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三黜赋——王禹偁在商州 滁州与黄州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属山东）人。北宋诗人、文学家，宋初著名直臣、改革派先驱，宋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家世务农，三十岁进士及第，历官成武县主簿、长洲知州、右拾遗、直史馆、左司谏、中书侍郎、直昭文馆、礼部员外郎、知扬州兼管内堤堰桥道事、工部郎中、刑部郎中等，其间三任知制诰，一入翰林。为官十八年，三起三落，先后被贬商州、滁州、黄州。著有《小畜集》《小畜外集》《承明集》等。
因缘际会，2021年春我两次到安徽滁州，也两次访问琅琊山、醉翁亭、酿泉，以及醉翁亭后边的二贤堂。二贤者，北宋王禹偁、欧阳修也。他们都曾任滁州知州，并且都是放谪来此。堂中塑像高古端庄，左为王禹偁，右为欧阳修，一个执卷远望，一个拈须思索，见之心中肃然起敬。
二位文神在上，请接受晚生虔诚的膝盖。
慨叹一代文宗、宋初著名诤臣王禹偁身后之名，远不如他之后的欧阳修和苏轼。虽然欧、苏对王禹偁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欧阳修《书王元之画像侧》中说自己的文章远远不如王禹偁：“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苏轼《王元之画像赞并序》中评价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并说他是宋初独一无二的名臣。一千余年后，如我这般嗜读古人书并且以文章自命的人，对于王禹偁其人其事其诗其文，所知尚且甚少，何况他人。
第二次从滁州归来后，我将王禹偁的诗文供奉在案头，余暇时时研读。很显然，王禹偁的诗文尤其是窜逐商州、滁州和黄州期间的作品，像《离骚》一样，多是古时穷愁人之词、愤懑人之语、忧国忧民之言，不是用来消愁解闷的。偶尔也有例外，譬如写黄州小竹楼的文章。
又一个人间芳菲四月天，窗外柳条初绿，千花灿笑，春山春水骀荡多情，春烟春云从容纵横，我虔心诵读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
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毁，蓁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助也。
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
文章清丽自然，历千余年仍芬芳可人心意。当时心间欢喜如枝上群雀相呼，信手在书眉批点道：王禹偁文章，我最喜此篇，字字古淡萧疏，句句摇曳生姿，读来清香如品新茶，痛快如饮陈醪，真古文豪大手笔也。王安石说此文胜过欧阳修《醉翁亭记》，并非谀言。
只是，一代文豪王禹偁因直躬行道、锐于进言，又性格耿介、开罪宵小，一生三次遭遇黜放，经历了无尽的坎坷和耻辱，内心少有清虚畅朗之时，似《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这般风流潇洒的作品难得一见。真是可惜。
王禹偁第一次被贬，起因是徐铉被诬案。
宋太宗淳化二年（991）春天，庐州尼姑道安来到京师，向开封府递交诉状，状告其表兄萧献臣和表嫂姜氏不孝，不赡养母亲（即道安的姑母）。开封府判官张去华讯问后，认为道安所告不实，驳回诉状，并将道安械送原籍。被戴上刑具押回庐州后，道安大跌脸面，又羞又恼，一直伺机报复。不久，她听人说，左散骑常侍徐铉与姜氏有亲戚关系，姜氏是徐铉妻子的侄女。仗着宋太宗礼遇佛门，秋天的时候，她再次来到京师，击响设在阙门前的登闻鼓，鸣冤叫屈。这一次，道安除继续状告表兄表嫂不孝之外，一并把张去华和徐铉也告了。状词中，她声称上次来京告状时，徐铉曾经给张去华写信，请他关照姜氏，所以张去华连查也不查，就把自己押回庐州。并且，她还状告徐铉与妻侄女姜氏通奸。
徐铉是南唐重臣，后来随南唐后主李煜归顺宋太祖。他也是五代宋初著名书法家，篆书和隶书尤其精妙。《宋史》说他性格简淡，质直寡欲，不喜释氏而好神怪。被道安控告时，他已经是一个七十六岁行将就木的老人。
经大理寺鞫问审理，并经刑部复审，认定道安所讼均是诬告，按法律应当反坐。这个时候，崇奉佛教的宋太宗出面干预，下了一道诏旨，命令不要追究道安的罪责。皇帝庇护僧尼，相关大臣私下虽然有意见，但既然案件已经查明，当事人还了清白，也就作罢了。时任左司谏、知制诰兼判大理寺事的王禹偁，却违抗圣旨，上书请求太宗严治道安。《宋史·王禹偁传》载：“禹偁抗疏雪铉，请论道安罪。”王禹偁其时是宋太宗的侍从和词臣，代行中书侍郎之职，深得皇帝宠遇。太宗面赐紫金鱼袋，封其为柱国。柱国是宋代十二级勋阶的第二等，仅次于上柱国，向来，有大军功或大勋劳者，才有资格加封。王禹偁当时可谓春风得意，仕途光明，也因此遭到朝中小人的嫉恨。身为掌管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主官，按理来说，他请求为徐铉雪冤并将道安绳之以法，是依法履行职责。但太宗见到奏疏，怒火中烧，加上小人乘机谗间，于是削去王禹偁所有官职，将他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同时免去所有涉案官员的现职，降一级使用，有的和王禹偁一样，也被放逐到边远之地。可怜的徐铉，风烛残年遭受如此诬陷，事情得以昭雪，反而无辜被贬邠州（今陕西彬州市），责授静难军节度行军司马，当年冬即病逝。
