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学的传入与文学观念的变革

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社会，长期以来只与中国、荷兰保持通商，其受到的所谓外国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中国文化；其学术体系虽也包括“兰学”，但其影响是极为有限的。但近代以来西学的大规模传入，彻底改变了这种格局，西方学术体系和学术制度取代传统汉学成为日本学术的范式。文学开始脱离传统经学的藩篱，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也由此开启。

一、西学的传入与日本近代学术体系的转变

近代学术转型以前，日本的学术体系包括国学、汉学、洋学。国学是指日本固有的学术文化；洋学则是指以（荷）兰学为主的西方学术文化；汉学是一个涵盖范围极广的学术领域，包括几乎一切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这些都是近代以前汉学老大家们皓首穷经的研究对象。其体系可图示如下：

三者之中，汉学处于主导地位。汉学的中心是儒学，日本儒学家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注疏、章句等治学方法，他们不仅能引经据典，还能吟诗作赋，但他们缺少西学知识，没有掌握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往往不以现代论文形式面世。至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在江户时代虽然已经广泛流传，甚至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并给江户文学带来较大较深的影响，但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大体与20世纪初以前中国的情况类似：

对小说（戏曲）的评点与解说虽然也不乏精彩之论，但只能说是个别现象，出自少数人的兴趣和爱好，且大多是浅尝辄止，以残章短制出之，既没有人愿意将其当作一种学术事业来看待，同时这种研究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以及学术制度的保证。[1]

但到了近代学术转型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汉学研究者完成了从传统汉学老大家到现代学者的转型。随着新式大学成为培养学术人才的主要机构，大学分科分专业的教育也使得原先的涵盖一切中国学问的汉学，开始分化为文学、史学、哲学等专门学科。随着近代学术转型的进一步深入，学科、专业间的分化越发细化，最后甚至出现有些学者只做专书研究的情况。新汉学者再也不是包揽一切的百科全书式的鸿学硕儒，而是术业有专攻的某一领域的专门研究者。他们自幼当然也受到了传统汉学的教育，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汉学功底，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在新式大学里接受了各个学科领域的通识教育，掌握了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以论文形式呈现研究成果的学术能力。

近代学术转型以后的日本学术文化体系可图示如下：

在这个学术转型中，中国文学、中国俗文学乃至中国小说、中国戏曲甚至某一部小说戏曲作品成为一门专学，使得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生成早于中国本土。中国文学乃至中国俗文学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日本近代学术体系中得以确立，关键在于文学观念的变革。所谓文学观念的变革，是指由原先的传统的、东方式的文学观念转变为现代的、西方式的文学观念，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即被传统文学观念排除在外的小说、戏曲成为现代文学观念中的重要内容，这是近代日本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基础。而要探究日本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日本的中国俗文学研究，尤其是在提到早稻田大学的中国俗文学学科初创之功时，就不能不首先说到坪内逍遥。

坪内逍遥在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初创功劳簿上至少有以下两项：第一，最早系统地引入现代（西方）小说、戏剧等纯文学观念；第二，最早在日本建立以中国小说戏曲课程为特色的纯粹的文学科。前者确定了俗文学的相关概念，而后者更是直接将中国俗文学搬上大学课堂，使得中国俗文学的地位空前提高。关于后者将在本书第二章展开，这里先来探讨第一点。

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的“文学”，在近代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以前的日本并非如此。近代以前日本的文学观念来自中国，而古代中国的“文学”的概念大体与“文章学”相同，即把所有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统称为“文学”，日本在长期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中无形地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直到明治中前期都是如此[2]。1882年出版的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是日本第一部以“中国文学史”为题的专书，但其内容则完全是先秦诸子，连诗词歌赋都排除在外，遑论小说、戏曲。该书本是末松谦澄留学英国时演讲的讲稿，虽然其体例也仿照西方学术概念中的“文学史”，但内容中的“文学”无疑是东方的，准确地说，更像是一部先秦学术史，而非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而早于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两年出版的俄国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虽然也是以介绍先秦诸子为主，但却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由此可见，同一时期的东西方学者对“文学”的理解之不同。

