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与学术探讨之路（代前言）

2018年9月，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等院领导研究决定，编辑出版文学院名家文集，我忝列其中。虽然自知不是名家，但盛情难却。我在由衷地感谢院领导的同时，也想借编辑文集的机会，回望忆想自己一生所走过的求学和学术探讨之路。我很幸运，时间把我带到了84岁。现在身体各方面的零件自然老化，但总体来看，属亚健康，头脑还比较清楚，尽管有些事情已经忘记了，但有些还历历在目。我走过的道路，不像许多前辈学者那样艰难险阻，总的来看，比较简单，比较平顺，不过也有蹉跎和迷失。把它勾列出来，对自己是一个总结检查，会有助于自己走好人生最后一段路程，对他人也可能会有一点借鉴的意义。

我于1935年9月3日，出生在山东省胶东半岛荣成县靠海的尹格庄村。家境贫困。父亲张序贞十多岁时就给人当雇工，后来为生活所迫，只身下了关东。在关东，他学会了编油篓。几年后回到故乡，除了种地，就是打短工、编油篓。因为家境贫困，他30多岁才和我母亲王稳结婚。我父母亲辛勤劳作，勤俭持家，忠厚老实。他们对我没有多少言教，主要是身教。他们善良的为人处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哺乳了我，影响了我一生。我兄弟姊妹四个，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父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对子女上学却非常重视。当时家里常常是缺吃少穿，特别是到了春天，要高价借钱借粮，有时用野菜充饥。记得我六七岁时，在春天，常常挎着父亲编的菜篮子、拿着小铲子到田垄山上挖野菜。我母亲常年病魔缠身，患有多种疾病，但没有钱治疗。无钱求医便信神仙。有一年的春天，谣传离我们村10多里路的一个山沟，发现了能治病的“神水”。我随着大人到那里，连水带泥，高兴地提了一小桶回来。母亲喝了，病情加重了。就是在这样非常贫困的情况下，父母亲还是咬紧牙关，坚持让我们兄弟姊妹上学。回想起来，我能上学，从小学一直读到研究生，能够逐渐学到一些文化知识，成为一名高等院校的教师，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没齿难忘。使我痛惜的是，他们病逝得太早了。“子欲孝而亲不待”，无法弥补，愧疚之痛，经常萦绕心中，挥之不去！

我上小学时，正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当时我们那里的小学分初小和完小两级。初小4年，完小2年。我上初小是在本村。初小的设备，极其简陋。书桌是用土坯垒的。买不起纸张，学写字用石板。课程很简单，有语文、算术、珠算，写大仿（书法）等。教材是老师自己编写刻版油印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教师经常变换。对学生的管理，还存有一些过去私塾的方式。对有过失的学生，老师用戒尺惩罚，打手掌。我曾因大仿写得不好，被打过。那时我们家乡的教育相当落后。约有500户的本村只有初小。我读完初小，只能到离我们村5华里的斥山（现改名为赤山）镇读完小。完小的学生，除了斥山镇本村的，还有周围十几个村的。完小的设备也十分简陋。有的教室是借用庙宇和祠堂。没有书桌，上课席地而坐。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教师比较固定。完小的学生多是走读。我读完小时，每天和同村的伙伴，早出晚归，风雨不止，冰雪无阻。每天带着用一块布包着的几本书，带着一块玉米面饼子或两块红薯中午充饥。境遇艰难，但不觉为苦。读完小期间，学校已有共产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后来听说，有些年纪大的同学加入了党组织，有的毕业前后就离家参加了革命。我是1949年，由盛秀华介绍，加入了青年团（后来改为共青团）。我在完小读书时，除了读书，还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在村里办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国内外大事。组织中老年妇女学习组，为她们讲事实，教她们识字写字。学校有时也组织文娱活动，组织过演讲会。我参加过全区组织的小学生演讲比赛，还侥幸地得了第一名。记得有一年在全区的大会上，我还代表完小学生在大会上讲话。