关于徐铉案，《宋史》徐铉、张去华、王禹偁三人本传都有零星记载，均否认徐铉与姜氏有奸情，但也都语焉不详，读来有迷云遮月之感，其中必有重大隐情。宋太宗借机将徐铉赶出朝廷，或许与徐铉是李煜的旧属有关，属于政治清算。王禹偁等人受案件牵连，不清楚其中奥妙，误打误撞冒渎天威，兼而得罪皇帝宠幸的僧人，被削职贬黜也就理所当然。
这年秋天，王禹偁携老父和妻儿，从京师赶赴商州贬所。出京路上，他不时依依不舍地回望京城，委屈的泪水打湿了衣襟。《初出京过琼林苑》：“得罪縻山郡，携家出帝乡。何时重到此，驻马泪浪浪。”《阌乡旅夜》：“行尽两京路，将登六里山。全家空洒泪，知是几时还？”王禹偁不是一个旷达的人，不像后来的范仲淹和欧阳修坦然面对贬谪，他在三次放黜期间所作的诗歌文章，都像用苦楝水泡过，充满了哀愁和苦闷，也充满了对重回朝廷的渴望。
王家世代务农，家境清苦，在王禹偁中进士入仕之前，父亲一直靠给人磨面为生，所以少年时代的王禹偁，被乡里称为“磨家子”。在单州成武县和苏州长洲县做地方官，王禹偁以风节自持，廉洁爱民，除了俸禄分文不取。入朝不久，他任知制诰，是清要之官，也是个肥差。按当时惯例，文学侍从之臣给加官晋爵者草拟制书，可以接受丰厚的润笔费，但他一概拒绝。譬如淳化二年（991）七月，朝廷为羁縻西夏李继迁，封之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国姓，改名赵保吉，其制词出自王禹偁之手，李继迁送五十匹马为润笔费，王禹偁辞而不受。所以为宦八年，王禹偁家中仍然环堵萧然。家底子本来就薄，这回又遭贬谪，名为团练副使，实际上就是被看管，不得签署公事，俸禄也停止发放，一家老小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
从京师到商州，途中要经过中牟、郑州、荥阳、新安、灵宝、阌乡等地。王禹偁的行李除了四季衣物、口粮和炊具，就是满满一车书。全家的财产，只有一匹马和一头驴。驴子拉书，马驮行李，老父亲坐轿子，自己和妻儿步行。经过灵宝稠桑坡，车子突然磕碰翻倒，望着散落一地的书籍，王禹偁苦笑之余，戏作《稠桑坡车覆》：
稠桑坡险忽摧车，悔戴儒冠出敝庐。
已被文章相错误，谪官犹载一车书。
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吃尽苦头，夜里住在山中野店，经常听到老虎的咆哮，一家人吓得不敢睡觉。即便如此，王禹偁仍写了多首诗歌，如追昔感今的《荥阳怀古》《过鸿沟》等。历尽艰辛，他们终于走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抵达商州地界。
位于秦岭东段南麓的商州，宋初属于陕西路，是一个军事要地。时任团练使翟守素是一个颇有军功和政绩的老将，与王禹偁是济州（治所时在今山东菏泽，后移今山东济宁）老乡。或许是轻视文官的缘故，他对贬到麾下的王禹偁很是冷落，非但不加以关照，还故意刁难，甚至不允许王禹偁住官舍。王禹偁一家只好借居州衙附近的妙高禅院。
妙高禅院里的僧人对王禹偁早有敌意，因为王禹偁向来排佛崇道，曾上书规谏太宗：“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御戎十策》）所以禅院只给王禹偁安排了几间破烂不堪的下等僧舍。巧合的是，王禹偁在僧房的墙壁上，竟然看见自己三年前的诗作《应制皇帝亲试贡士歌》。那是端拱二年（989）春闱，太宗于崇政殿亲试进士，并令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臣僚赋诗助兴。王禹偁的诗得到太宗垂青，他欢喜地对臣僚们说：“此歌不逾月遍天下矣。”这首诗果然传遍天下，只是在贬所见到，王禹偁心中五味杂陈。当年是皇帝身边的红人，多少人争着和自己结交，而今是放黜山野的罪人，连衣食住房都无法保障。
初到商州遭受的冷遇和窘境，王禹偁后来写进一百六十韵长诗《谪居感事》中：“坏舍床铺月，寒窗砚结凘。振书衫作拂，解带竹为椸。呼仆泥茶灶，从僧借药筛。钟愁上寺起，角怨水门吹。旧友谁青眼，新秋出白髭。”又说：“瘦妻容惨戚，稚子泪涟洏。暖怯蛇穿壁，昏忧虎入篱。松根燃夜烛，山蕨助朝饥。岂独堂亏养，还忧地乏医。”愁啊，刚三十八岁，王禹偁不但已经两鬓半凋，胡须也开始变白。这还不算，到商州几天后，陪伴他多年的老马因为旅途劳累，突然病死了。几年后，他在《酬种放征君》中追忆当时情境：“逐臣自可死，何必在远恶。”