一位身处西方的日本留学人员对文学的认识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当时东方以及日本国内的情况又会是如何。据一位明治时代的学者回忆，明治中期以前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在不是汉文就不认为是文学的时代，所有的戏作者的作品一概受到贬斥。而当时的社会对西方的所谓文学，又几乎一无所知。[3]

在这种情况下，本属下流作品、为士人所不齿的中国小说、戏曲，又如何能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这首先就要提高小说、戏曲的社会地位，但这种提高首先并不是在中国、由中国人自己先意识到的，而是由日本人首先将原本在西方就已经具有颇高社会地位的小说、戏剧观念引到东方。而这场观念进口运动的发起者就是坪内逍遥：

阐明西方文学为何物，对世人进行启蒙的，就是坪内君的《小说神髓》。书中阐述的道理，现在当然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当时，却的确是回答时代要求之作。小说之所以受到重视，说它是发端于这部著作的问世，也绝非过言。[4]

那么，《小说神髓》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书？其所阐述的道理究竟为何？这样一部书为何是由坪内逍遥来完成？该书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具体影响又如何？

二、文学观念变革的划时代之作——《小说神髓》

（一）明“小说”之概念

任何观念和概念的定型与普及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需要数年、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上百年的时间，虽然坪内氏是将“novel”翻译成“小说”的第一人，但尝试用“小说”来翻译西方相关概念的努力早就开始了。

“小说”一词早在《庄子》中就已经出现，传入日本的时间也很早，但其与西方的相关概念发生联系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最早使用“小说”一词来解释西方概念的当是西周[5]。西周的《百学连环》（1870年）是一部介绍西方文艺学术的专著，他用“小说”来翻译西方的“fable”，并解释说：

凡是与历史相似的内容成为稗史，值得谈论的内容称为“fable”，fable分为apologue（原注：没有事实根据的语言，例如“桃太郎”）和parable（原注：仅有很少依据的故事，如草双纸和《源氏语物》两类）。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所谓的“fable”是归入“历史”这一学科，而不是“文学”。与fable一起被西周归为“历史”的还有“Romance”和“mythology”。Romance（稗史）是“与历史非常相似又有所不同的记载”，像“《通俗三国史》和《水浒传》”一样“对事实大加修饰后所记载的内容”。mythology（古代传说）即神话传说的类别，司马迁的《史记》中具备了所有这些要素[6]。西周的“小说”概念显然和“novel”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用“小说”一词来对译西方相关概念的做法却颇有开创性，引起了后来学界的继续探讨[7]。

在西周之后，福地樱痴[8]对文学、小说观念的理解和对小说戏曲的提倡，可以看作是坪内逍遥的先声。福地氏曾在《东京日日新闻》（1875年4月26日）发表过《感叹日本文学之不振》（《日本文学の不振を喟嘆す》）一文，文中的“文学”涵盖了英语“literature”所有含义，认为贬低小说是日本独有的思潮，并用汉字“小说传奇”与“novel”对应，将“drama”翻译为“演戏院本”，将其等同于歌舞伎和净琉璃的剧本[9]。

福地氏是在西周与坪内逍遥之间起承前启后作用的人物：与西周相比，福地氏的文学观念无疑是进步的，西周的《百学连环》没有提及演剧或戏曲，所理解的文学观念和今天也有很大的出入；与坪内逍遥相比，他在坪内之前首次用“小说传奇”来对译“novel”，把“小说”和“novel”直接联系在了一起，而坪内在《小说神髓》中写到“戏剧”一词时，所用的注音假名也是“じょうるり”（净琉璃），这与福地氏的理解完全一致[10]。

那么，现代意义的“小说”究竟为何？阐明“小说”之概念是坪内逍遥撰写《小说神髓》的动机和核心论点。该书上卷五章“小说总论”“小说的变迁”“小说的眼目”“小说的种类”“小说的裨益”全都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坪内逍遥晚年曾回忆明治中期日本社会对“文学”的认识：