由于日本的侵略，我上小学比较晚，直到1949年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我想上中学。当时，荣成县全县没有一所中学。后来听说我们邻县的文登县许家设有初中。1950年，刚过春节，我独自一人背着过春节留下的几个饽饽，冒着风雪，步行50华里，到文登县高村镇参加考试。第一天到那里，夜晚无铺无盖，蜷曲地睡一个学校教室的铺草上，第二天席地而坐，参加了考试。很幸运，我住了几天，接到了被录取的通知。当时全村没有上中学的。村里人知道我考上了中学，都夸奖我，家人也非常高兴。当时只知道上中学要花钱，不知道有助学金。母亲病逝不久，家里十分困难。我心想，上还是不上？父亲压力很大，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父亲的经历够苦的了，我不忍心为难父亲。经过反复考虑，我主动放弃了上中学的机会。弃学以后，我情绪稳定，主要是帮助父亲和外祖父家干农活，从中学会了不少东西，除了播种之类的细活之外，刨地、锄草、推独轮车等粗活我都会干。干农活锻炼了我不怕脏、不怕累、吃苦耐劳的精神。

1951年5月，我曾报名参加解放军。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解放军在我们县招收军干校学员。我知道后迅疾报了名。区青年团委书记热心支持推举我。我有完小文化程度，是团员，是贫农，出身成分好。在区里很顺利被选上了。家里、亲戚和我个人都认为此事已成，准能入伍。没想到，到了县里却被刷下来了。后来才知道，被刷下的原因是因为在填写的表格“社会关系”一栏中，写了我的一个姨妈在朝鲜仁川。有“海外关系”，又在朝鲜南部的仁川，自然是不合格了。那时特别重视“社会关系”。人生路上，常有偶然性。像姨妈这样的社会关系，没有必要填写。如果当时我不填写这一“海外关系”，我会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也可能成为一名军官，也可能牺牲在战场上。福兮，祸兮？命运有时会捉弄人，会决定一个人走的道路。参军不成，又想上学。到了7月，听说威海一中招生，且有助学金，我到县城所在地崖头镇，第二次考上了初中。

威海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三面环海，夏天少炎热，冬季不严寒，自然环境优美。一中设在市区内。有两座过去建的二层楼房和新盖的平房作为教学场所。由于学生较多，住宿条件差。我刚入学时睡草铺。后来才住上了用木板搭起来的通铺。饭食很简单，常年吃的是用东北三省运来的玉米做成的大饼子，早晨有咸菜，中午饭、晚饭喝用萝卜、冬瓜、菠菜做的菜汤。我家距学校180华里。那时荣成、威海地区很少见到汽车。交通工具主要靠骡子或毛驴拉的车和人力小车。我家里穷，上学、放假往返，全是与同学结伴步行。上学时，因为总要背一些东西，途中要在十分简易的旅店里住一宿。放假时，归心似箭，起早加夜里步行180华里赶回家。现在想想，一次连续步行180里，怎么可能？可当时就是这样步行的。初中三年，教学正规。任课的老师，有50多岁的，也有20多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课程依照国家规定相当全面，主要课程用全国通用教材。三年初中，我的学习方式很单一，几乎全是依据课本和老师的授课，没有特别的爱好，很少阅读课外读物。学校的风气很好。我们班上约50位同学，有的十三四岁，有的二十岁上下，年龄差别较大，但都很质朴，守纪律，和谐相处，没有争吵。我学习努力，成绩良好。有一位同学年纪大，学习很吃力，成绩差，班主任老师特别安排和我同桌，以便帮助他。学校与社会息息相关。荣成、威海一带，是老解放区，社会秩序好，干部廉洁，民风质朴，群众觉悟高。这些自然经由各种途径影响了学校。

我初中毕业后，随着几年来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加上我有了勤俭持家的继母，家里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父亲和继母支持我继续上高中。我决定就近报考文登一中。当时文登是一个专区，管辖荣成、威海、文登、牟平、海阳、乳山等县市。文登一中是文登地区唯一的高中。幸运之神常常对我垂青，1954年暑期，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文登一中。一中建校虽然只有两年，但校风好，学风好。老师很敬业，爱学生，上课、批改作业都非常认真；学生敬老师，都努力学习。我们是第三届，只有两个班。我读高中，一如既往依据课本和老师的讲授努力学习各门功课，没有特别的爱好，课外阅读过几本当时流行的苏联小说，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三年高中，没有运动，各种活动也很少参加。因为客观条件的影响，我上小学很不正规，加上少年懵懂，没有学到多少东西。但初中和高中，我受到了正规的教育。读高中时，学校有党支部，班级有团支部。我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在政治上，我热爱共产党，要求进步。1956年12月，由学校的两位干部周大伟和丛海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我们年级的两名党员之一。

