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2012年，约瑟夫·（乔伊）·沙逊从苏格兰给我写了一封信，一切缘起于此。约瑟夫和他的孩子——塔尼亚和皮特对本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对此我深表感激。过去九年，还有很多人、很多机构拨冗相助。本书若未能一一提及，我希望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为了写成本书，我走访了好几个国家，好几座城市，不过跟沙逊家族19世纪初的奔波逃命不同，我出门是为了做研究，走访档案馆，伏案查资料。我从伦敦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孟买、浦那、上海以及其他几座城市。这本书大量援引耶路撒冷国家图书馆大卫沙逊档案室的史料，这些史料多数采用巴格达犹太方言写成，这种对沙逊家族史料未经删节的引用，我认为尚属首次。在写作研究与史料考证的过程中，我有幸获得各方鼎力支持，尤其是耶路撒冷国家图书馆及工作人员蕾切尔·米斯拉提，在此特别感谢。还有多家档案馆和档案管理员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宝贵帮助：美国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埃利斯·维克多·沙逊爵士文件与照片档案馆及档案管理员安妮·皮特森；伦敦罗斯柴尔德档案馆及档案管理员梅拉尼·阿斯佩；《肯尼斯与乔伊斯·罗宾斯藏品集》及其所有人肯拨冗相助，与我分享了很多详细知识。此外，多家档案馆与图书馆也在本人写作过程给予了巨大帮助：巴比伦犹太人遗产中心档案馆（特拉维夫）、布莱顿霍夫档案馆、大英图书馆（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伦敦）、中华协会文件档案馆（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英格兰教会档案馆（伦敦）、印度国家档案馆（德里）、嘉道理档案馆（香港）、大都会档案馆（伦敦）、奥斯曼帝国档案馆（伊斯坦布尔）、上海市档案馆，我对这些机构表示诚挚感谢。

在撰写此书的漫漫岁月中，我得到了多位优秀助手的鼎力协助。我很幸运，能遇到多伦·戈德斯坦。他是如此博学多识，帮助我解读每封书信、每篇文章，破译大卫沙逊档案馆保存的数千份手写文件及其一些行话与术语。戈德斯坦能说流利的希伯来语，对阿拉伯语及各种方言以及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也有一定了解，这种语言能力非常宝贵。贝南·格拉姆斯和法提赫·Çalısır帮忙解读了奥斯曼帝国档案馆的一些资料以及部分土耳其语手稿。王亚琼（音译）帮助解读了上海市档案馆的一些资料。华盛顿特区的丽贝卡·墨菲和我一起收集了大量数据，并从报纸上查找资料来源。凯莉·斯特克也帮了大忙，她是一位优秀的研究员，组织能力很出色，对资料的见解也很深入，令我叹服。如果没有凯莉帮助，我很可能无法掌控为本书所收集的海量信息。她还帮我绘制了沙逊族谱以及孟买和上海的地图，协助完成了本书插图的初步搜索工作。劳伦·斯特里克则为众多文件以及其他类型的材料编制了索引，让我在写作过程中查找起来更加方便。辛妮·罗德帮我处理了后期编辑工作。

我跟有些城市的当地人成为朋友，获得了他们提供的信息。孟买的西敏·帕特尔对当地了如指掌，给我讲解了某些地点的相关知识，还将我引荐给了知道沙逊家族的人。浦那的卡扬·卡亚拉为我提供了沙逊家族在孟买的房产详情。赛勒斯·帕塔尔和内维尔·帕特尔协助我在默哈伯莱什沃尔开展研究，在他们的盛情款待下，我有幸在美丽的格林诺戈度过了三个晚上（沙逊家族当时建的山中度假别墅）。这是一处神奇的地方——书中一些主要人物曾经一年好几个月都在此处度假避暑，能住在先辈住过的地方，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经历。在新德里期间，我住在马克斯·罗登贝克及妻子卡里玛·哈利勒的家中，并承蒙他们盛情款待。我第一次去默哈伯莱什沃尔，马克斯还陪同我前往。我的侄子奥默之前住在中国，我在上海期间，他陪我参观了曾经属于沙逊家族的建筑——如今的费尔蒙和平饭店（20世纪30年代归沙逊家族所有）。工作人员非常热情，甚至为我提供了饭店图纸，还有介绍饭店历史的书籍。到访达拉斯期间，我有幸与艾弗琳·考克斯（维克多妻子巴恩西的侄女）一起用餐。她告诉我，她们一家曾与维克多·沙逊在达拉斯、英国和巴哈马度过一段时光，这段时光对她们家的意义非同一般。

