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病房与玫瑰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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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妮与绘画教室

与你想象中的临时工小姐相比,她本人或许要美上几分,也要高挑几分。不过,她真不该紧张成现在这副样子。她一屁股坐到我床边,竟然没害我全身散架,这似乎让她吃了一惊。鉴于她父亲也是瑞典人(不然就是瑞士人?——她已经记不起来了),临时工小姐认定:我与她有着同样的传承。当然,这算得上一条重磅消息,不过还是比她随后告诉我的消息差了一点。

红发护士说,如果我真想去绘画教室,她必须先找杰姬寻求同意。杰姬说,去绘画教室不归她管,所以红发护士必须让某个医生点头,确保我可以去用新建的绘画教室,确保我不会感染或患病,也不会冒出一群狂狼大啃我的点滴管。

不过,红发护士迟迟没有回病房。我一边等她,一边读着早上收到的过时报纸——有些时候,清洁工保罗会放些报纸到我的床头柜上。我最爱本地报纸,因为在本地报纸上,世上其他地方都没被放在眼里,重磅新闻要么是本地小学的新花园,要么是某个老太太给慈善机构做了一床被子。总之,小屁孩们又长大了一岁,少年们即将毕业,祖父母们日近入土。总之,没有一件事不是鸡零狗碎,没有一个人逃得过坟墓。

读完报纸,我又继续等待。刚开始,我不急不躁,接着就忍不住认真琢磨起来。本院居然有间我从未去过的屋子,有个我从未抵达的空间,里面居然还有颜料、铅笔、纸张和闪粉。说不定,我还能搞到一把刀,实现乱涂乱刻的梦想呢。就在我的头顶,在由插座和开关堆成的“搁板”上,摆放着医院的一则温馨提示,提示着我有多么短命:那是一块白板,上面用红色记号笔写着“伦妮·佩特森”,最后一个字旁边还被涂脏了一团。其实吧,白板有个缺点,它易于擦拭,毕竟白板本来就该一次又一次地写上某些入住五月病房的倒霉蛋的名字。总有一天,只消用一块白板擦匆匆一抹,我就会扑哧滚蛋,某个细胳膊、大眼睛的病人就会取代我的位置。

我又继续等待。

刚入院的时候,我有一块手表。但就算戴着表,我也会成天找人打听现在究竟几点钟,接着还要再问一次,因为我不信人家的答复。毕竟,我以为自己已经在五月病房待了足足两个月,其实却只待了几个星期。

不过,那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这一次,我整整等了七个星期,等待红发护士给我带回绘画教室的消息。因为护士撒手不管,我先是焦躁、沮丧、绝望,随后变得心平气和——好吧,其实是按上述顺序,煎熬了两轮。等到第五周的时候,靠临时工小姐的描述,我在脑海中打造出了那间绘画教室的模样,连窗户也没忘记给它装上。当初,临时工小姐曾经提过,绘画教室的两侧都有大窗。等待消息的几周里,我脑海中的教室窗户变得一天比一天大,直到整面后墙都变成了一扇敞开的大窗。教室另一侧,则是一面由无数画笔组成的墙壁,好几百支画笔从墙上支出来,只待被人挑选。

等到第六周,我重拾了热情。我在脑海中预演:红发护士来到病房领我去绘画教室的时候,我该说些什么台词?我费尽心思,思考该穿哪双拖鞋。(是扮日常休闲风好,还是扮周日盛装风好?)结果,等到第七周的时候,我已经稳如泰山。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的信心与日俱增。无须再筹谋,无须再想象,她定会现身,红发护士一定会来救我。


“不好意思,让你等了好久。”红发护士再度现身时,对我说道,“不会害得你一直在等我吧?”

“是啊。”我说,“不过没关系,你好歹来找我了嘛。”

红发护士看了看表。“天哪……已经过了两个半小时。很抱歉,伦妮。”

我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医院是只狠心的狐狸精,国际日期变更线势必就在五月病房的尽头与护士站之间。降服“医院时间”的唯一方法,就是永远不要跟“医院时间”开战。若是红发护士声称她只离开了两个半小时,那我就乖乖买账好了。若是你非要跟“医院时间”闹别扭,人家会担心嘛。他们会问你:“请问,你觉得现在是哪年?请问,你是否记得首相叫什么名字?”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不过呢,等来的倒是个好消息。”护士对我说,“今天下午,我就可以带你去绘画教室。”