刚到贬所，除了同年进士、曾经同朝为官的商州通判冯伉，王禹偁举目无亲，无依无靠。远在故乡的兄长和弟弟，生活比自己更加困顿，特别是正在攻书应举的弟弟，还需要自己接济和照拂。为了养家糊口，王禹偁租了十亩地，一家人种菜自给。又给人写行状、祭文、碑记之类的应景文章，弄点生活费和买酒钱。他在商州的诗多次写到种菜和采蔬。《种菜雨下》：“菜助三餐急，园愁五月枯。废畦添粪壤，胼手捽荒芜。”《偶置小园因题二首》其一：“十亩春畦两眼泉，置来应得弄潺湲。”其二：“从此商於地图上，画工添个舍人园。”《携稚子东园刈菜因书触目兼寄均州宋四阁长》：“我携二稚子，东园撷春蔬。可以奉晨羞，采采供贫厨。”放逐商州的一年零七个月，五百多天，王禹偁无公事可办，极度无聊，种菜是主业，写诗、课子是副业。
他闲得很，看花观鸟，喝酒作诗，读《周易》《道德经》《庄子》《离骚》，自遣枯索生涯。《上元夜作》：
去年正月十五夜，乾元门上奉乘舆。
今年正月十五夜，商於郡中为贰车。
谪宦门栏偏冷落，山城灯火苦萧疏。
炉灰拨尽不成寐，赖有逍遥一帙书。
诗中的逍遥，指的是庄子的《逍遥游》。二车，即副车，引申为副职，指代做商州团练副使的自己。
谪人的心是分外细腻而敏感的。第二年初春，商州的杏花次第盛放，他的副使衙门前的杏花却迟迟不开，感物伤怀，王禹偁作《知州厅杏花昨日烂漫录事院今日零落唯副使公署未开戏题二韵》：
知州宅畔繁如雪，录事厅前落似梅。
副使官闲花亦冷，至今未有一枝开。
诗题虽然称戏作，字里行间其实有无尽的凄凉、落寞和酸楚：连杏花也冷冷淡淡，看不上自己这个贬谪闲居的冷官。
幸好商州山水大好，又与冯伉的情谊日渐款密，翠峰碧水可堪胜游，同道知己可慰寂寞，他在商州的日子才稍为好过一些。
州内有六百里商山，山势峻拔，草木葱茏，商山四皓《紫芝歌》所谓“莫莫高山，深谷逶迤”。其中一山尤其挺秀，形如“商”字，成汤以之为国号，州郡以之为名字。又有古丹水、南静川等明丽水景，其中的丹水，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因盛产丹鱼而得名。春秋宜游季节，王禹偁常常携一壶酒，在丹水之畔的桃花树下，独酌觅句、持竿垂钓，或者到附近高车山上的四皓庙，与古贤人的灵魂对话，赋诗并刻写碑文。
日子过得很慢，但磨磨蹭蹭也到了秋天，菊花开了。面对菜园篱下初开的黄菊，王禹偁忽然忆起去年秋天做过的一个梦。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在太宗面前作诗，醒来后只记得“九日山州见菊花”这一句。隔了一天，他就被贬放到了商州，到商州时菊花正在盛开。梦有征兆，冥冥中的事有时候真是说不清。如今将近一年过去了，又快到重阳登高时节，王禹偁忆梦唏嘘，以此为题写诗道：
节近登高忽叹嗟，经年憔悴别京华。
贰车何处搔蓬鬓？九日山州见菊花。
梦里荣衰安足道，眼前杯酒且须赊。
商於邹鲁虽迢递，大底携家即是家。
诗的末句，明显是诗人自宽之辞，读来却更添几分苦涩。
王禹偁流传于世的诗歌作品有五百八十多首，作于商州的占了将近三分之一，有一百八十多首，商州是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其中多是自叹身世的愁苦之言，以《谪居感事》《清明日独酌》《弊帷诗》《七夕》为代表。此外，也多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如写商州百姓刀耕火种的《畬田词》，写京兆长安八县大旱人民流离失所的《感流亡》，写商州大旱复大水米价上涨众生嗷嗷的《秋霖二首》和《雷》。他还写了不少讽刺诗和寓言诗，如《乌啄疮驴歌》《竹䶉》《金吾》，讥讽鱼肉百姓的达官权贵，控诉繁重赋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他对自己这一时期的诗作是很满意的，淳化四年（993）秋，量移解州（今属山西运城市盐湖区）之后，他追忆商山的放黜生涯，作《览照》诗，说自己在商山的诗作数量众多、骨秀气清，并自信满满地说：“他年文苑传，应不漏吾名。”意思是，将来修撰本朝历史、文苑人物传应当不会漏掉自己的名字。
在商州，王禹偁与冯伉来往频繁。家人之外，冯伉几乎是王禹偁唯一可以倾诉心声的对象。两人都好老庄，常着道服，戴华阳巾，把酒拥炉，互诉心曲，谈人生理想和世外之事。《岁除日同年冯中允携觞见访因而沉醉病酒三日醒而偶赠》：“相逢不尽杯中物，何以支当寂寞州。”《和冯中允炉边偶作》：“涧松陵柏有朽时，我约君心无改易。”《日长简仲咸》：“风飘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不是同年来主郡，此心牢落共谁论。”一年多里，两人的酬唱诗累积达一百首，冯伉请王禹偁编成《商於唱和集》。
来商州第二年的秋天，团练使翟守素因病去世，冯伉继任，他让王禹偁一家从妙高禅院搬进了官舍。高山流水，知音做伴，逐臣的心才渐感温暖。
淳化四年（993）四月，朝廷举行南郊大礼，依例量移逐臣。此前，王禹偁委托大臣向太宗两上《陈情表》，说父亲日渐老迈，思念乡园，兄弟分散，远隔天涯，请求移官东土。太宗一直很器重王禹偁，见到《陈情表》，大为感动，令宰相将他移到解州，仍为团练副使。当年八月召回朝中，授左正言、直昭文馆。第二年三月任单州知州，刚到任半个月，又被召回朝，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其间父亲去世，太宗特令夺情起复。至道元年（995）正月，拜翰林学士，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长官。
