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眼看见梅有财，便认定这个貌似木讷的老人身上深藏着鲜为人知的秘密和故事。

那是2007年3月的一个周末，我悄然来到位于鲁西北平原的宁津县城。那段时间，我正夜以继日地赶写记述我父亲所在部队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战斗历程的纪实文学《无字碑》。为了更加真实地再现渤海铁军艰苦卓绝的光辉业绩，我已经数次来到当年渤海老区的腹地，寻找这支英雄部队为数不多尚在人世的老战士们。

那天黄昏，我刚刚入住宁津宾馆，父亲的老战友范清章便闻讯而来，身后还跟着一位陌生老人。

范清章是土生土长的宁津人，1948年“大拥参”时入伍，先是编入渤海二分区新13团，济南战役后随新13团划归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第29师（后改编为第28军第83师），补充到我父亲所在的第5连当卫生员，那年他刚满16岁。当时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战役越打越大，兵源严重不足，于是很多地方武装纷纷升格为野战部队。时任新13团第3营第9连副指导员的宋清渭也在那次随团归建到第10纵队第29师，然后随军征战，南下福建，40年后荣归故里，担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德州籍老兵的自豪和骄傲。

父亲在世时常讲：范清章心直口快，古道热肠。20世纪50年代末，他在师卫生队当医助，因为看不惯地方刮“五风”，发了几句牢骚，被打成“右”派，遣回原籍劳动改造，吃尽了苦头，待到平反昭雪，已是白发暮年。好在时逢改革开放，他便重操旧业，在县城开了一家诊所，虽然收入不多，倒也逍遥自在。

70年代初，我父亲从福州军区病休回到山东，范清章听说后，几次前来探望。那时交通很不方便，长途汽车要颠簸几个小时，但他不顾旅途劳顿，每年必到，不醉不归，战友情谊可见一斑。后来我父亲去世了，但两家交往却从未中断。我在撰写《无字碑》时，他曾热心地在宁津县找到几位父亲的老战友，向我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尤其是近几年，随着手机的普及，联系便更加频繁，叙旧自然必不可少，但更多地转为替父亲的老战友们求助，搞得我一度手机上显示他的号码便心惊肉跳。这次他不请自来，还带着一个素未谋面的老人，不知又大包大揽了什么难缠的闲事。我心里埋怨着，不由得多瞥了那老头几眼。

那老头年纪有80岁，个子很高，骨架很宽，虽然严重驼背，但也依稀看出年轻时十分健壮。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他右眼大，左眼小，使人感觉怪怪的。他进门后就低着头躲到范清章身后，越发显得卑微猥琐。更为滑稽的是，虽然屋内暖气温度超过20度，他却捂着一顶脏兮兮的破棉帽子，任凭汗珠子顺着面颊淌进脖颈。范清章几次让他摘下帽子，他都说不热。后来范清章趁其不备，干脆一把将他的帽子抓下来，露出稀疏却梳成三七开的发型，我差点没喷出笑声。老人下意识地想捂住脑袋，又觉不妥，那手停在半空，放也不是，举也不是，满脸窘态。看到范清章在一旁怪笑，他似乎有点恼怒，左眼突然魔幻般睁大，不易察觉地放出一缕寒光，瞬间又恢复常态。我无意中看见那个眼神，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范清章却不顾忌他的感受，与我寒暄几句，便开门见山切入了正题：

我这老哥是城西梅庄的，他爹做梦都想发财，给他起了个大号叫梅有财，可这姓不吉利呀，姓梅叫有财，连起来叫不就成了“没有财”了吗？有财小名叫簸箕，是他娘起的，指望着他把金银财宝都搂家里去。可你看看他这双蒲扇一样大的手，手指头硬邦邦像小钢炮，什么也搂不住呀，活该他老梅家祖祖辈辈受穷。

1949年正月，有财参加了宁津县民工团，跟随大军南下。渡江战役前，他分配到我们团。那时你父亲在机炮连当指导员，我是连里的卫生员。大家都是德州老乡，很快就熟悉了。

上海战役打响后，我们团在刘行遭到敌人钢筋水泥子母地堡的暗算，两天两夜没把国际电台拿下来，损失巨大，光我们连就牺牲了六七十人。

5月17日，我们团开始二打刘行，爆破手们向地堡群逼近，敌人的火力太猛，担任掩护的机枪手接连牺牲了3个，爆破手被压制在开阔地带，进退两难，十分危险。危急时刻，正在抢救伤员的有财从地上捡起机枪，一顿猛扫，压制住敌人火力，爆破手趁机冲上去，炸掉了碉堡。你父亲后来夸他胆大心细，枪法准确，有过硬的军事素质，要将他补充到连里当机枪手，只可惜他的右胳膊在战斗中被炮弹片崩残了。这些年有财日子过得挺不容易，大儿子有点愚，50多了还娶不上媳妇。不管怎么讲，他也算跟你父亲当过兵，你看能不能找找民政局，办个残疾证，他将来生活好歹也有个保障呀。

我心里埋怨范清章多事，不知从哪里又给父亲杜撰出一个民工战友；退一步讲，即使此事当真，试想一个农民工竟然能在3位机枪手先后牺牲的情况下，“捡起机枪，一顿猛扫，压制住敌人火力”，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

我暗笑范清章为了给梅有财讨要困难补助，竟然编出如此匪夷所思的故事，可又不好当面揭穿，便让梅有财伸出右手，胳膊果然僵硬，无法弯曲。我问民工团返乡时为什么不去办残疾证，他说当时也没觉得耽误事，乡里补助了两升小米，过了几个月慢慢就养好伤了，谁知年龄大了伤口开始发作，下雨阴天稍一用力就痛得钻心。我又问是否去医院鉴定过伤残等级，他说年头太久，已经看不出是什么伤，无法鉴定。我说最关键是谁能证明这伤疤是打上海时落下的，范清章说他和我父亲能够证明。我连连摇头，伤残起码需要两个以上证明人，而我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年了，不能算数的。范清章当时就急红了脸，要以党性担保，绝对没有半句假话。我只得耐心解释道：“伤残鉴定政策性很强，空口无凭，只重证据，这事恐怕只能从长计议。”

梅有财看出我并不相信这事，脸上露出一丝失望的神色，便起身告辞。就在他低头戴帽子的工夫，稀疏的长发散垂到前额，露出百会穴上一道深深的疤痕，那疤痕泛着阴森的青光，就像一条张牙舞爪的蜈蚣趴在头顶，异常恐怖。我不觉倒吸一口冷气：好深的伤疤！

梅有财急忙解释说是小时候爬树时被树枝划破的。没等我再问，他就拉着范清章匆匆而去。

我的心怦然一动，那伤疤从脑门正中向后延伸足有两寸长，根本不可能是树枝划破的。梅有财平日留着怪怪的分头，分明是为了掩饰这道扎眼的疤痕。

仅仅是为了美观吗？显然不是。一个年过8旬的农村贫困户连温饱都未解决，不可能有闲情逸致精心打扮这张风吹日晒的老脸。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这道伤疤记载了梅有财尘封多年的难言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