明治新文学之兴盛在西南战争以后。彼时虽有不少外国文学爱读者，然大都只是作为消遣，并无真正之研究者，外国思潮之影响颇为默然。较之西洋小说，日本小说角色浅薄、荒诞无稽，几乎无人了解审美论、美学等为何物，更不懂今日所谓之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目前所见著述仅有中江笃介之《维氏美学》（1883），然这不过是一部译著，影响亦不甚大，中江氏不过是借文学以倡导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主义。立足于某某主义来从事文学者，文学也不过是一种道具，绝未曾见真正在修身处世方面受到文学感化。[11]

在这种背景下，要探究文学，就必须先明确什么是作为艺术的纯文学；要明确什么是纯文学，就必须先驳倒世上那些关于“文学”的歪理邪说。故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开宗明义提出两个问题：何为艺术与小说为何是艺术。他认为：

所谓艺术，原本就不是实用的技能，而是以娱人心目、尽量做到其妙入神为目的的（中略）因此所谓艺术这种东西，和其它实用的技术，其性质是不同的，它是不可能事先设个准绳来进行创作的。[12]

坪内逍遥又把艺术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学”属于“无形的艺术”。他在这里所定义的“文学”当然是对应于英语的“literature”而非中文或日文汉字词中所固有的“文学”[13]。

至于小说为何是艺术，他认为：

西方的poetry与其说和我国的诗歌相似，毋宁说它与我国的小说相近，是专以刻画世态人情为主的。（中略）小说是无韵的诗、不限字数的歌。（中略）因此那些小说、稗史，如果能够做到出神入化，那么不但说它是诗，说它是歌，使之立足于艺术殿堂之上毫无不可，而且毋宁说是理当如此的。[14]

虽然坪内逍遥所理解的“novel”与福地樱痴不完全相同，但他实际上是接受了后者的这一译法，又在此基础上做细化：

小说是虚构物语的一种，即所谓传奇的一个变种。所谓传奇又是什么呢？英国将它称为romance。romance是将构思放在荒唐无稽的事物上，以奇想成篇，根本不顾是否与一般社会事理相矛盾。至于小说，即novel，则不然，它是以写世间的人情与风俗为主旨的，以一般世间可能有的事实为素材来进行构思的。[15]

坪内氏将“romance”翻译成“传奇”，是一种“虚构物语”，而“小说”是一种特殊的“传奇”，这与西周对“romance”（稗史）的理解有本质的不同。具体而言，小说“使用新奇的构思这条线巧妙地织出人的情感，并根据无穷无尽、隐妙不可思议的原因，十分美妙地编织出千姿百态的结果，描绘出恍如洞见这人世因果奥秘的画面，使那些隐微难见的事物显现出来——这就是小说的本分。因此，那种完美无缺的小说，它能描绘出画上难以画出的东西，表现出诗中难以曲尽的东西，描写出戏剧中无法表演的隐微之处。因为小说不但不像诗歌那样受字数的限制，而且也没有韵律这类的桎梏；同时它与演剧、绘画相反，是以直接诉之读者的心灵为其特质的，所以作者可进行构思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16]。

坪内逍遥这里说的“小说”，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的概念。只有明确了概念，才能进行研究。当然，如前所述，坪内氏在《小说神髓》中也对“戏剧”概念作了界定。

（二）定“小说”之文体

虽然《小说神髓》全书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885年、1886年，但坪内逍遥早在1881年就开始做有关小说论研究的笔记，并于1883年以“蓼汀迂史”为笔名在《明治协会杂志》（第25—28号，9月30日至10月20日）上发表了后来作为《小说神髓》之一篇的《小说文体》[17]。他之所以最先发表《小说文体》一文，是因为当时正是苦于用何种适合的文体来创作新文学的时代。

1883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欧化主义达到极端化。“日本人的大部分习惯在西方看来是偏僻之陋习，他们知道在西方眼里，这是一种劣等文明的表现，于是以西方为标准进行急切地改变。法庭、政府各部门、社会集团等都介绍外国习惯与做法，规定星期天为法定休息日，法庭采用外国法衣，最新流行的时尚风迅速刮来，诸如舞会的流行等。对学习和利用英语者大加奖励，甚至借政府之力介绍、宣传基督教。这是极端欧化时代。”[18]

