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的编修

《大明律》是有明一代的国家法律，最初由朱元璋主持制定，后几经修订，前后历时三十年。朱元璋早在吴元年(1367)冬十月，命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二十人为议律官，开始草拟《大明律令》，同年十二月律令修成，共计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刊布天下。洪武六年(1373)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等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完成，颁布天下。其篇目和唐律完全相同，共三十卷，六百零六条。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感到洪武七年律文“犹有未当者”，又令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厘正十三条”。洪武二十二年(1389)，朱元璋又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再次更定《大明律》，因洪武十三年(1380)废中书省，不设丞相，故二十二年(1389)所定《大明律》，以《名例律》冠于篇首，下面按六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六律下各分若干门，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后太孙朱允炆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又编纂了《钦定律诰》，共一百四十七条，其所有条目均属于真犯死罪和杂犯死罪的范围，用来明确、完善、补充明律有关死罪的律文。朱元璋将《律诰》附于明律正文之后，总其名曰《大明律》，于三十年(1397)颁布中外，令子孙世世守之，不得更改。正如《明史·刑法志》所说：“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于天下。……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大明律》所附的《律诰》，明代中叶以后被废而不用，而有变通之处，则发布诏令或制定条例，辅律而行。如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

《大明律》共三十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议（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以及吏律二卷、户律七卷、礼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四百六十条。基本内容包括：《名例律》一卷，四十七条，是全律的纲领。名例是刑名和法例的简称。它规定了对不同等级、不同犯罪行为论罪判刑的基本原则。《明律》“八议”中文武官员的特权与前代比较有所下降。《吏律》包括《职制》《公式》二卷，三十三条。主要规定文武官吏应该遵循的职司法规及公务职责。其中“大臣专擅选官”“文官封公侯”“交结朋党紊乱朝政”“交结近侍官员”“擅为更改变乱成法”等死罪条款为明律所特有，反映出明初中央集权强化的特点。《户律》分为《户役》《田宅》《婚姻》《仓库》《课程》《钱债》《市廛》七卷，共九十五条。此律是有关社会经济、人身关系及婚姻民事内容的立法，其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大为增加，反映出经济的发展。《礼律》分《祭祀》《仪制》二卷，二十六条。此律是对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及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各种礼仪的法律规定。《兵律》分《宫卫》《军政》《关津》《厩牧》《邮驿》五卷，共七十五条，此律是有关军戎兵事的立法。《刑律》分为《贼盗》《人命》《斗殴》《骂詈》《诉讼》《受赃》《诈伪》《犯奸》《杂犯》《捕亡》《断狱》十一卷，共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了对刑事犯罪的论罪定刑及诉讼、追捕、审判的原则，是全律的重点。其中对“谋反”“大逆”“造妖书妖言”“强盗”“官吏受赃”以及“强奸”等论罪均较重，而对“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和奸”以及雇工人殴、骂、奸、告家主等间接危害封建名教的罪罚则有所减轻。《工律》分《营造》《河防》二卷，十三条，是关于工程营建、官局造作以及河防、道路、桥梁方面的立法。工律设置专篇为明代所独有。此外，又有丧服图和五刑图。

朱元璋主持制定明律的要求是“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指导思想是“刑乱国用重典”。明律上承唐律而又有变化，和唐律比较，明律是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即对一般性违犯礼仪教化的处罚，明律大多较唐律轻，而对直接危害统治的“谋反”“大逆”“强盗”“劫囚”“盗大祀神御物”等罪，明律处刑大多较唐律重。明律还用严刑整肃吏治，特别是贪官污吏，又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以维护君主集权统治。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明律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在司法审判制度上，明代也有自己的特点，不少为清代所继承。前期清律几乎照抄明律。

《大明律》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典，有它自己的特色，如条目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按六部官制设立篇目等，同前代律典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发展。《大明律》集中反映了儒家形式的社会伦理纲常，是当时东方世界先进法文化的代表。在世界法制史上，《大明律》不失为一部独具特色而又居于当时世界前列的重要法典。

《大明律》版本很多，国内有明正德十六年(1521)刻本，嘉靖本、隆庆本、万历十三年(1585)本和三十八年(1610)本。解释明律的书也不少，如隆庆二年(1568)重刊无名氏的《大明律疏附例》、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等等。清末沈家本之友董绶金东渡日本时，见其国库所藏明律有六十多种，多为国内所无，亦可看出《大明律》版本之多、影响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