1957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学院是新建带有国防工业性质的院校，政治条件要求高。我在高中时文理课程没有偏科，成绩比较均衡，政治条件又好，所以第一志愿选了该学院兼有文理特点的工业经济系。9月到学院后，上课一个多月，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医疗无效。当时学院规定，新生入校有病不能休学，只能退学。无可奈何，我退学回家了。回家后我一直参加农业劳动，病情有所好转，逐渐能看书学习了。鉴于学习理工科太紧张，据说学文科较为轻松，再加上我文科基础还可以，于是1958年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改报了文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系，第二志愿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结果被山东大学录取。

50年代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名师荟萃，教古代文学的有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黄公渚、袁世硕等，教语言的有殷孟伦、殷焕先、蒋维崧等，教现代诗歌的有高兰，教民间文学的有关德栋，教文学理论的有孙昌熙、吕慧娟、周来祥，教现代文学的刘泮溪、韩长经等。能到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是很幸运的。但遗憾的是，我们58级入学以后，变故多，运动多，劳动多，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习受到了严重的干扰。1958年9月我入学时，山东大学还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想不到的是，我们入学的第一堂课，是系主任章茂桐在大众礼堂作学校由青岛迁到济南的动员报告。此前，在济南洪家楼的山东农学院迁到了泰安。山东大学迁到济南，就用了农学院的校舍。系主任作动员报告后，我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迁校劳动。在青岛，用大板车把学校的物品运到火车站。到了济南，再从黄台火车站运到学校。迁校时正值全国“大跃进”。我们到济南后没有几天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开始，我被安排用地排车从南面山区运矿石，后来又当了小高炉炼铁炉的炉前工。1958年，全国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劳动成了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除了平时的建校、搞卫生等劳动外，还有许多集中的下乡劳动。印象最深的是每逢麦收时要到郊区参加麦收。1959年秋天，我到五莲县街头公社参加劳动1个月，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0年秋天，正值三年灾害最困难时，我到齐河县许寺公社参加秋种，干的是人拉犁的重活。1961年春，我参加了济南南部修建卧虎山水库的劳动，挖土、运土，吃住在工地搭建的帐篷里。劳动是繁重的，饭食不好，特别是1960年到1962年，粮食定量，常常伴随着饥饿。我因为从小“劳其筋骨”，干过农活，也“饿其体肤”，能适应，劳动从不惜力，常常受到表扬。但有个别的同学因难以适应而中途退学了。大学四年，我除了参加集体劳动外，为了在经济上减轻父母的压力，还利用假期，和几个同学一起找活干挣点钱。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和宋连杰、李志宏、范连明4人，用大板车把芦苇从北园郊区运到城内。拉大板车，有危险。我身体好，经受过劳动的锻炼，常常由我驾辕。夜晚，我们曾在黄台车站卸过煤炭。卸煤炭要求速度快。我们拼命干，都能提前卸完。卸完后，我们全身汗水淋漓，成了“煤黑子”。我自己也单独在校内打过工，拆大炼钢铁时留下的小高炉，然后用地排车把拆下的炉子完整地转运到新的工地。大量的劳动，占用了学习专业的时间，可也进一步锻炼了我的筋骨，磨炼了吃苦耐劳的意志。

大学四年，尽管多次运动、劳动严重地冲击了教学体制，但高等教育长时期以来形成了以教学为主的优良传统，并没有被完全冲掉。学校坚持开基础课。我们学过文学概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只是课时少、不系统。到了四年级，有选修课和专题讲座。高亨先生给我们讲授《诗经》，陆侃如先生给我们上过“《文心雕龙》选讲”。我学习努力，对各门课程都很重视。因为离家远，寒暑假，为了节省路费，寒暑假从未回家。假期除了打工以外，就是读书。毕业时要求写论文，我写的是《刘勰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我在大学期间，担任过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由于各方面表现好，常受表扬，曾被评为山东大学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