关于欧化主义对文学的影响，坪内逍遥曾说：“由于明治初年我国政治上的大变革而引起的我国思想界前古未有的变动，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我国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大变化，与外国文明越来越频繁地接触，给我国带来文运兴隆大机缘的同时，也伴随着外国思潮的浸入。”[19]

然而，另一方面，极端的欧化主义也刺激了日本国粹主义的复苏，明治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各领域的专制统治。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如何调和，这是摆在有识之士面前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文学领域也在酝酿着巨大的矛盾。文体纷乱给叙述方法造成了极大的障碍，用适当的日语将外来的思想、语言表现出来，这并不容易。对新事物要求有新造词，而新事物与新造词如何有机结合，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坪内逍遥在此背景下发表了《小说文体》一文，他开门见山地指出：

文章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思想的外部装饰。在写作小说时是最不应该等闲视之的。不管构思如何巧妙，如文章稚拙，则无法向读者传达感情，如果文字不能得心应手，则描写也难以得心应手。中国及西方各国，大体上是文言一致的，所以没必要去选择文体，而我国则不同，文体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各有长短的是，能都产生好的效果，因其运用如何而异，这就是写小说必须选择问题的原因。[20]

作为《小说神髓》下卷第二章的《文体论》是全书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几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详细论述了日本自古以来三大小说文体：雅文体、俗文体和雅俗折衷体。在这三种文体中，坪内逍遥最为推崇俗文体：

（俗文体）文字的意思平易，不仅有易懂的好处，而且具有活泼生动的力量。至于说到修辞中所必不可少的简易明快的风格，则更是它的一大长处。既具有峻拔雄健的气势，又有足以唤起追怀爱慕之思的风格。不仅如此，有时它会与音调、气韵结合在一起，与情趣相适应，曲尽表现内心深处感情之妙。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但泰西各国，就连中国，在小说中除了叙述部分的文字外，尽量使用通俗的语言来刻画事物。[21]

但联系到日本当时的文体纷乱状态，坪内逍遥又十分遗憾地将当时日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比作“冰炭之不兼容”。雅俗折衷体则是描写不同阶层人物情态或古代情景的最佳文体。其用雅语描写雅趣，用俗语描写野趣，便于临机应变分别写出贵贱雅俗的不同情况，可以在写富丽幽婉的情态时，用和文的娴雅特点加以设色敷彩，在描叙宏壮激烈的情况时，则选用汉文的建雄文辞以补和文之不足[22]。但雅文体则缺乏活泼豪宕之气，很难用来创作包罗万象的小说。因此，坪内逍遥显然主张用俗文体和雅俗折衷体来创作小说，这就是他给“小说”所定的文体。

（三）演“小说”之作法

当时称为“小说”的，不是假名垣鲁文[23]之流的戏作，就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政治小说，又等而下之的是江户以来的劝善惩恶主义小说，坪内逍遥所称的“是艺术”的小说是与上述作品都不同的。他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观，生发出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小说形式，故他从情节安排、主人公设置、叙事法等多方面详细地论述了小说的作法。《小说神髓》下卷除第二章探讨小说文体外（也兼及作法），其余部分全是围绕小说作法展开，篇幅占全书的四分之一强。