王禹偁为官前后十九年，三知制诰，一入翰林。这回是他第二次知制诰。
太宗深知王禹偁秉性刚烈，眼中容不得灰尘，将其从解州召回时，曾经对宰相说：“禹偁文章，独步当世，然赋性刚直，不能容物，卿等宜召而戒之。”此语载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僧人释文莹《玉壶野史》又说，太宗曾在御榻前对王禹偁说过这样的话：“卿聪明，文章在有唐不下韩、柳之列。但刚不容物，人多沮卿，使朕难庇。”
但既然是秉性，天所赋之，轻易是改不掉的。此前量移解州，本来是好兆头，王禹偁却大失所望，作《量移后自嘲》：“可怜踪迹转如蓬，随例量移近陕东。便似人家养鹦鹉，旧笼腾倒入新笼。”诗中以鹦鹉自比，说自己这次量移，不过是从旧笼子倒腾到了新笼子。古代大文人的诗，一经传出，口口相诵，不几日就传遍天下。试想，朝中小人见到这首诗，在皇帝面前是如何搬弄是非的？太宗读后，又作何种感想？
回朝后的王禹偁，完全没有因为贬黜学会明哲保身，仍然直道行事，对诏命不当者多所辩驳，其间所作诗歌文章也多讽喻，因而得罪了不少人，包括权贵和僧尼。《宋史》本传：“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
太刚易折，亢龙有悔。至道元年（995），他再次因言获罪。
这年四月，宋太祖赵匡胤的最后一任皇后宋氏崩逝。于情于理，其丧事都应当隆重操办。但她的丧礼却未按礼制举行，群臣也未穿上丧服参加丧仪。王禹偁对此很不赞同，私下里对人说：“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这话传到太宗的耳朵里，宠幸的大臣和僧尼又在耳朵边添油加醋百般口舌，赵光义龙颜大怒，对宰相说：“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近观举措，终焉不改。禁署之地，岂可复处乎？”（《续资治通鉴长编》）于是，做翰林学士刚刚百日的王禹偁，以谤讪、轻肆的罪名，被罢去翰林学士等职务，谪放滁州（今安徽滁州市）。《宋史》本传是这样记载的：“孝章皇后崩，迁梓宫于故燕国长公主第，群臣不成服。禹偁与客言，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坐谤讪，罢为工部郎中，知滁州。”
知州是地方大员，相当于商周时代的诸侯、汉代的刺史、唐代的太守，对于常人来说，做俸禄二千石的知州是光宗耀祖的事。但在唐宋时期，由知制诰或翰林学士出为知州，无疑是左迁。唐宋时代，文官最荣耀的事有六件：登进士，进馆阁，知制诰，入翰林，掌贡举，做宰相。知制诰和翰林学士对掌内外制：知制诰即中书舍人，为中书门下撰拟诏令，称为外制；翰林学士为皇帝起草诏令，称为内制。一般而言，做过知制诰才有入翰林院为学士的资格，而翰林学士极有可能做宰相。所以知制诰、翰林学士是贵重显要之官，又是皇帝的侍从，职位虽然不高，地位却十分尊崇。以两宋为例，朝会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班行在秘书监、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寺诸监寺长官之上；举行大宴时，则在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使之下，众官之上。所以，王禹偁外放滁州，地位一落千丈。
更让王禹偁羞愧和愤懑的是贬谪制词：“王禹偁顷以文词，荐升科级，而徊徉台阁，颇历岁时。朕祗荷丕图，思皇多士，擢自纶阁，置于禁林。所宜体大雅以修身，蹈中庸而率性。而操履无取，行实有违，颇彰轻肆之名，殊异甄升之意。宜迁郎署，俾领方州。勉务省躬，聿图改节。可工部郎中、知滁州。”（《宋大诏令集》）制词对王禹偁的操守、品格、行状极尽贬低。向来以风操自守的王禹偁见到后，不啻五雷轰顶，恨不能钻入地缝。两年后，太宗已经升天，王禹偁在《阙下言怀上执政》中，仍愤愤写道：“诰词黜责子孙羞，欲雪前冤事已休。”其实，太宗是王禹偁的恩人，王禹偁在诗歌文章和表奏中，也常常直白表露对太宗的感恩之情。太宗在制词中如此严厉责备王禹偁，大约是恨铁不成钢。
王禹偁第二次被贬出京，时间是这年五月二十三日。再次从清华之地跌落尘埃，心中的怨气比被贬商州时更甚。尽管如此，其《滁州谢上表》仍感恩戴德：“诸县丰登，苦无公事；一家饱暖，共荷君恩。”较之在商州被看管，缺衣少食，他这回主政一方，俸禄优厚，境况毕竟好得太多了。不过，话锋一转，他又在谢表中说：“粗有操守，素非轻易，心常知于止足，性每疾于回邪。位非其人，诱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我猜想太宗当年读到此处，必是又好气又好笑。性格即命运，在王禹偁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人无瑕疵，不可与之交，以其无真气、无深情也。这或许也正是王禹偁的可爱之处吧。
