包括各种视觉影像、感知和四肢动作，可能覆盖整个感知范畴，而且令人感到惊吓（Janet, 1928a; Van der Kolk, & Van der Hart, 1991）。尽管经历创伤记忆就像是再次活在创伤事件中，但是，创伤记忆并不是创伤事件的原样再现，而毋宁是创伤事件的表征。
幸存者的EP一直不能创造完整的个人故事，也无法通过语言和社交来分享原初的经验。他们卡在创伤经历中，并且重复体验其中的恐惧，而不是重述他们的恐惧。创伤记忆不是“故事”，而是感觉动作经验（sensorimotor experiences）和情感经验（affect experiences）（如，Van der Kolk, & Fisler, 1995; Van der Hart, Nijenhuis, & Steele, 2005）。
创伤记忆的主观特征是没有时间限制，而且永恒不变（Modell, 1990; Spiegel, Frischholz, & Spira, 1993; Van der Hart, & Steele, 1997）。正如让内所指的记忆，尽管创伤记忆的确有行为内容，但主要还是属于心理活动。然而，在本质上，这些心理活动不同于叙事记忆那些通过抽象和语言来进行的心理活动，因为它不能完成那些用来创造叙事的心理活动。让内发现，心理受创者（人格的EP）“在创伤事件发生时就开始行动，并且持续行动，或者可以说是尝试持续行动。受创者在反复再试的行动中变得筋疲力尽”（Janet, 1919/1925，第663页）。
例如，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乔治不停地在噩梦中重现与德国人打仗的经验，他不能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安全的（Langer, 1999）。乱伦幸存者的受惊吓的孩童EP，只要听到父亲走近她房间的脚步声，就会再次感到自己僵住不动地躺在床上。她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乱伦不再发生。当创伤记忆被激活时，就会或多或少阻碍唤起其他记忆的机会。EP似乎常常很少觉察到当下的情况，不一定会懂得那个ANP所获得的技巧和知识（Van der Hart, & Nijenhuis, 2001）。
研究证据显示，许多创伤记忆是准确的，而且也可以得到证实。然而，还有证据表明，创伤记忆应该依然被视为事件的重构，而不是事件的原样再现，因为所有的记忆都是如此。例如，个人若再次体验某个创伤记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当下的社交场合以及环境要求。这说明，创伤记忆并不是对创伤事件的准确复制。当幸存者在治疗过程中僵住不动时，她或者会调整自己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姿势，或者做出反抗的行为，但她不会真的去打治疗师，而是去打枕头。
有时，创伤记忆可能会混杂着与创伤经验有关的幻想或梦境。沙可（Charcot, 1889）提出一个经典案例。他的患者勒洛格被四轮运货车撞到，并失去知觉。当他醒来时，他腰以下的身体部位瘫痪，但身体检查并未找到神经方面的原因。在交通事故发生了一段时间后，勒洛格能说出被运货车车轮撞到的梦境和脑海中的影像。这正是他失去知觉前出现的恐怖预期，也是导致他瘫痪的原因。
有时，患者会诉说一些创伤记忆，事实上是他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件。范德哈特和范德维尔登曾报告一个案例：一位女士做了在纳粹集中营受尽折磨的噩梦。她本人并没有进过集中营，但她母亲进过集中营。她曾听母亲讲过很多类似的恐怖故事（Van der Hart and Van der Velden, 1995）。有时，患者可能不能确定创伤事件究竟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杰奥说出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曾遭受过严重的身体虐待，但其中一些事件究竟是发生在他身上，还是发生在他弟弟身上，他就搞不清楚了。
创伤记忆再次被自动激活 有些特定的提示物会再次自动激活创伤记忆。这些提示物被称为触发点（triggers），或再次激活刺激（reactivating stimuli），或条件化刺激（conditioned stimuli）（详见本书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些触发点包括：（1）各种感官经验；（2）与时间有关的刺激（例如，与周年纪念有关的反应）；（3）日常生活事件；（4）在心理治疗中发生的事件；（5）情绪；（6）生理状态（例如，过高反应）；（7）令人想起被施暴者恐吓的刺激；（8）正在遭受心理创伤（Morgan, Hill et al., 1999; Van der Hart, & Friedman, 1992）。心理治疗师很明白，看似无关紧要的话可以再次激活创伤记忆，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当格伦达的治疗师说“我们要尽力互相打开心扉”时，格伦达完完全全地再次体验创伤记忆。“打开”这一普通词语引发患者想起施暴者粗暴地要求她“打开你的腿，贱人！”当创伤记忆被再次激活时，心理受创者常常无法平抑EP的入侵以及伴随EP的创伤经验。
心理病原核心 创伤经验的所有部分并不会都同样令人感到威胁或难以承受。我们称创伤经验中最具有威胁性的部分为心理病原核心（pathogenic kernels），与之有关的思维被称为心理病原核心表述（pathogenic kernel statements）（Van der Hart, & Op den Velde, 1995）。布鲁因（Brewin, 2001, 2003）及其同事（Grey, Holmes, & Brewin, 2001）称这些为热点（hot spots）。人在经历极端受威胁和难以承受的经验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思维或信念，因此，这样的思维或信念会极力抗拒纯认知的疗法。
心理创伤幸存者因为出现这些与心理病原核心有关的猛烈情绪，甚或失忆，他们最初可能会非常不情愿或没有能力谈及这些事。索尼娅，一位二十二岁的姑娘，来寻求心理治疗是因为她十五岁时被残暴强奸后出现PTSD症状。当针对这个创伤记忆的治疗临近结束时，她变得比之前更加焦虑。索尼娅最终觉察到她以前未曾想起的、特别感到受到威胁的创伤经验。当她被强奸时，强奸犯曾把刀抵在她的喉咙上，她以为他要杀死她。一旦这个心理病原核心与整件事整合起来，她的焦虑便减退，她人格的ANP与EP也彻底整合起来。
本章小结
人格结构解离出现在心理效能过低时面对难以承受的创伤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人容易体验到猛烈的情绪（过高反应），也容易体验到过低反应状态，这会进一步加重无法整合的倾向。心理受创的根源让我们洞察到人类的脆弱，也洞察到负面影响个人整合心理效能的因素。成年人在承受极端压力事件后产生与创伤有关的病症，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曾在童年遭受身心虐待和疏忽照顾。在幼年时遭受心理创伤，是产生更严重症状并长期持续的一个主要风险因素。因此，童年心理受创，对儿童和成年人发展与创伤有关的病症起着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