坪内逍遥在《小说法则总论》开篇首先反驳了一种论调：“世上也有人会错误地认为小说、稗史这类东西，是既无规律也无法则的，只是作者兴会所至，率尔下笔，写成的故事而已。”他认为“这完全是肤浅的见解，是由于不懂得稗史的性质为何物的缘故”，小说“不可不有结构布置之法，不可不有起伏开合的规律。情节上要有波澜，有顿挫，叙事上要有精疏，有繁简。而且在描写情态上也存在斟酌之法”。但法则不是万能的，过分拘泥于法则会有削足适履的危险，故他又说：“不应过分拘泥于法则。如果像工匠以规矩绳墨来制造器物那样，硬是矫意曲笔来安排情节，那就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刻画出世上的人情和风俗。即使幸而得以精细地写出人情世态，但终究会使全篇缺少生气，变成毫无兴味的东西。”[24]他更是引用曲亭马琴曾向山东京传请教戏作[25]之法而京传答之以“戏作并非师承之技”的典故，来说明小说创作虽有法而又无定法的道理。因此，坪内氏所谓的“小说法则”，不仅包括了创作小说时应使用的种种方法和技巧，也包括了不能墨守成规、削足适履，不死守法则也是一种“法则”。

坪内逍遥撰《小说神髓》一书，虽然意在引进西方的文学和小说观念，但他并非因此全盘否定了东方文学的精粹，正像后文所要指出的那样，他的文学主张，一言以蔽之曰调和和、汉、洋。故他在《小说神髓》中为论述所举的作品涵盖了和、汉、洋三文学，在小说法则一章中尤为明显地可以看出他的东方文学素养。如他在论述悲喜剧小说创作中要注意防止读者审美疲劳，差不多就是清代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所说要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

然而，坪内逍遥在一些关键概念上的解释却与东方（中国）传统的概念又有本质不同，如他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中国古代的小说批评家强调历史小说应该“羽翼信史”，主张把历史小说当做另一种史书来看，长期以来将历史小说与史书混为一谈，动辄将二者相比较，最多也就是承认历史小说中或有虚构的成分，但这种判断的出发点仍是以史书为参照物。坪内氏则认为很难仅仅用虚实来区别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小说之所以不同于历史，是因为它可以补足脱漏和表达作者恍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史书中难以做到的心理剖析，在小说中则可以自由自在地做到。其他如风俗、服饰等，也都是正史中难以活灵活现描绘的地方，由小说家来描写这些，不但方便得多，而且很近似于写活生生的风俗史。历史小说应该略去表面的历史（正史有记载的），尽量描写内面的历史（正史无记载的）[26]。将历史小说视作风俗史，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理论，其奠基人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被誉为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风俗史。坪内氏主张小说要写人情和世态风俗，无疑受到了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坪内逍遥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提倡不遗余力，除《小说神髓》外，从理论角度进行宣传的论文尚有《关于历史小说》（《曆史小說につきて》）、《历史小说的尊严》（《曆史小說の尊厳》）、《日本史剧》（《我が国の史劇》）、《论梦幻剧之弊》（《夢幻劇の弊を論ず》）、《三论梦幻剧》（《三たび夢幻劇を論ず》）等[27]。不仅如此，为了配合相关理论，他还现身说法，亲自创作了小说《当世书生气质》[28]。堪比今日博士的堂堂文学士，竟然去写在社会上都不值得议论的小说，这确实是出乎人们意料的[29]。“这是新文艺的第一声，天下青年翕然景从，一齐开始了文学的冒险。”[30]“逍遥以《小说神髓》和《当世书生气质》声名远播，是敲响明治新文学破晓晨钟之人。”[31]

坪内逍遥的学生大村弘毅将“小说革新”“演剧革新”“教育革新”并列为坪内氏一生的三大业绩，而这三大业绩中，通俗文学占了其中两项[32]。受坪内逍遥的影响而从事文学创作，并在中国俗文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业绩的幸田露伴则对坪内氏的意义有更为具体的说明：

此前的近松、马琴等人以惩恶主义、俚俗教育为文学之第一条件，而逍遥却不然。其立足于西洋文学论、美学论，其在当时之反响绝不会小。彼时尚无今日之文学概念，更无人将文学作为终生之事业，文学不过是余兴、余技罢了。（中略）自《小说神髓》出，文学逐渐成为专门爱好者之话题，更有人因受其影响而爱好文学，逐渐产生文学意识。毋庸置疑，全赖逍遥之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最初使“文学”拨云见天者。[33]

[1] 苗怀明《近代学术文化的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生成》，韩国《中国学报》第61辑，2010年6月。