1962年，我大学毕业，可能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系领导安排我报考陆侃如先生的研究生，结果被录取了。那年，陆先生招了三名研究生，除了我，还有刘文忠、陈祖美，专业是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生学习的前两年，全国在贯彻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除了全国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外，没有其他运动，劳动也少了。当时高教部对研究生有明确的规定，除了学习专业，还要学习马列著作，要通过两门外语。我们的专业课，汉代文学由赵省之先生辅导，其他全由陆先生指导。陆先生当时办了一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班，参加的有文艺理论教研室的青年教师、进修教师和我们三名研究生。研究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陆先生讲授郭绍虞编的《中国古代文论选》的附录部分，还定期举行专题讨论。此外的专业学习，就是阅读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作家作品。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写读书笔记。笔记包括阅读后的体会、疑问等。我们每人都有两本读书笔记，轮换交给陆先生审阅。陆先生精力旺盛，处事勤敏，不留案牍。我们交的读书笔记，不超过两天就审阅完，退给我们。由于我们的外语水平基础单薄，要通过两门外语，用的时间较多，影响了专业学习。陆先生很体谅我们，减少了专业学习的内容。马列著作选读由政治系的杨贵昌、王守昌老师指导我们读了《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研究生的前两年，我们基本上能集中学习，可到了1964年暑假开学后，正当开始撰写毕业论文时，学习中断了。10月底，学校决定中文系待分配的以及62级、63级的研究生到农村参加“四清”。11月3日，我和刘文忠、陈祖美等同学，冒雨随“大部队”到了曲阜城关公社。我被分配在孔林北的荀家村。进村后，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被安排在丰宗贞家，吃的是地瓜面煎饼，睡的是用几根木棍、木板支撑，上面用草铺成的床铺。那时孔林可以随便出入。冬天，我曾同房东一起到孔林搂草拾柴。工作方面，我和滕县的两个小青年是一个小组，我任组长，主要任务是查一个小队干部的“四不清”。查来查去，没查出什么问题。到1965年4月中旬，学校通知让我们应届毕业生回校。回校后，我们赶写毕业论文。1963年1月，高教部公布的研究生条例规定，研究生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不得少于8个月，而参加“四清”占了6个月。时间紧促，我们只好缩小论文的内容，同时加倍努力。我的论文题目是《如何评价庾信及其作品中的“故国之思”》。当时，古代文学专业有4名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的结果，我得了4分（良），其他3人都是3分（及格）。我的论文很快在《文史哲》1966年第2期发表了。三年的研究生，虽然有6个月参加“四清”，用大部分时间学习外语，学习专业的时间不多，但幸运的是，我们的导师陆先生，学识渊博，孜孜教诲，特别是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让我深受教益。当时毕业的研究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因为要经过上报、用人单位选用、审批等环节，常常要等几个月才下达分配方案。我们62级是在1966年4月，才接到了分配方案，我被分配留校，在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任教。

我一个贫农家的子弟能在大学当教师，从未梦想过，可今天成了现实。当时想：学生的路程走到顶了，今后要努力教学，同时争取在学术探讨方面做出成绩。人常想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确定自己的取向。其实，常常是命运支配自己，自己确定的取向往往会成为泡沫。我留校不久，“文革”开始了。开始时我积极参加，后来基本上是顺从吆喝。“文革”的前奏，是全国上下搞“文艺批判”、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当时中文系党总支指定我们待分配的研究生参加大批判写作组。我们集体写过《〈林家铺子〉兜售的什么货色》《历史剧〈海瑞罢官〉反映的是什么政治方向》等应时随风的批判文章。这些文章都及时地在《文史哲》上发表了。“文革”正式开始后，山大人有造反的，有保守的，有挨批挨斗的，有逍遥的。各种群众组织、“战斗队”之类，纷纷成立。我参加了教工组织的偏于“保守”的“赤卫队”。因为保守，挨过“造反派”的殴打，也曾受到“造反派”中几个友好同学在小范围的批判。因为我出身好，又是党员，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我随从“造反派”的同学，一起到过长沙、广州、广西、贵阳、四川等地搞过外调，也曾到山东省陵县、江苏省赣榆县、吉林梨树县做过个别同学关于家庭情况的外调。“文革”期间，继续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我经常被派到农村、工厂劳动。印象较深的是：1969年春到平原县农村参加春播，边劳动，边整党。1969年秋到1970年春，我被安排为教育革命探索队的成员，到滕县龙阳公社龙山村，参加了7个多月的劳动。还到过章丘县普集公社搞过所谓“教改”，到过博山一个工厂做过调查。还同几个同学和萧涤非先生一起到过青岛市纺织机械厂同工人相结合。我们集体住在一间大屋子里，萧先生住下铺，我住上铺。萧先生给工人讲过毛泽东诗词。1970年6月，山东大学改为鲁迅大学，文科迁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为山东大学。我到曲阜，在校农场劳动了3个多月。1971年，学校开始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入学后，继续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没有正式给工农兵学员上过课，只是做些辅导工作，先后同部分学员到过农村、工厂、部队。曾在曲阜附近的夏家村一边劳动，一边参加“批孔”。那时，陆侃如先生刚从监禁释放，也到了夏家村，同我们同住、同劳动。后来我又到济南柴油机械厂参加劳动，还跨省到石家庄市一个机械厂劳动过。1974年冬，全国开展“批儒评法”期间，蒋维崧先生、我和几个同学，被安排到驻扎在肥城县山沟里的一支部队，同指战员一起注释《韩非子》，一直到1975年5月才返校。返校不到半年，10月我又被安排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被分配到郓城县杨庄集公社大王庄，我任组长，抓整顿，促生产，直到1976年10月才返校。1966年我留校时，正值“而立”之年。奴性、顺从地虚度了十年，蹉跎、迷惘地抛掉了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而且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黄金般的十年！懊丧无济于事，愧悔徒增伤感。我向前看，决心奋起直追，努力补偿浪费的时间。