写过谢表，王禹偁意犹未尽，接着写了两首《诏知滁州军州事因题》。其一：
晓直银台作侍臣，暮为郎吏入埃尘。
一生大抵如春梦，三黜何妨似古人。
不称禁中批紫诏，犹教淮上拥朱轮。
时清郡小应多暇，感激君恩养病身。
诗中的“三黜何妨似古人”，本不是实指三次放黜，而是说自己像春秋时鲁国被多次贬谪的柳下惠。但王禹偁一语成谶，他一生果然三起三落。
唐宋两朝被贬放的臣子不计其数，其中有很多天真可爱的人。两宋三百二十年，一直恪守太祖遗训，礼遇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最严厉的惩罚，不过是谪往偏远的荒州予以编管，再远不过岭南，最远不过海南。相对于其他朝代，还是要温和许多。被贬谪之人，不但性命无虞，因谏言被谪往往还受到士林尊崇，虽贬犹荣，被贬谪的士大夫也就尽可率性行事、天真烂漫、出语无忌。生在宋初的王禹偁，无意中给后来诸多贬谪的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做了表率。
王禹偁不仅是谪臣的表率，也是疾恶如仇、宽简爱民的表率，还是诗歌文章的表率。后来迁谪滁州的欧阳修，依我看来，就像王禹偁的后身。
皖东滁州，人民勤劳淳朴，我两次在那里逗留，对此颇有感受。
北宋时代，只要饭饱衣暖，哪怕刚刚经历天灾人祸，稍得缓解，滁州人立即三五成群嬉戏于城墙之上，或者在田野里联袂踏歌，或者携酒盉到琅琊山，看山水听泉鸣。关于滁州人的旷达、友善，王禹偁和欧阳修在诗词、文章、书简中，一再称道。欧阳修在传世名篇《丰乐亭记》中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他之前的王禹偁在《唱山歌》中说：“滁民带楚俗，下俚同巴音。岁稔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若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词非奔淫。”
当年，汪伦在泾县桃花潭送别李白，在岸上依依踏歌。皖南与滁州，战国时都属楚国。楚人好歌舞，常于酒后手拉手围成一圈，边唱歌边跳舞，谓之踏歌。生于齐鲁之地的王禹偁初次见到，未免惊奇。刚到滁州，当地人唱的山歌他听不懂，但他们欢快的情态，让王禹偁备受感染，抑郁的心情也渐渐明快起来。
滁州并非王禹偁自谦的小郡，而是军事重地，南邻南京，五代十国时期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故而宋朝建国三十六年来，仍在这里驻有大量地方部队，也即厢军。与后来的范仲淹一样，王禹偁奉能文能武的周公为祖师，文名满天下之外，重视武备，喜谈边事。端拱二年（989），契丹多次入侵宋朝北方边境，太宗下诏令文武百官各献备边御戎之计，王禹偁献上《御戎十策》。太宗阅后非常赞赏，宰相赵普对他刮目相看。后来，他在扬州给真宗上《应诏言事疏》，针对宋、契丹和西夏之间的形势变化，提出新的边事主张，料事多中。
在滁州，王禹偁时常穿上甲胄，威风凛凛地亲自教练兵士。《射弩》：“罚郡在僻左，时清政多闲。戎装命宾侣，作此开愁颜。”如他自己所言，不过是作个示范罢了。更多时候，他是文人本色，理政治郡之余，遍历滁州山水。
滁州山水有八绝，分别是庶子泉、阳冰篆、白龙泉、明月溪、垂藤盖、望日台、归云洞和清风亭。王禹偁多次游览后，作《八绝诗》逐一吟咏。诗前小序说：“唐大历中，陇西李幼卿以宫相（左庶子）领滁州刺史，始游琅琊山，立宝应寺，故泉有庶子之号。李阳冰篆其铭，存诸石壁。白龙泉又次焉。由是亭、台、溪、洞，合垂藤盖，谓之八绝云。皇宋至道元年，予自翰林学士出官滁上，因作古诗八章，刻石于寺。寺名开化者，我朝改之也。”
过了一千年，滁州八绝仅存于方志和古人诗文。我在琅琊山下请教当地父老，已然无人知晓。我猜测，所谓垂藤盖，应当是楚地山野常见的油麻藤，春日盛开一串串紫色花朵，遮天蔽日，荫盖沟谷。而王禹偁亲眼见到的李阳冰手迹，以及后来欧阳修在旁边另外发现的李阳冰篆书十八个字，当年所在的位置，如今连本地的文人雅士也说不清了。
王禹偁贬谪滁州共十八个月，在此期间，他最大的贡献，不是治郡，不是练兵，而是奖掖后进、力倡古文，推动诗文革新。
宋初，晚唐体、西昆体文风一统文坛，其特点是讲究排偶、铺陈辞藻、气格卑弱、文字浮华、内容空洞，连章奏文书也是如此，读后但觉华丽艳冶，却不知所云。有识之士对此非常不满，认为不仅影响文字传播效用，还影响士气。北宋的古文运动，柳开、穆修等人首倡，王禹偁继之，后来的苏舜钦、石延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石介、梅尧臣、宋祁、王安石、苏氏父子、曾巩等前赴后继，经过诸多大文人数十年的努力，最终在欧阳修领导之下取得全面胜利。