我心不在焉地穿上拖鞋,突然发觉我的脚明显已经放弃了周日盛装风拖鞋,而选了日常休闲风拖鞋。好吧,毕竟要穿什么鞋,还不是脚说了算。

“我们出发吧?”等我穿好晨衣,护士问道。

“好。”我一边说,一边挽起护士伸出的胳膊。

求生本能,堪称玄妙:不管要从五月病房去哪个地方,我都已经越来越爱记路线了——我的潜意识只怕很担心自己是被人关起来了吧。因此,我大可告诉你,想从五月病房去往绘画教室,你该在护士站旁边左拐,穿过一条长走廊,通过一扇双开门,再沿另一条走廊直走,右转,再穿过一条长走廊。紧接着,你会抵达一个由走廊交错而成的十字路口,随后左转,走进一条稍有点坡度的过道,绘画教室就在过道右侧。教室门很不起眼,我却并不介意:低调的大门后面,往往藏有佳品。

红发护士敲敲教室门,又推开教室门,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那间专供病患使用的绘画教室。它正一心等待:教室里一尘不染的课桌,在等待颜料、划痕和污渍。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课桌终将伤痕累累,活像桌上文了刺青;不过,伤痕却又会让每张课桌都各富特色,而对绘画教室里那群生命垂危的“艺术家”而言,桌上的伤痕最能让人记起一只只握笔涂绘、泼墨挥洒的手。教室里一张张座椅,在等待将一群苦命人搂进怀中,让裹着石膏的腿搁在椅子上。至于窗户,正如之前临时工小姐所说,只有两扇。格拉斯哥公主皇家医院的大多数窗户都配有磨砂玻璃,既防病人看见室外,也防外人看见室内;绘画教室的窗户却明澈而又宽阔,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仿佛阳光跟我一样,正为找到一个从未去过的房间而雀跃。

白板前方是讲台,讲台后方坐着一名女子,她也在等待。女子面前摆着一块黑色石板标牌,她手握一支画笔,正凝神审视着它。察觉到有人进屋,女子吃惊地笑出了声。

“哎哟,真对不起!”她嘴里说道,“你们等多久了?”

“嗯,很抱歉贸然打搅,我们是来上美术课的。”护士说。

“我叫伦妮。”我说。

“嗨,我叫皮帕。”女子跟我握了握手。

“接下来我自己搞定吧。”我压低声音告诉红发护士,她点点头,离开了。

“嗯……呃……嗯。”皮帕紧盯着教室门,“她还会回来吗?”

“暂时不会。据说,美术课要上一个小时。”我回答。

“说得对。”女子说着拉过一把椅子,好让我坐到她身旁,“不过呢,美术课要到下周才开始。”

一阵沉默。

“没关系,”女子的口吻很爽朗,“你来帮我搭把手吧。”

要问皮帕是哪种人?皮帕,她会在火车站给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三十便士,好让对方去用洗手间;皮帕,她不怕淋雨,爱吃的佳肴是“周日烤肉”;皮帕,她看似属于养狗一族,养的是条沙色小狗,其实不然;皮帕,她会为聚会庆典自制耳环,坐拥数百幅绝妙的画作,却既没有展出也没有卖出,因为她还没有弄懂怎么使用自己的网站。

桌上的黑石板系了一根粗绳,分分钟会被挂起来。

“这是什么?”我问。

“是绘画教室的门牌。”皮帕回答。

“那你在等什么?”

“灵感。”

“要等多久?”我问。

“嗯……”皮帕瞥了一眼手表,“我本来是专程来下颜料订单的,结果我已经在这儿待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要我帮你挂门牌吗?”

皮帕瞪大眼睛,端详了我一会儿。虽然不知道她想在我脸上找些什么,但她想必是找到了吧——她把石板门牌从桌上推过来,又递给我一支画笔。

“绘画教室有什么名字吗?”我问。

“嗯,这正是棘手之处。严格来说,应该叫B1.11房间。”

“真是诗意盎然。”

“没错。”皮帕回答,“所以,我正绞尽脑汁取名字呢。”

“给教室取名要守什么规矩吗?”我问。

皮帕回答:“或许没什么规矩吧。”于是,我挥动了画笔。等我写完以后,皮帕又在教室名字周围画了几朵白花。我望着画画的皮帕,发现她的开襟毛衫衣袖上有一根沙色的毛发——难道来自那条她并没有养的狗?

“很不赖。”等到大功告成,皮帕开口说,“非常不赖。”

红发护士再度现身来接我时,皮帕和我已经挂上了门牌,正为格拉斯哥公主皇家医院刚刚命名的美术治疗室欢庆喝彩。


尽管她再也没有回过格拉斯哥公主皇家医院,尽管她花了多年时间苦苦寻找工作职位,尽管现实证明她的艺术学位一钱不值,而她也从未踏上艺术创作之路,临时工小姐始终心知:她在那家医院有个朋友,她也亲手改变了那家医院。谁说不该为她鼓掌呢?毕竟,她才是医院“玫瑰画室”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