[2] 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文学”概念的变迁，可参看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41—100页。

[3] 市岛谦吉《明治文学初期之回忆》，译文据刘振瀛《小说神髓·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4] 市岛谦吉《明治文学初期之回忆》，译文据刘振瀛《小说神髓·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5] 西周（1829—1897），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他是第一个将西方哲学系统地介绍到日本的人，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日本近代文化的建设者”“明治初年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所翻译的许多学术术语至今为汉字文化圈国家广泛使用，如“哲学”“主观”“客观”等。

[6] 西周《西周全集》第4卷，宗高书房1981年，第76—78页。

[7] 何晓毅曾探讨过“小说”一词在日本的流传及确立，但没有言及福地樱痴。可参看何晓毅《“小说”一词在日本的流传及确立》，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2期，1995年6月。

[8] 福地樱痴（1841—1906），原名福地源一郎，号樱痴，近代日本政治家、文学家、记者。1874年至1888年间主持《东京日日新闻》，历任主笔、社长，与福泽谕吉并称“天下双福”。1888年退出报社后，作为歌舞伎剧作家活跃。他将英文“socity”“socialism”分别翻译为“社会”和“社会主义”。

[9] 福地樱痴《福地樱痴集》，《明治文学全集》11，筑摩书房1966年版，第342—343页。

[10] 笔者认为福地樱痴的戏剧观对坪内逍遥产生过影响或有据可循：坪内氏的长篇论文《日本史剧》（《我が国の史劇》，《早稻田文学》第49、50、51、55、60、61号，1893年10月—1894年4月）中用一节的篇幅专门论述了福地樱痴的史剧。

[11] 坪内逍遥《近代文艺思潮之源流》（《近代文芸思潮の源流》），《逍遥选集》第8卷，春阳堂1926年版，第548—549页。

[12]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2页。

[13] 关于中文、日文中的“文学”与英语“literature”一词内涵比较及对译过程，可参看铃木贞美著，王成译《文学的概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123页。

[14]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6页。

[15]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6]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7页。

[17] 清水茂编《坪内逍遥年谱》，载稻垣达郎编《坪内逍遥集》，《明治文学全集》16，筑摩书房1969年版，第402—403页。关于《小说神髓》的具体创作、出版过程等情况，也可参见稻垣达郎《小说神髓·解题》，载《坪内逍遥集》，第388—393页。

[18] 大隈重信回忆，《观点》第104期，1913年6月4日，第335页。转引自早稻田大学编《稿本早稻田大学百年史》第1卷下，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4年版，第393—394页。

[19] 坪内逍遥《逍遥选集》第8卷，春阳堂1926年版，第548页。

[20]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21]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22]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

[23] 假名垣鲁文（1829—1894），又名神奈垣鲁文，近代日本剧作家、通俗小说家。

[24] 以上引文见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3页。

[25] 戏作，原指文人的游戏文字，后在江户时代则指娱乐性的通俗小说。山东京传（1761—1816），江户时代后期的戏作者、浮世绘师，著有读本《忠臣水浒传》等。

[26] 坪内逍遥著，刘振瀛译《小说神髓》，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174页。

[27] 以上诸文俱收入稻垣达郎编《坪内逍遥集》，《明治文学全集》16，筑摩书房1969年版。

[28] 关于《当世书生气质》的具体创作、出版过程等情况，可参见稻垣达郎《当世书生气质·解题》，载《坪内逍遥集》，《明治文学全集》16，筑摩书房1969年版，第393—395页。

[29] 早稻田大学编《稿本早稻田大学百年史》第1卷下，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4年版，第396页。

[30] 内田鲁庵《回忆中的人们》，译文据刘振瀛《小说神髓·译本序》，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31] 早稻田大学编《稿本早稻田大学百年史》第1卷下，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4年版，第385页。

[32] 大村弘毅《坪内逍遥》，吉川弘文馆1958年版。

[33] 幸田露伴《明治二十年前后的二文星》（《明治二十年前後の二文星》），《早稻田文学》第232号，1925年6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