王禹偁对当时颓靡、卑弱的文风深恶痛绝，锐意改革，力斥浮伪，务去陈言。他在《送孙何序》中说，自晚唐咸通年间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因此积极倡导以“六经”为典范、以平易质朴为特征的古文，且在创作中亲身实践，对宋初的古文运动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文学创作，诗学白居易和杜甫，文章师法韩愈和柳宗元，取得很大成就，对后来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人吴之振在《宋诗钞·小畜集序》中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是时西昆之体方盛，元之独开有宋风气，于是欧阳文忠得以承流接响。文忠之诗，雄深过于元之，然元之固其滥觞矣。”元之是王禹偁的字，文忠是欧阳修的谥号。与王禹偁同时代的林逋，在《读王黄州诗集》一诗中，则直接说王禹偁就是当代的白居易：“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白居易晚年做过太子少傅，故称白傅，王黄州则是王禹偁贬放黄州以后的别号。
在朝期间，王禹偁因文学成就显著，又两知制诰，一入翰林，政治地位显赫，被士子奉为文坛领袖。持诗文登门请教、希望得到提携的年轻人非常多，王禹偁来者不拒，细细阅读，精心批点，以拔擢后生为己任。《送丁谓序》：“入西掖掌诰，且二年矣。由是今之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朝请之余，历览忘怠。”贬谪滁州期间也是如此，学子们或者远道来访，当面聆听教诲，或者投递书简，请求释疑解惑。《答郑褒书》：“进士皆欲疾走淮上，以文求知。”王禹偁一如既往诲人不倦，认真加以点评，对优点不吝赞美之词，对缺点也从容指出。在这问道与解答的过程中，王禹偁的诗文创作理念也越来越明晰、系统。
他并没有撰写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文章来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其理论都夹杂在与士子们的来往书简中，以及给他们的临别赠序里，如《答郑褒书》《答张扶书》《再答张扶书》《答黄宗旦书》《送江翊黄序》《送丁谓序》等。他认为文章是贯道之器，写文章应当“师戴六经”“传道明心”，也就是以“六经”为宗师，文以载道、兼明心性、文行合一。又指出，文章应当“句易读，义易晓”，且“不荡，不野”。也即：句子好读，含义好懂，文风质朴自然、简雅古淡，不放纵，不鄙俚。
经他点拨，众多士子文章日益精进，丁谓、孙何、孙仅、黄宗旦、朱严等先后金榜题名，有些日后还位居枢要。仅咸平元年（998）那场科举考试，状元孙何、榜眼黄宗旦、探花朱严，一甲进士前三元，尽是王禹偁的学生，朝野传为美谈。
对远道前来求知的士子，王禹偁不但悉心指授，还让他们住在官舍里，提供吃喝用度。莆田秀才郑褒是步行来的，临别时，得知其母在家中倚门望儿，王禹偁用俸禄买了一匹马相赠。其实即使做了知州，王禹偁的家境也不宽裕，一直蔬食粗衣，妻子从来不施粉黛，儿子们也不知鲜衣怒马是何物，并且没有房产，在朝为官都是租屋居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前贤茂德，勋刻鼎彝。
至道二年（996）三月，朝廷加王禹偁朝散大夫。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奉诏移知扬州，兼管内堤堰桥道事。第二年三月，太宗崩逝，真宗即位，下诏求直言。王禹偁上《应诏言事疏》，建言五事：一曰谨边防，通盟好，使辇运之民有所休息；二曰减冗兵，并冗吏，使山泽之饶稍流于下；三曰艰难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无耗；五曰亲大臣，远小人，使忠良蹇谔之士知进而不疑，奸憸倾巧之徒知退而有惧。奏疏同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办法。其所言五事，均切中时弊，启发了后来的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对“庆历新政”以及“熙宁变法”有深刻影响。
奏疏上达天听，当年，王禹偁就接到赴阙的诏令。抵京师后，任刑部郎中、知制诰。这是他第三次担任知制诰，而且官职已经有十年没有升迁了。
接到诏命，王禹偁正生着病，在《病中书事上集贤钱侍郎》诗中，他说：“郎署领制诰，十年未上坡。冯唐空潦倒，卫绾是谁何。犹赖紫垣直，聊遮白发多。归田未有计，村树绿婆娑。”虽然再次回朝，他却高兴不起来，甚至还有些失落。至于归田之计，他不过是说说罢了。自商州之贬以来，特别是滁州之贬以后，王禹偁的诗随处可见归田、耕桑、解印、休致、林泉、水云间、归山等字样。不过，他的家底子太薄，居官又极清廉，失去俸禄何以为生？所以辞官退隐纯粹是梦想，过过嘴瘾而已。
王禹偁就吃亏在一张嘴以及一管笔上。已然遭受了两次贬谪，照理，他应当深刻吸取教训、遇事缄默不言了吧。然而，虽然皇帝换成了真宗，但王禹偁还是王禹偁，他的行直道、进直言永不会改。他在《答晁礼丞书》中道：“某褊狷刚直，为众所知，虽强损之，未能尽去。”他如何不知道自己性格太过质直狷介？事实上，这些年他也刻意修炼，收敛个性锋芒，只是江山可以换主人，禀性难移如泰山。再次遭遇挫折，也就在所难免。