弗吉尼亚·迈尔斯负责本书最初阶段的编辑，后期编辑则由企鹅兰登出版社负责。沙逊“大家族”的一些成员为我提供了海量照片和信件，还有一份全面的族谱，他们是西比尔·沙逊、休·沙逊、乔安娜·沙逊（珀斯）和埃德温娜·沙逊（伦敦）。我还与詹姆斯·沙逊（伦敦）就本书有过多次讨论，他为我提供了诸多有用的建议，给我讲述了沙逊家族的很多往事。

很多朋友和同事鼎力支持了本书的写作，提出见解，并阅读了部分手稿，我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约翰·麦克尼尔、查尔斯·金、威廉·克拉伦斯·史密斯、戴安娜·吉姆、斯蒂芬·艾希、保罗·弗伦奇、哈罗德·詹姆斯、南希·伯格、凯文·奥洛克、兹维·本多尔、艾玛·罗思柴尔德。尤金·罗根、理查德·奥文登和迪娜·库利一如既往地热情相助，提出非凡见解，并给予我莫大鼓励，就像他们对我此前几本书的支持一样。约翰·梅金森提出了宝贵意见，并建议将书稿交由企鹅兰登出版社，这本书因此得以跟大家见面。在之前几本书的著书过程中，每个研究与写作阶段，无论是行文流畅之时，还是沮丧失落之时，我都会与孩提时代的好朋友特里·沙美讨论手稿，这次也不例外。埃文·奥斯诺斯非常了解中国，还把我介绍给曾经或如今在上海生活的人，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极大支持。与罗伯特·沃思在一起的时候，我涌现出很多写作灵感。对这些朋友和同事，我表示万分感谢。

多家机构曾邀请我讨论本书内容或相关情况，我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参与本书研究的学者与读者留下了很多评论，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普林斯顿大学家族史叙述研讨会、哈佛商学院、牛津大学现代犹太史研讨会犹太乡间住宅研习所（由阿比盖尔·格林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东研讨会，布兰迪斯大学，伦敦犹太教博物馆，伦敦犹太人纪念馆；还有我任职的乔治敦大学，这所大学的历史系非常出色，过去四年我开了两次讲座，各位优秀同事全程阅读并点评了书稿内容。还有当代阿拉伯研究中心，过去十多年来，已成为我最亲密的家园，在此衷心感谢该研究中心和乔治敦大学的所有朋友和同事。我还有幸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卡茨犹太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得以与该中心的同事交流想法，听取他们对本书的意见，并结下珍贵友谊。

我衷心感谢企鹅兰登出版社的诸位朋友，特别是斯图尔特·普罗菲特，他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鼎力支持，鼓励我从不同角度思考，在与企鹅兰登出版社签署协议前，为我提供了诸多建议。还有本·辛约尔，从落笔之初就一直陪伴我，全程参与本书的编辑与讨论。爱丽丝·斯金纳在本书最后阶段给予了极大帮助。我的经纪人弗莉西蒂·布赖恩是一位令人叹服和敬佩的女性，她在患病期间甚至生前最后几个星期，还在为本书的写作提供宝贵建议。我何其有幸，她的同事凯瑟琳·克拉克后来接手本书，并且一开始就表现出对本书的坚定支持。塞西莉亚·麦凯负责整理本书所有插图，这项工作非常繁杂。我的排版编辑马克·汉德斯利对正文与引用资料进行了出色的排版。

我的家人一如既往地全面支持我：我95岁高龄的母亲依然关心我的写作事业；我的女儿蕾切尔阅读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意见；我的女婿丹尼尔也阅读了部分手稿，分享了一些有趣的想法。但给予我最大支持并且陪伴我写完前面三本书的是我的伴侣：海伦·杰克逊，在过去这些年的研究和写作岁月中，她真正地陪在我身边，与我一同前往印度旅行，在伦敦和耶路撒冷做研究期间，给予我宝贵帮助。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她，我将如何完成这项巨大的工作。

在撰写本书的最后三年，一个新的人儿进入我的生命：那就是我的外孙女阿雅，我要将本书献给她。阿雅的笑声与笑容融化了我的心，让我忘记著书之苦，忘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诸多困难与波折。我称她为我的“菲德瓦”（fidwa），这是巴格达方言中的一个爱称，代表自己深爱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人。感谢你，菲德瓦，感谢你给我生命带来的所有快乐和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