我真正从事教学和学术探讨，是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的。“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了，教育的酷寒冬天结束了，明媚的春光普照全国。我沐浴着明媚的春光，开始了新的路程。77级同学入学以后，我虽然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达18年之久，但属于“双肩挑”的教师。我长期坚守在教学岗位上。我坚持教基础课汉魏六朝文学部分，讲过古代文选，开过选修课“建安文学研究”。教材是教学之本，山东大学中文系有自编教材的传统。我参加了袁世硕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编选工作。此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不断再版。袁先生和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2014年出了第二版，2019年出了第三版。我1981年被定为讲师，1983年被评为副教授，1990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经国务院学科组评审为博士生导师。我从1983年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从1994年开始招博士研究生，共指导硕士19名（其中韩国学生1名），博士19名（其中韩国学生3名）。我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一名硕士、一名博士的论文获得全省优秀论文奖，一名硕士、一名博士的论文获得山东大学优秀论文奖。

我留校工作以后，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一直坚持学术上的探讨。就探讨的主要内容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个时段，自1978年到1990年，重点是建安文学。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主要是有关建安文学的。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了《三曹年谱》，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了《建安文学论稿》，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了《建安诗歌选译》。另外还发表了几篇其他方面的文章，如《〈文心雕龙·体性篇〉“八体”辨析》《刘勰对三曹评价的得失》。《建安文学论稿》是有关建安文学研究的论文集，收有16篇论文，其中有9篇先后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丛刊》《文史哲》《文心雕龙学刊》《古典文学论丛》等书刊中。《建安诗歌选译》是应出版社之约编著的。我有关建安文学研究的论著发表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有些论文被转载或摘要刊载，有些常被引用。吴云教授在《建安文学研究述要》（《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三曹年谱》“对三曹的生平、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建安文学论稿》一书的出版，“结束了在这一领域无专题论著的局面，具有突破性的成就”。

第二个时段，从1990年到2009年，主要探讨是东晋文艺。除了出版了《东晋文艺系年》《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两部专著外，还发表了多篇论文：有关《诗经》的两篇，有关陶渊明的两篇，有关《文心雕龙》的两篇等。《东晋文艺系年》把102年的东晋（包括北方十六国）有关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等方面的史料，以时间为序，分别系于各年。全书对收录的170多位文艺家的生卒、行迹和著述等详加考订，对民间文艺也收录较全。本书出版后，学术界认为该书是研究东晋文艺的案头必备之书。1994年，该书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东晋文艺综合研究》是独立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结集出版前，其阶段性成果曾在《山东大学学报》、《艺文述林》、《文史知识》、韩国顺天乡大学《汉学集刊》等刊物上发表。此书2001年初版后，2002年再版，2004年第三版，受到内地和港台以及日本一些学者的称许。复旦大学王运熙教授说：“你过去编过《东晋文艺系年》，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作综合研究，内容深入而富有新意；也为与艺术结合研究古代文学开拓了新路。”台湾大学郑吉雄教授认为，此书“以会通之观念，联系文学、书法、绘画之范畴，构筑东晋文艺之网络”。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编集《中国文学报》第6册刊有日本学者的评介文章。此书2002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2001—2002年度山东省优秀图书奖，2004年获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第六届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