咸平元年（998），回朝才一年，王禹偁因参与修撰《太祖实录》，被贬黄州。这次被黜，原因很蹊跷，史书记载也下字模糊。《宋史》本传：“咸平初，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意，禹偁议论轻重其间。出知黄州。”其实就是当事人自己也莫名其妙。王禹偁到黄州之后，就曾经写诗给宰相李沆，询问自己的罪名。
细细品味《宋史》本传，参读释文莹《玉壶清话》等书，再看后来真宗奖赏包括王禹偁在内所有参与修撰《太祖实录》的官员，大致可以推断：王禹偁贬谪黄州，也许并非因为修史秉笔直书、不知避讳，犯了皇家大忌，而是因为无意中得罪了宰相张齐贤。《玉壶清话》一语中的：“（王禹偁）撰太祖玉册，语涉轻诬，时相不悦，密奏黜黄州。”
本来，修《太祖实录》不关王禹偁的事，但他强烈请求参与修撰。《请撰大行皇帝实录表》：“倘得措一辞于帝典之中，署一名于国史之后，臣虽死之日，如生之时。至于褒善贬恶之文，编年纪传之例，备尝探讨，粗见指归。况端拱元年春季日历是臣编修。如蒙帝谕，不辱君命。”请求再三，又托人说情，真宗只好同意。
斯人质直，奈何好名；斯人好名，奈何质直。
贬谪诏命下达那天，正是除夕。自先秦起，被贬谪的臣子无法计数，除夕之日被贬的，除了王禹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连春节也不让他好好过，可知王禹偁遭朝中重臣忌恨的程度，到了何等地步。
第三次被黜这一年，王禹偁四十五岁，离生命终结已经不远。
离京赴黄州之前，王禹偁实在难抑内心的孤愤，作《三黜赋》，回望自己百般蹭蹬的为宦经历，兼以明志。赋中长叹曰：“一生几日，八年三黜。始贬商於，亲老且疾。儿未免乳，呱呱拥树。六百里之穷山，唯毒蛇与贙虎。历二稔而生还，幸举族而无苦。再谪滁上，吾亲已丧。几筵未收，旅榇未葬……今去齐安（黄州），发白目昏。”又以子文和柳下惠自比，“令尹无愠，吾之所师；下惠不耻，吾其庶几。”春秋时期楚国的子文三次做令尹，又三次被罢黜，入朝无喜色，出朝无愠色；鲁国的柳下惠直道事君，多次贬黜。卒章云：“夫如是，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曲终奏雅，读之令人骨秀神清。古往今来，佩仁义而行直道者，经历无不坎坷淹蹇，思及至此，又叫人心悲神伤。
这次贬谪出京，来相送的亲友和同僚很少，他们怕得罪宰相。但枢密副使宋湜、秘书监杨徽之还是亲自来到王禹偁家中，再三抚慰。礼部员外郎窦元宾拉着他的手，送到皇城侧门外，激愤大叹道：“天乎，天乎，得非命欤！”王禹偁感动之余，作诗相赠。这首诗已经残缺，只剩下零句：“惟有南宫窦员外，为予垂泪閤门前。”
天乎？命欤！
咸平二年（999）闰三月二十七日，正值壮年却老态龙钟的王禹偁，踉踉跄跄来到黄州。想哭，眼里却再也没有泪水。
抵达不久，他在奏疏中向真宗表达了不愿做地方官，希望再回朝中担任两制职务的愿望。《谢加朝请大夫表》：“臣业文之外，蔑有器能，知命之年，别无嗜好。才思未减，笔力尚雄。驰于文翰之场，犹能识路；责以循良之政，恐误分忧。倘用所长，期不辱命。”真宗和太宗一样，也爱惜王禹偁的才华，然而看完谢表，长叹息而已。显然，与在朝任词臣相比，让王禹偁领郡做知州更合适一些。
黄州在今湖北黄冈，和商州、滁州一样，也是个军州，但比商州和滁州离京师更为遐远，破败荒凉。人丁也稀薄，户口不足一万。《黄州谢上表》：“伏以黄州，地连云梦，城倚大江。唐时版籍二万家，税钱三万贯。今人户不满一万，税钱止及六千。虽久乐升平，尚未臻富庶。”由王禹偁的谢表可知，宋初的黄州，因晚唐五代之乱，人口锐减，衰败贫瘠。其实，即使是八十年后，苏轼贬到此地时，黄州的面貌也没有多大改变。繁重的赋役导致民不聊生，是根本原因。
在谢表中，王禹偁接着表示：“谨当勤求人瘼，遵奉诏条，窒塞嚣讼之民，束缚憸猾之吏……必为无害之政。”
不久，他又上疏直言太祖、太宗治国的过失：“虽则尊京师而抑郡县，为强干弱枝之术，亦非得其中道也。”建议真宗“改辙更张，因时立法”。（《续资治通鉴长编》）
王禹偁数次主政地方，务从宽简，吏治清明，尽量减轻百姓负担，所到处人民安居乐业。他在黄州也确实政绩卓著。修补城池，检阅弓马，整顿武备，训练厢军，严防盗贼劫掠。同时重修境内的文庙，弘扬教化，修葺月波楼，保护文化古迹。又建议朝廷在各路设置病囚院，收留有疾病的囚犯在院中治疗。这些举措深得民心，黄州百姓敬称他为“王黄州”，又亲切称他“吾元之”。多年以后，黄州人在州学建三贤堂，纪念王禹偁、韩琦和苏轼。韩琦曾寓居黄州护国寺读书，苏轼曾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元丰七年（1084）十月，苏轼在黄州，思及前贤，作《书韩魏公黄州诗后》。文章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曰：‘吾州虽远小，然王元之、韩魏公尝辱居焉。’以夸于四方之人。元之自黄迁蕲州，没于蕲，然世之称元之者，必曰黄州，而黄人亦曰‘吾元之也’。”又说：“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固宜。”苏轼和欧阳修一样，与王禹偁无交集，但他们修身、行道、从政、作文章都以王禹偁为榜样。
