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同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后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不谓辛亥以还，且于国人流血而得之共和，痛加诅咒。《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天下之敬爱先生者，无不为先生惜之！中国帝制思想，经袁氏之试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锐意提倡，一若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弃也者。近且不惜词费，致书黎、段二公，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识者皆目笑存之，本无辩驳之价值。然中国人脑筋不清，析理不明，或震其名而惑其说，则为害于社会思想之进步也甚巨，故不能已于言焉。惟是康先生虽自夸，“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然实不通外国文，于外国之论理学、宗教史、近代文明史、政治史，所得甚少，欲与之析理辨难，知无济也。曷以明其然哉！原书云：“今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认与生番野人等乎？”按台湾生番及内地苗民，迷信其宗教，视文明人尤笃。则人皆有教，生番、野人无教之大前提已误，不拜教主，且仅指不拜孔子，竟谓为无教之人乎？则不拜教主即为无教之小前提又误。大小前提皆误，则中国人无教与生番野人等之断案，诉诸论理学，谓为不误可乎？是盖与孟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之说，同一谬见。故知其不通论理学也。欧美宗教，由“加特力教”（Catholicism）一变而为“耶稣新教”（Protestantism），再变而为“唯一神教”（Unitarianism），教律宗风，以次替废。“唯一神教”，但奉真神，不信三位一体之说。斥教主灵迹为惑世之诬言，谓教会之仪式为可废，此稍治宗教史者所知也。德之倭根，法之柏格森，皆当今大哲，且信仰宗教者也（倭根对于一切宗教皆信仰，非只基督教已也）。其主张悉类“唯一神教派”，而教主之膜拜，教会之仪式，尤所蔑视。审是西洋宗教，且已由隆而之杀。吾华宗教，本不隆重，况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人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乃强欲平地生波，惑民诬孔，诚吴稚晖先生所谓“凿孔栽须”者矣！君权与教权，以连带之关系同时削夺，为西洋近代文明史上大书特书之事。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其反抗最烈，影响最大者，莫如英国之“清教徒”，以不服国教专制之故，不惜移住美洲，叛母国而独立。康先生蔑视佛、道、耶、回之信仰，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吾故知其所得于近世文明史、政治史之知识必甚少也。然此种理论，必为康先生所不乐闻，即闻之而不平心研究，则终亦不甚了了。吾今所欲言者，乃就原书中，指陈其不合事实、缺少常识、自相矛盾之言，以告天下，以质之康先生。
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内务部取消拜跪礼节，南北报纸，无一反对者，而原书一则曰“当道措施，殊有令国人骇愕者”。再则曰“国务有司所先行，在禁拜圣令，天下骇怪笑骂”。吾知夫骇愕笑骂者，康先生外宁有几人？乌可代表国人，厚诬天下？此不合事实者一也。欧洲“无神论”之哲学，由来已久，多数科学家，皆指斥宗教之虚诞，况教主耶？今德国硕学赫克尔，其代表也。“非宗教”之声，已耸动法兰西全国，即尊教信神之“唯一神教派”，亦于旧时教义教仪，多所吐弃。而原书云：“数千年来，无论何人何位，无有敢议废拜教主之礼，黜教主之祀者。”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此不合事实者二也。吾国四万万人，佛教信者最众。其具完全宗教仪式者，耶、回二教，遍布国中，数亦匪鲜。而原书云：“四万万人民犹在也，而先自弃其教，是谓无教。”又云：“今以教主孔子之神圣，必黜绝而力攻之，是导其民于无教也。”以不尊孔即为无教，此不合事实者三也。原书命意设词，胥乏常识。其中最甚者，莫若袭用古人极无常识之套语，曰以《春秋》折狱，曰以“三百五篇”作谏书，曰以《易》通阴阳，曰以《中庸》传心，曰以《孝经》却贼，曰以《大学》治鬼，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吾且欲为补一言，曰以《禹贡》治水，谅为先生所首肯。夫《春秋》之所口诛笔伐者，乱臣贼子也。今有狱于此，首举叛旗，倾覆清室者，即原书所称“缁衣好贤宵旰忧劳”之今大总统，不知先生将何以折之？（辛亥义师起，康先生与其徒徐勤书，称之曰贼、曰叛，当不许以种族之故，废孔教之君臣大义也）所谓以《大学》治鬼者，未审与说部《绿野仙踪》所载齐贡生之伎俩如何？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等语，是否在此半部中也？呜呼！先生休矣。先生胫胫以为议院、国务院，无擅议废拜废祀之权，一面又乞灵议院，以“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要求政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以上皆原书语）。夫无权废之，何以有权兴之？然此犹矛盾之小者也。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尊孔教。既推尊孔教矣，而原书中又期以“不与民国相抵触者，皆照旧奉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
吾最后尚有一言以正告康先生曰：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教界伟人不生此土，即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亦必无何等威权，何种荣耀。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又岂干禄作伪之孔教所可救治？古人远矣！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法国社会学者孔特，谓人类进化，由其富于模仿性，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资其模仿者也）。若康先生者，吾国之耆宿，社会之中枢也。但务端正其心，廉洁其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则裨益于风俗人心者，至大且捷，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
（原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一九一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