第三时段从2009年开始，探讨的重点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主要的成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两部专著。我酝酿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始于20世纪末。从那时开始，断断续续边搜集史料、边思考。2003年，以此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被批准。当时计划三年完成，后来因为内容有较大的拓展和反复修订，申报延长至2010年12月。此书在2011年9月出版。全书近108万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重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体系。内容分四编：绪论编，是对文学史料学这门学科的界定；历史编，论述了古代文学史料历代的演变；内容编，从背景史料、传记史料、作品史料、研究史料等方面论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方法编，论述了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著录、使用等问题。此书出版前在《文学遗产》《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出版后，为学术界所嘉许。2012年获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2011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2013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出版以后，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编著《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一书。编著此书的缘起，一是认为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古代研究由传统进入现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时代，二是因为中外没有这方面的著述，想补阙。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15年8月，完成了全书计划的70%，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2月被批准。2018年8月批准结项。此书约100万字。全书以时间为序，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史料按年月依次编排，所选收的史料兼顾纯文学、杂文学，兼顾实践和理论，兼顾国内外，有助于研究者按时序查阅史料，可供研究、学习古代文学之参考。2009年后，我除了编著上述两种专著外，还编著了《20世纪世说新语——趣闻逸事》一书（待出版），发表了两篇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出版了《曹操曹丕曹植集》（合著），同袁世硕先生合编出版了十五卷《陆侃如冯沅君合集》等。《陆侃如冯沅君合集》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4年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我自1993年开始领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4年10月，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2018年12月，被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评为“山东社会科学名家”。

回想自己走过多年的学术探讨之路，也有一些粗浅的体会，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一是注意努力创新。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力避因袭。清代文人袁枚强调：著书立说最忌“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我在学术探讨中注意遵循这一治学原则。在我的心目中，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开拓，一是深化。开拓指的是，前此学术界基本上未及涉及的。深化指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深细化。我在学术探讨中所选的题目，有些属于开拓方面的，如《东晋文艺系年》《东晋文艺综合研究》《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有些是属于深化方面的，如《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论著出版后之所以受到关注肯定，当与注意创新有关。

二是史料与理论并重。古代文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厚。由于研究者的志趣和学养的不同，对其研究自然会有多种门径，会有所侧重，或偏于史料，或偏于理论。但就一个时代的总体而言，理想的研究应当是史料与理论的融合。我受陆侃如先生等前辈的教诲，走的是史料与理论相融合的路子。我重视史料的积累，也注意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探讨一个问题，通常是先作史料工作，以竭泽而渔的心态，搜集史料，整理史料，在此基础上再做论述。为了探讨建安文学，我先编三曹年谱。通过编此年谱，大体上掌握了与之相关的史料。掌握了史料，再结合自己学得的理论撰写有关的论文。结果出版了《三曹年谱》和《建安文学论稿》两种专著，在史料和论述两方面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点参考。我的著述中，使用的史料错误较少。曹道衡先生不只一次地对别人说：“我能放心地使用张可礼先生编著的史料。”这是过誉之词，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在史料方面肯下笨工夫。理论永远不能离开史料，也不能代替史料。我在史料方面做的工作，自信能起到一点灰沙石子铺路的作用。

三是教学与研究相结合。高等院校的教师肩负着教学和研究两方面的责任。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后，一直注意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结合，尽力把自己研究的心得体现在教学中，在教学中加深对研究的问题的认知。1981年，我编纂了《三曹年谱》，开始撰写建安文学方面的论文。有了上述基础，我给1979级同学开“建安文学研究”选修课。开这门课后，一面授课，一面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对讲稿，不断拓展，反复修改，后来出版的《建安文学论稿》一书，就是在讲稿的基础上修订的。我讲授文学史多年，也参编过文学史。其间，也体现了教学与研究的融合。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了袁世硕先生和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我负责审定宋前部分，并撰写了《建安正始诗歌》和《两晋诗歌》两章。我撰写的两章，其中不少内容是我研究的心得。这部文学史由于水平较高，适合教学，至今仍为许多高等院校选用。

