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的生死抉择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最末一篇，记述了司马迁的家族世系和家学渊源，以及创作《史记》的背景和志向，同时也是《史记》全书的总括纲目。

生存还是毁灭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是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名言。

在两千多年以前，在一间狭小而幽暗的囚牢中，一位衣衫褴褛的囚者，正在用他那个时代最富有思想力的头脑，反复思索着同样的问题——是生存还是毁灭。

士可杀，不可辱，与其选择苟且的生，却不如选择壮烈的死来得痛快！

然而，壮烈的死固然显得气壮山河，但它就比屈辱的生更有意义吗？

万籁俱寂，空气似乎已经凝滞，时间也仿佛被定格。在一片寂静中，他忽然睁开了双眼，双眼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所有的阴暗都在这道强光下无所遁形——他的沉思终于有了结果。

第二天，当酷吏向这个囚者行刑时，他只是泰然自若地闭上了双眼，没有惊慌，没有畏惧。他知道，当他再次睁开双眼之时，他将面临一生的屈辱，但同时也将迎来他的新生！

不知死，焉知生！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从此，在他的笔下，原本生冷的历史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每一个文字都充满了盎然的生机，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演绎出一幕幕历史的悲喜剧！

他给这部历史大剧定名为《太史公书》，后世俗称之为《史记》，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司马迁！

在这部《史记》中，司马迁还特意写了一篇自序，这就是《太史公自序》。从篇目顺序来讲，这篇自序位列《史记》的最后一篇，但我觉得应该先从这篇自序开始讲起。只有先了解司马迁的人生和创作背景，才能更深入理解这部他用血泪凝结而成的伟大历史著作。

司马迁的家族与家学

让我们来简略复原一下这位伟大史学家的生平吧。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今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至今在韩城仍留有司马迁的纪念遗迹，以及有关司马迁的传说。由于史料的缺失，司马迁的生卒年代不是很明确，不过，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进行了考证，考订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卒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享年60岁[18]，姑且以此作参考。

司马迁之所以能成长为一代伟大的史学家，和他的家族传承密不可分。

在《史记》的开篇，司马迁花费了不少的笔墨来记述司马家族的历史。从颛顼时代掌管天文、地理的重黎，到周宣王时期的程伯休甫，再到秦国伐蜀大将司马错，我们可以从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感受到他强烈的家族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及他创作《史记》的强大使命感和自信力。[19]

司马错之后，司马家几代人都为秦国效力，并且长期担任军事要职，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还跟随大将白起参与过长平之战。因此，《史记》中关于后来长平之战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的惨烈记载，绝非司马迁凭空臆测，而是有先祖亲历战争后留下的文字或者口述材料的。

司马靳的孙子叫司马昌，在秦始皇时代担任过主铁官，管理冶炼和铸铁，属于秦朝经济部门的一个重要长官。从战国中期开始，铁器开始大规模普及，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铁的冶炼和铁器铸造也越发成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战国时代的秦国开始在咸阳设置铁官。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可见对金属的管制非常严格，只允许把铁器和铜器用于铸造钱币和农业生产。因此，司马昌所担任的主铁官，和秦朝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甚至关乎着秦朝的国运走势，是极为重要的国家职务。[20]

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做过汉朝都城长安的“市长”，当然这里的“市长”绝非今天意义上的市长，而是负责管理市场的长官，掌管长安全城范围的供销的征税，相当于今天的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兼税务系统的长官。可见，司马无泽对整个长安，乃至整个关中的经济贸易情况应该都了如指掌。[21]因此，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说，关中之地（函谷关以西）的国土只占天下的三分之一，人口只占天下的十分之三，但财富却占到了全天下的十分之六。[22]

司马昌和司马无泽两代先祖，都先后担任秦、汉两代王朝经济和商业领域的高层长官，对国家财政和天下税赋都有深刻的认识和见解，这些都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积累了经济方面深厚的家学渊源。因此，司马迁能在《史记》中开创性地写出《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两篇经济学篇目，绝非偶然，而是家学积淀的必然结果。