黄州是个下等小州，与滁州比起来，政务更少，闲暇更多。接连经历三次迁谪的王禹偁，既不能回朝做大官经济天下，又不能辞官归乡当逍遥隐士，旧疾更添新症，也就慢慢接受了命运的安排，牢骚之语、愤慨之言，在诗歌文章中虽然仍不时见到，但较之在商州和滁州，明显少了很多。他一生不曾达观，但在黄州，意气渐平，胸次渐开，由在黄州所作诗文《月波楼咏怀》《瑞莲歌》《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可知。
黄州城的月城（也即子城），城墙依山而筑，起伏屈曲，有古城楼名月波楼。登临其上，大江横流，青山迤逦，极是开阔。王禹偁很喜欢这座楼，政暇时常登楼游赏，听雨看雪、弹琴下棋、饮酒作诗。《月波楼咏怀》：“齐安古郡废，移此清江头。筑城随山势，屈曲复环周。兹楼最轩豁，旷望西北陬。武昌地如掌，天末入双眸。”他将这首长诗刻石嵌于月波楼的墙壁上。诗前小序说：“月波之名，不知得于谁氏，图经故老，皆无闻焉。因作古诗一章，凡六百八十字。陷于楼壁，庶使兹楼之名与诗不泯也。”
不久，他又在州衙西侧靠近月波楼处，盖了两间小竹楼，一间做书斋，一间做寝室。两楼之间有幽径相通，方便来往。他为书斋取名“无愠斋”，语出《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大约也有向令尹子文致敬的意思。又为寝室取名“睡足轩”，语出杜牧诗《忆齐安郡》：“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竹楼易朽，肉身也易朽，但先贤诗文如日月星辰，经历千百年漫漫岁月，仍然光华灿烂。
王禹偁出身穷苦，自幼体弱多病，又历尽挫折，心情阴郁的时候多，所以虽值盛年，却衰朽如同老翁。他深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在黄州的第二年，就着手整理自己的作品，编为《小畜集》。小畜之名，出自《周易·小畜卦》，其《象辞》云：“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大意是：和风行走在天上，微畜未发，象征小有畜聚，君子因此修美文章道德以待时。集子共三十卷，包括赋二卷、诗十一卷、文十七卷。在他生前，《小畜集》并未雕版印刷，但有手抄本流传于世。直到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沈虞卿来黄州做知州，仰慕王禹偁为人，才予以点校刊印。
古人信奉天人感应之说，重视自然征兆，王禹偁也是如此。
刚到黄州，才五月初，关城东南水池中的莲花就开了，官吏和百姓都来向王禹偁道贺，认为知州贤明，所以池生瑞莲。王禹偁也喜滋滋地作《瑞莲歌》记载其事。诗中说：“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处红交横。宋家池上瑞莲生，袅袅出丛抽一茎。”又说：“吏民归美贺郡守，敢贪天功为己有？古来善政数杜诗，桑无附枝麦两歧。瑞莲信美产兹土，起予谩作闲歌辞。”
但从这年底一直到第二年，黄州屡现灾异。先是州中两虎相斗，一死一伤，伤的把死的吃掉了一半。然后，连续一个多月，成群的鸡半夜叫个不停。再接着，才入冬，这个江边小城竟然开始结冰，并且冬雷一阵接一阵。熟读古书的王禹偁，认为这些都非吉兆：虎相食，冬打雷，预示着黄州将有大饥荒；鸡夜鸣，主兵革。他不敢隐瞒，赶紧上书真宗报告情况，并引用《尚书·洪范》深自引咎，认为这些灾异都是自己这个知州德不配位、政事不修引起的，请皇帝严厉惩罚自己。《上真宗论黄州虎斗鸡鸣冬雷之异疏》：“此皆臣化人无状，布政失和，合置常刑，亦当自劾。又虑他人陈奏，臣则有昧蔽之愆。”
真宗并未惩罚王禹偁，反而派内侍乘传车来黄州慰问。为避免王禹偁再次遭受谗言攻击，真宗随即又下诏，将他移到蕲州（今湖北蕲春）任知州。
咸平四年（1001）四月，王禹偁抵达蕲州，谢表中说：“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止期身后。”真宗见到如此不祥之语，大感骇异。果然，王禹偁到蕲州不足一个月就病逝了，春秋四十八岁。临终给真宗的遗表，无一字涉及家事，也无一言为子孙乞官。
在生命行将结束时，他仍在忧国忧民。譬如作于离开黄州时的《十月二十日作》：
重衾又重茵，盖覆衰懒身。
中夜忽涕泗，无复及吾亲。
须臾残漏歇，吏报国忌辰。
凌旦骑马出，溪冰薄潾潾。
路傍饥冻者，颜色颇悲辛。
饱暖我不觉，羞见黄州民。
昔贤终禄养，往往归隐沦。
谁教为妻子，头白走风尘。
修身与行道，多愧古时人。
一生如春梦，梦的尽头，他心心念念的，不是家人今后的生计，不是子孙的前程，也不是自己身后的哀荣，而是路旁忍饥挨饿的苍生、衣衫单薄的黎民，是自己无所作为对不起地方百姓。
师法先贤，秉持大道，三起三落而气节不改，宦海沉浮仍骨鲠蹇谔，蔚为两宋名臣之首。壮哉，王禹偁！
深研儒家，笃学嗜古，词诰醇深而诗文典雅，拔擢晚生乃不遗余力，堪称一世文章宗师。贤哉，王禹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