四是尽力做普及的工作。对于古代文学，我们应当像历代的许多学者那样，不断地做深入细致的高深研究，撰写前人想写而未及写的论著，努力从各方面提升研究的水平，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使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融入现实，接近民众。其重要途径是做好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普及优秀的古典文学，不仅是传播古典文学知识，提高审美情操，更是从一个方面传播民族精神、爱国情怀，是一项有助于民族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工作。古典文学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经由普及呈现的。由于我知道普及古典文学的重要性，所以多年以来在这方面也相当尽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为了普及建安文学，我先后出版了《建安诗歌选译》和《曹操曹丕曹植集》（合著）。《曹操曹丕曹植集》选注、简析了三曹的重要诗文。由于此书比较适合一般读者的需求，2009年初版后，2014年又出版修订本，至2018年11月连印五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为了普及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品，相继出版了多种鉴赏性的著述。我奉萧涤非、刘乃昌、袁行霈诸位先生之命，先后撰写了多篇赏析性的文章。长久以来，在学术评价上，轻视普及性著述，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古典文学研究者应当把撰写普及性读物，视为自己应当担当的重要职责。

我在学术探讨方面之所以能取得一点成绩，有外缘，也有内因，是外缘与内因的结合。

如上所述，我的学术探讨是从“文革”结束开始的。“文革”结束以后，全国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国家长期稳定，经济发展，重视文化建设，为研究古代文学提供了亘古未有的大好时机。我珍惜这一时机，决心努力补救过去糟蹋的宝贵时间，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结合自己的专业，探讨学术，不断有成果问世。古代文学研究与时代密切相连。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不可能在学术探讨上取得成绩。我感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能耐是有限的，能在某一方面取得一点成绩，总是与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对此，我有深切的感受。我很幸运，我一生受到人民和众多亲友师长的厚爱和帮助。他们对我的帮助、为我付出的大量心血，我说不完，算不清。我从上初中到大学毕业，一直享受较高的人民助学金。我父母亲，含辛茹苦支持我从小学读完研究生。我1963年与张培媛结婚后，因工作难以调动，至1975年一直分居两地。她为了支持我的学习和工作，在奋力工作的同时，自己抚养三个孩子。一次，三个孩子同时患病，她用地排车拉着到医院治疗。我遇到了很多值得特别尊敬的师友。特别是陆侃如先生，他言传身教，不仅增长了我的专业知识，还使我懂得了一些治学的方法。华东师大教授王元化，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周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道衡、沈玉成，复旦大学教授王运熙，北京大学教授陈贻焮、袁行霈、张少康，福建师大教授穆克宏，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更生，台湾文化大学洪顺隆，日本山口大学岩城秀夫，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南一郎，韩国顺天乡大学教授朴现圭诸位，或赐大作，或赐手书，我从中受到激励，获益良多。齐鲁书社社长孟繁海、山东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华刚、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刘文忠、山东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广璜、凤凰出版社社长姜小青、安徽教育出版社编审张丹飞诸位，先后鼎力帮助出版我的著述。我教过的学生，我指导的硕士和博士，他们关心我，从多方面支持和帮助我。我很幸运，一生有那么多的、难得的相遇。没有上面例举的来自多方面的亲友的厚爱和帮助，我根本没有机遇探讨学术，更何能遑谈什么成绩！在这里，我向所有教育过我、扶持过我、表扬过我、批评过我的人，包括恩师、亲友、同事、学生，致以发自肺腑的谢忱！

