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FOREWORD

始于科技，成于资本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和中国发展的逻辑和经济结构都在发生调整。

科技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思想创新带来的科技创新是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源泉。对中国经济保持乐观态度的国际投资人瑞·达利欧也在《原则2》中提到，世界的未来发展由金融周期、社会周期、科技周期三重周期塑造，而社会周期和金融周期背后的主动影响都是科技周期。而中国正在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周期已经结束，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尤其在中国制造低人工成本红利消失、中美贸易摩擦、供应链风险上升等情境下，中国不得不提前加速自我创新。

一个行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领先者挤压后进者的格局。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的竞争也会有类似的情况。科技创新领先国开拓成功之路，为后来者树立了典范，但也以竞争挤压甚至非经济手段围堵后发者的发展空间。2022年8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将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势头作为目标，既提出了着眼当下的美国半导体产业发展扶持方案，又立足长远侧重于美国科技研发的投资。当科技创新领域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不断摸索和开拓新的空间，发展硬科技才是破局的关键。

中国科技创新起步相对较晚，发展与赶超的关键之一是国家与社会层面的整体行动，用“政策的手”和“市场的手”合力托举新兴中小企业，用制度和资本共同培养“小巨人”企业和中国制造的“隐形冠军”。做得好，可以让中国后来者居上；做不好，可能反而会浪费资源。

2022年“专精特新”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类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中小企业，通常是深耕某一制造领域的单项冠军。正如管理学教授赫尔曼·西蒙所言，不被公众熟知却在某个细分行业或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的所谓“隐形冠军”可能是未来全球化的先锋之一。“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的关键也需要这些“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尤其像生命科学与医疗、数字化转型、碳中和、智能制造等长坡厚雪的赛道，将诞生越来越多本土科技企业。

不过，当我们看到创新企业产生巨大长期效益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它们当下遇到的困境。不同于常规投资，对科创企业的投资往往周期长，前期投入高，收益无法迅速实现，也面临着高不确定性以及失败的风险。在一个更看重短期回报、追求高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下，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长期价值被低估、融资成本高企都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动力。

对于科技创新的投入不应屈从于短期的经济理性，而应为长期开拓积累势能。所谓“始于科技，成于资本”，历史上重大的科技革命都离不开金融资本的支持。比如，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强大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得美国在第二、第三次产业革命之中迅速崛起。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支持创新的金融生态体系里，有许多突破传统模式的创新值得借鉴，其中包括“科技银行”与企业主导的风险投资。

介于风险投资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科技银行”在评判企业时更重视企业核心团队的成长性和未来价值。如今的科技巨头英特尔、微软、雅虎、亚马逊、苹果等都曾受益于银行业风险资本的介入。

而与“传统”的专业风投相比，企业主导的风险投资可以在其聚焦的行业里对失败更宽容，也更密切地服务于母公司的战略发展，成为激励所投企业创新的更优手段。目前在中国，像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头部科技创新企业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企业风险投资。

近年来随着注册制改革逐步推进，科创板、北交所相继推出，直接融资对上市企业创新的作用会越发明显。尤其北交所的成立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了新阵地。不少处于初创期、体量较小、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抓住了北交所带来的融资并上市的机会，获得了急需的资金，部分企业进阶到沪深交易所上市。中国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实质性地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具备了更好地扶持广大中小企业上市发展的能力。

专注研究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关系的英籍委内瑞拉裔经济学者卡洛塔·佩雷斯曾提出，科技周期的导入期是对已有系统的破坏，少数企业盈利的同时，贫富差距加大；展开期则是大部分企业因科技获益，贫富差距或能缩小。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阶段的过渡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各行各业，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加大对中小科创企业的扶持力度也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

无论如何，科技创新最终都要服务于民生发展、百姓福祉。只有真正理解资本与创新的内在关系，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真正为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让中小企业如鱼得水，今天的“小巨人”可能就是未来的“龙头”企业。

《复旦金融评论》主编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
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