司马无泽的儿子司马喜，是司马迁的祖父，在汉朝官至五大夫，是当时二十等官爵中的第九级，是大夫中最尊贵的一级[23]。可以看出，到了司马喜这一代，司马家族开始由国家经济官员向士大夫阶层转变。

司马喜之后，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是司马家族中对司马迁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人。

从《史记》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作者就是两个人，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

《史记》中有哪些部分是司马谈写的？这个没有定论，但是根据王国维、顾颉刚、赵生群等学者的考证，《史记》中至少有十二篇是出自司马谈之手，另外还有几个篇目也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合著。[24]

当然，这些只是学者们的考证，至今并无定论，《史记》的实际创作情况我们已经无法知晓了。

目前，唯一可以百分之百明确是出自司马谈之手，并且能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就是附在《太史公自序》中的《论六家要旨》了。

《论六家要旨》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次系统梳理和分类了诸子百家。司马谈将诸子百家归类为六家，即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并且极力尊崇道家之学。其中，“名家”的概念属历史上首次提出。后来，西汉学者刘歆又在司马谈的基础上继续将诸子百家归类为十家。关于这些，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里都有过系统的论述。[25]

司马谈创作《论六家要旨》之时，汉武帝已经开始推行“罢黜百家”政策，儒学成为正统官学，而司马谈则借创作《论六家要旨》大谈道家黄老思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汉武帝尊儒政策的一种历史提醒。

实际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不大可能公布于世的，按照汉武帝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他一旦看到这样的文章，恐怕难免不会问罪于司马谈。

司马谈虽然尊崇道家，但却并不排斥儒家和其他四家，而是分而论之，各论其长。而且，司马谈在给司马迁的临终遗言中，反而让他尊效儒家的两位先圣——周公和孔子。

可见，司马谈的学术思想不仅博采众长，而且兼收并蓄，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排斥其他诸子学说。司马谈这种对待学问的态度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一点也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撰述《史记》的风格。[26]

我们从司马迁的家世传承中可以看出，他的家族先后担任过天文、地理、军事、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国家要职，这些都为司马迁创作《史记》提供了宝贵资源和精神动力。

虽然在我们今人看来，司马迁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司马迁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博物学家。也正因为司马迁在诸多领域都有着深厚的家学传承和学术造诣，《史记》才不仅仅只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当时的一部百科全书。

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历程

司马谈当时担任的官职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对这份职务十分看重，因为司马家族祖上曾是“周室之太史”，如今他担任太史令也就意味着自己接续了先祖的事业。而且，司马谈立志要把这份事业传承下去，让自己的后世子孙也承袭太史令，因此他也格外看重对儿子司马迁的培养。

司马迁刚刚6岁的时候（约前140年），他就被父亲司马谈带到了西汉都城长安；10岁的时候，就开始通读经史典籍。《尚书》《左传》《世本》《国语》这些在我们今人看来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的典籍，都成为年仅10岁的司马迁的必读书目。可以说，司马迁从小就耳濡目染，被父亲司马谈寄予了厚望。

根据在湖北张家山汉墓中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中《史律》的记载，汉代对太史的培养是十分严苛的。只有史官的后代才有资格担任史官，而且还必须要年满17岁，才能到专门培养史学人才的“学室”去学习，成为一名史学童，进行为期三年的学习。更严苛的是学习的过程中，史学童必须要通过两项考核，完成才能“毕业”，才能真正具备成为一名史官的资格。[27]

哪两项考核呢？第一，必须能够读写《史籀篇》[28]五千字以上；第二，熟练使用八种字体，即“秦八体”（指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

司马迁要做的不是普通的史官，而是太史令，他所要付出的要比其他人更多，因此，司马迁早在10岁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涯。当司马迁17岁的时候，他必然也接受了“学室”的专业培养，并且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

正所谓学海无涯，司马迁也深知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道理，他并不满足于三年来在“学室”中学到的专业知识，他决定去游历一番，去看看这大千世界，这一年司马迁20岁。

从此，司马迁便开始了漫长的游历，他实地考察山川风物人情，记述历史传说故事，“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难怪顾炎武会说，秦汉之际，战场形势和军事线路十分曲折复杂，唯独司马迁对此了如指掌。[29]诚如顾炎武所言，如果司马迁没有这一番壮游的经历，我想他不会对纷繁复杂的山川地理和军事战争有如此清晰的把握。

