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鼻炎

（一九三八年七月）

丹尼尔·韦伯斯特(1)这位雄辩滔滔者，五十岁时，方才开始受夏季鼻炎煎熬。我刚六岁，就经历了病症的第一次发作。韦伯斯特先生的多数传记作者，都忽略了花粉过敏这个主题及其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影响。就我自己的例子而言，即使我的至交，都不大清楚花粉症如何作用于我的一生。我猜对这个问题，从没有人认真探讨过。

一九三七年五月，《耶鲁生物学和医学杂志》发表了克赖顿·巴克的一篇论文，题为“丹尼尔·韦伯斯特与花粉过敏”(2)。我刚刚在我的文档里翻到，非常专注地重新阅读一过。星期一是八月的第一天；夏季的此时此刻，我的花粉过敏（属于早发类型）正在消退。我从书房的窗口，可以眺望茬地，那里两个星期之前割过饲草，我还可以感觉鼻黏膜的轻松和全身乏力，这都是此病进入尾声后的特点。韦伯斯特是秋季型的花粉症患者，仲夏时分，刚能觉出麻烦的逼近。一八五一年八月十九日，他写信给菲尔莫尔总统说：“我素来不信我能完全避开鼻炎的袭扰，但我以为，应当增强健康和体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病患的影响，缓解它的祸害。四日后将是它通常发作之时。”

四天过去，未见疾病发作，这一年花粉过敏来得迟了。二十五日晚，韦伯斯特先生服用一粒蓝色药丸，次日清晨，又一付罗凯尔粉剂。天气清朗，有些凉。直到三十一日，我们才在他给友人的手札中看到病痛的证据。那日（他在信中对布拉奇福德说），“星期五约在午时，我觉出鼻炎症状。流涕渐多，双目似有不适，要紧的是，我觉出伴随病痛而来的身心疲惫。”

这里，在这封忧心忡忡的信函中，透过漫漶的字句，历史突然生动起来，我感受到与一位大人物的深切认同。韦伯斯特曾有竞选总统的志向，但此刻，他想必清楚，无论何人，单凭格利高里历法即可预知自己何时涕泗迸流，显然都不是当总统的材料。他明白这一晦气的真相时，早已过了中年，而我（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六岁时就知道，对花草粉尘过敏，不单是鼻子出了毛病——它是命运的一部分。

一九〇五年，父母最初发现我的鼻炎迹象，那时，花粉过敏症仍然很神秘，一如当年韦伯斯特先生遵医嘱服用碘酸铁和碘酸钾之时。每逢星期日下午，我通常会乘坐四轮马车出游，就是那会儿，我第一次察觉我与其他男孩有所不同。我注意到，每次我坐在辕马身后，鼻子就开始流涕，两眼刺痛难捱。我告诉父亲，都是马的气味作怪。父亲很怀疑。伺候一匹马已经让他破费不少，再要他相信这牲畜祸害家人，确实有些过分。但无论如何，父亲从此上心——我看上去实在痛苦，还以惊人的速率打喷嚏。

他坚决拒绝承认他的马与其他马匹气味不同，最初，他还不愿相信他儿子的鼻黏膜有任何蹊跷。不过，他还是请来了医生。

医生对马的问题不予考虑，宣称我患有“鼻黏膜炎”。他在我卧室的摇椅上摇来摇去，沉思默想了十来分钟。随后蓦地站起身。

“每日早饭前给他用冷水浸头，”他对母亲交代后离去。

这一疗法，靠一只廉价喷头辅助，日复一日，实行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倒不很在乎，除了减损头上自然分泌的发脂外，它对我别无伤害。清凉、吵闹的浸礼带来一日的清新开端，即使不能抵抗猫尾草或马皮屑，毕竟预防了我的懒惰。

韦伯斯特的过敏症，是在《密苏里妥协案》暂时解决了奴隶制问题十二三年后首次袭来。他身为辉格党人和贵族，无疑认为此番突如其来的流涕不过是普通的感冒。他正当盛年，年轻时的理念已经成熟，才干得到证实。他是青年共和党人的骄傲，而他开始打喷嚏。一些年后，他带着许多个夏季血管中淤积的豚草粉尘，支持克莱(3)一八五〇年提出的《妥协案》，听到自己的朋友抨击他背叛了人道主义和自由事业。

这些批评者实在不了解，他的变节，道理何在。他们说他只想盯住南方的选票。可对身体过敏造成的磨难，他们又知道多少？跨越时光的阻隔，我对这位垂老的政治家油然生出一种特殊的亲情，他饱受花粉症折磨，垂暮之年，接受了局部刺激引出的那类妥协。此一类苦痛不堪的人，彼此间同病相怜。我对丹尼尔·韦伯斯特，几乎比对自家人还要亲近。我在想象中，伴他一路北上，从华盛顿前往马什菲尔德，奢望山间爽气可以助他强身健体，支撑下去——在马什菲尔德，他将不是局部，而是整个都浸在豚草粉尘中。我见他倒出一小杯威士忌，缓解紧张情绪。我也倒上一小杯，共同消受片刻的酒精麻醉，我们两人都从经验中得知，醉酒之福，须臾即止，因为酒类（尤其是粮食酒），准确无误地进入鼻黏膜。他坐下来，再次写信给菲尔莫尔，我就守候在一侧。（我当然明白他眼睛和鼻子奇痒难熬，唯有给美国总统写信才能得到舒缓。）“今日前往韦伯斯特夫人留居的波士顿，随即赶去马什菲尔德。行程至此，我消瘦了，而且不是一星半点。昨日和星期日酷热，天气晴好，虽然我足不出户，想是由于鼻炎，炎热作用于我的双眼。不过，我用冰块抗拒困扰。”

冰块上还要加一点威士忌，他避而不谈后者。

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韦伯斯特死于肝病和浮肿。他们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了明显的蛛网膜积液。很有可能他永远当不上总统；他对花粉的反应毁了他的领袖气质。我确信韦伯斯特自来明白这一点，就像我在四轮马车后座上打喷嚏时已经知道，我注定实现不了心底深藏的目标。

我们的一生，韦伯斯特和我的一生，有奇特的相似之处。他有一个费钱的家庭，还有一些费钱的癖好——我也如此。他喜欢社交生活。我也喜欢。他好吃好饮，尤其是后者，醉心他在富兰克林和马什菲尔德的大农场，每逢鼻炎季节，就去那里避难。他追求生活在万物萌生的乡间，不问自己在做些什么，我则成心暴露在干草的刺激下，这都不能改变事情的真相。韦伯斯特渐趋偏向妥协一方。而我在政治高压下，往往站在懦弱的中间立场。我具有妥协者的性格，因为此人很小的时候，已经发现突然流鼻涕时，口袋里没有手帕。假使我生活在蓄奴时代，我会站在克莱一边，饱受朋友的抨击。

这只是故事的一半。韦伯斯特，虽然不大清楚花粉过敏的原因，必定也像我一样，在对雄性植物花粉和大地丰饶气象这一奇特的敏感中，感觉到某种补偿——唯我们与生命的绝大奥秘息息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此一狼狈的苦恼带来的暴虐和屈辱，成全了我们心中最珍惜的梦想。

(1)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美国演说家、政治家，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律师，还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和国务卿。

(2)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二日在博蒙特俱乐部宣读。——作者注

(3)　即亨利·克莱（1777—1852），美国政治家，曾任众议员和参议员。一八五〇年为避免南北分裂提出妥协案，提议密苏里加入联邦，但仍允许蓄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