我知道自己比较笨拙，没有才气，但我深信勤能补拙。我在学术探讨过程中，勤奋耕耘，而且能持之以恒，直到现在，还是这样。我铭记古人“贱尺璧，重寸阴”的教诲，勤读书、勤思考、勤写作。我兼任中文系系主任和总支书记长达18年。工作繁忙，除了教学、科研等系务工作外，其他如教职工有病住院、吵架、婚丧、子女上学等都是分内的事。这些占用了不少时间，但我心甘情愿，没有抱怨，而是抓紧工作，拿得起，放得下，做完工作后，争分夺秒，马上坐下来读书写作。节假日，不论是长是短，是酷暑还是严冬，我很少休息。记得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的住房小，为了能安静，我就整天在学生宿舍读书写作，我的《建安文学论稿》就是1985年在学生宿舍整理完成的。假日我也很少同家人出去游玩。有时大年初一，还照常读书写作，以至落得家人的抱怨。我有时也有玩心，也想看一些娱乐节目，但我能节制，不敢随心所欲，不愿博弈荒嬉，不愿坐抛岁月。1986年4月初，我到北京人民医院治疗多发性的肾结石。医院只有一台肾结石碎石机，病号多，要排队，直到7月底才出院。住院期间，我坚持阅读，重读了《文心雕龙》和《南史》《梁书》等，还记了一些卡片。我勤奋，但我不拼命，注意节奏，“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我想尽力延长自己探讨学术的时间。我读书写作，很少“开夜车”，感到算总账，“开夜车”不合算。我生活比较规律，每日按时作息。时间是个常数。它公平无私，对所有的人是一样的，就看你是否能勤奋地利用了。“天道酬勤”，我之所以能在学术探讨上取得一点成绩，是长期勤奋耕耘的酬报。

我开始对古代文学的探讨，主要是缘于兴趣，研究生毕业之后，又把它当作自己的职业。后来经过多年的学习和探讨，我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认识。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丰厚的宝藏，有生命力。经过开采，能大放光彩。我们万不能舍弃古代文学这一遗产，应当批判地继承其中的精华，这是提高民众的爱国情怀、审美情操和创造新文学不可缺少的。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没有地域的限制。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优秀成果，不仅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长期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文人学者，热爱中国的古代文学，不惜花费大量的心血研究、传播中国的古代文学。他们有时研究的某些成果，超过了我们，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国外如此看重中国的古代文学，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更应加倍珍惜。作为一名中国古代文学的探讨者，应当感到自豪，应当有一种责任担当。对于古代文学的探讨，不能拘于职业，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事业，要有事业心。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具有功利性、有限性。而有事业心者，源自责任，会超越自我，思想境界会更高一些，会有持久的耐力，没有休息站，只有加油站，不断地向前进，能摆脱“俗谛之桎梏”，突破多方面的限制。有了上面的认识，我对古代文学的探讨，逐渐由拘于一种职业而过渡到把它作为一种终生的事业。有了事业心，就突破了退休、年龄诸多界限。2005年，我70岁退休以后，亲友多次劝我休息，但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自不量力，有争强的心态。我退而不休，力避各种牵系干扰，一如既往，潜心读书、思考、写作。我的专著《东晋文艺综合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都是退休后反复修改出版的，后来经过近10年的耕耘，又编著了《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编年》一书。如果没有事业心的支撑，是不可能取得上述成绩的。

据说人的自然生命，至少能活100岁。作家冰心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年过80，片刻没有停止写作。季羡林先生把80岁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冲刺点，写出了一部73万字的《糖史》。侯仁之院士在85岁时，曾用“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来自励，一直坚持工作。许多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楷模。现在我虽然桑榆暮景，但不怕老，想过有意义的晚年，仍存储着理想和希望，有一个向前的目标，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仍在迈着不太有力的步子向前走。我常想，年迈能读书、能思考、能写作是一种福分。你看，由于多种原因，有多少人想读书、想思考、想写作而不能，而我现在还能。这岂不是一种难得的福分！我暗中立誓：有生之年，不辍读，不止思，不挂笔。

我生来驽钝，悟性不高，长期以来，在学术探讨上虽然勤奋努力，但出版的著述，水平不高。我之所以应允结成文集出版，是想借以记下自己跋涉在学术探讨道路上的足迹，自信有些著述有参考的价值。同时，想用这部文集来纪念养育我的父亲和母亲。贱集承蒙刊行，实出望外。我底子很薄，水平有限，文集中的著述难免幼稚和失误，恳请各位不吝赐正。

收在本文集中的大部分著述都是已经发表过的，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的。已经发表的著述，除了订正了个别错字外，均保持了发表时的原貌。

在本文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先后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心帮助。李剑锋教授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帮助搜集资料，尽心编辑，付出了很多心血。潘磊博士在忙于撰写毕业论文的紧张时刻，不怕劳累，帮助搜集复印资料。中华书局的编辑葛洪春同志，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对于各位的真诚帮助，我鞠躬致以谢忱！

2019年2月22日，定稿于山东大学农子晚学斋

（原文载《山东大学中文论丛》2020年第4辑[总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