司马迁在20岁时选择壮游天下，还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原因——历史材料十分匮乏。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由于大量书籍被焚毁，历史类书籍便首当其冲，再加上秦末汉初的动乱，以及当时的文字载体还是笨重的竹简等因素，最终导致汉朝初年的学术文化事业一度面临非常窘迫的境地。

事实上，一直到西汉末年，这种状况都没有多少改观，搜罗书籍始终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汉成帝的叔叔东平王刘宇想阅读诸子书籍和《太史公书》（即《史记》），却始终无法得到，最终只能向朝廷上疏求取。然而，汉成帝却听信了权臣王凤的进言，怀疑东平王求取书籍是图谋不轨，最后拒绝了东平王的请求。[30]

可见，在西汉时期书籍是何等匮乏，搜集书籍又是何等困难。因此，司马迁就是要通过游历来“网罗天下放矢旧闻”，这些“旧闻”有民间传说的口述资料，也有碑刻古迹，这些无不成为司马迁后来撰述《史记》的重要素材。

比如，司马迁前往薛地考察孟尝君的事迹，从当地人口中打听到孟尝君当年招纳门客，光是犯法之人就招揽了六万多，可见孟尝君广纳门客绝非虚言。再比如，司马迁亲自到淮阴考察韩信的早年事迹，从当地人口中得知韩信早年就有不同于常人的志向，而且极尽孝道，家中窘困，却依然为母亲寻到了宽敞的墓地，司马迁实地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墓地，果如当地人所言。

在司马迁35岁之时，他又以郎中的身份奉旨随军征讨西南夷，并且在西南地区生活了至少半年时间。汉朝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政策大致有两项，一是“以故俗治”，二是“毋赋税”[31]，司马迁的主要职责就是落实这两项国家政策，并且安抚当地的百姓。

正是这段在西南随军的经历，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后来的撰史理念。司马迁在《史记》中独创性地写出了《匈奴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六篇民族史传篇目，这反映了司马迁的大一统观念和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这在当时无疑是十分超前的先进思想。这些都与司马迁的这次随军征讨西南夷的经历密切相关。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同汉武帝封禅泰山。途中，司马谈因病滞留在了周南（今洛阳附近），不能参与封禅大典这样的旷世盛举，他为此愤懑不已。疾病加上情绪波动，很快就拖垮了他的身体，病重的司马谈已是气息奄奄。

恰逢此时司马迁奉皆从西南归来，他在周南见到了弥留之际的父亲司马谈，父亲眼含着热泪，留下遗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即将撒手而去，作为儿子的司马迁必然接过父亲的班，成为下一任太史令。而司马谈的遗愿就是写成一部涵盖古今的通史，这是司马谈数十年的最大心愿，如今，这一宏愿只能交给司马迁来完成了。

司马谈去世后三年（前108年），38岁的司马迁正式继任太史令，继续撰述父亲未能完成的《太史公书》。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天汉三年（前98年），由于司马迁在李陵事件中为李陵辩白，招致锒铛入狱，随即在第二年便被处以宫刑。对于司马迁来说，宫刑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痛苦，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羞辱，他经常“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李陵事件只有只言片语，一笔带过，但是在另一篇《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却是满纸血泪，控诉着自己所遭受的屈辱和世道的不公。司马迁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有的克制和理性，在《史记》中他并不想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写入书中，他唯有在私下和友人的书信中才能宣泄情绪。

司马迁遭此大难，虽然身体已经饱受摧残，但他的意志却并未就此消沉。他更加坚定了撰述《史记》的志向，发愤著书，终于在他生命终结之前，完成了《史记》这部著作。

撰述完《史记》之后，司马迁似乎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晚年生活如何，他死于何时，又死于何地，这些都成了难解的谜题。又或许，这部凝结着司马迁毕生心血的《史记》已经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生死于他而言已经无足轻重，在某个寂寥无人的深夜，司马迁和这个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传之后世，让它流传到城市的每个角落，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和读到，这是司马迁对这部《史记》的最后愿望。这个愿望最终实现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闪耀了两千多年，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