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整个故事要从一封来信说起。2012年初的一天，我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参加联谊午餐，回到办公室时发现桌上放着一封手写信，是学院门卫帮我放好的。信封背面有回信地址，来自苏格兰柯库布里镇。我从没听说过这个镇，觉得这封信应该是跟我开玩笑，要不就是寄错了地方。后来我打开信，发现写信人也叫约瑟夫·沙逊（Josep Sassoon）。跟我同名同姓的这个人读了我在法国《世界报》外交栏目关于威权独裁政体的一篇文章，觉得内容很有意思，不过让他提笔写信的不是文章内容，而是我的姓氏。他说自己是沙逊·本·萨利赫·沙逊（Sassoo ben Saleh Sassoon）族长的后代，认为我跟他是同宗，希望我能回个信。

我以前对沙逊家族的历史一直不是很感兴趣。我在巴格达长大，小时候每次父亲想把祖上的显赫事迹说给我听，我都不想理睬，甚至还捂住耳朵，故意惹恼他。后来着手写这本书期间，有很多次想再听他讲祖上的故事，想再问他几个关于沙逊家族的问题，哪怕几分钟都好，可惜已经晚了，我的这份愿望，迟到了20年。那封信我一直放在桌上没回复，后来同事海伦听说这事，责怪我无礼，让我给对方写封回信。我照办了，还跟那位约瑟夫·沙逊提议，两人电话聊一聊。不过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两天后门卫得意地告诉我，他拦下一通电话，是一个自称“约瑟夫·沙逊”的人打来的恶作剧。后来，我终于跟苏格兰的约瑟夫通上电话，他跟我谈起他的父亲，也就是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的亲堂兄弟，还有他的祖父——俄罗斯望族金茲堡家族的女婿。没有约瑟夫的鼓励，我怀疑自己根本没勇气提笔写这本书。

本书主题跟我上一本书毫不沾边，那本讲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复兴社会党的往事，与之前那本关于阿拉伯共和国威权政体的书也几无关联，正是因为那本书，我受邀成为牛津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尽管如此，我写书的胃口还是被吊了起来。我前往丘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还有伦敦的英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沙逊家族的有关资料，我还去往苏格兰跟约瑟夫会面（别人一般叫他乔伊）。他和我谈起那些家族往事，给我翻阅祖传的珍贵图片，还跟我谈到西比尔·沙逊（Sybil Sassoon）。西比尔是沙逊家族出的另一个历史学家，修订了完整的沙逊家族图谱，最早可追溯到1830年。这张族谱对区别同名族人和本书下述人物非常有帮助（沙逊家族用到的名字很少，一般都是几代人共用名字，让研究人员十分头疼），英帝国时代他们在各大洲之间往来迁移，为了入乡随俗，会改掉原来的名字。

我不知道最初的这几趟短途旅行会引导我走向何处。跟西比尔不一样的是，我出生年代太晚，没跟这本书中的任何祖先打过照面，即使是沙逊家族在20世纪中期一些有头有脸的先辈。虽然如约瑟夫所愿，我也是沙逊族长的后代，但我们的血缘关系只能上溯到这位祖先。1830年，沙逊族长害怕当局迫害，跟长子一起逃离巴格达，而其他孩子都留在故土。有些后来也离开了伊拉克，但我的祖辈一直没离开过家乡，直到被迫逃命，原因跟当时沙逊族长逃离巴格达大同小异。1967年6月，“六日战争”开打，犹太人在伊拉克的生活越发艰难；一年之后，复兴社会党的崛起让情况更加恶化，1969年甚至开始公开绞死犹太人。几年后，我们成功逃出伊拉克，当时带在身上的只有一个小包袱，别无他物。这一走，身后家园的大门从此关上，家人世世代代生活几百年的这片土地也成为过往。可以说，这本书打算写的并非家族史，而是沙逊商业帝国与历史进程的交织。我与这个商业帝国虽有一星半点血缘关系，却从来不是其中一分子。

对我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与沙逊家族沾亲带故”就像一杆天平，真正让我感到平衡的，是写书过程发现了一批尘封的资料，有时资料读着读着就变成了研究；于是我前往耶路撒冷的国家图书馆，那里保存了沙逊家族的大部分资料，包括1855年到1949年间的数千份文件，从私人书信到公司账簿，再到晚宴菜品，事无巨细，每一张跟这个家族相关的纸片都得以保留。家族成员的书信格式基本类似，信的开头和结尾都很正式，中间穿插着各种各样的话题。要是哪桩生意栽了，哪单货物进价高了，信里头常常会苛责一番。这些商务信函大多采用巴格达犹太方言书写，免得外人读懂。家族成员平时用巴格达犹太方言交谈，但用希伯来字母来书写（有些人称之为犹太阿拉伯语，不过这个叫法相对较新）。结果就是除了少数专家学者，普通人根本无法解读书信内容，幸好我的阿拉伯语、希伯来语以及巴格达犹太语都很流利，读起来没有障碍。行文之际，我有时感觉体内交缠着历史学家、难民和巴格达犹太人的灵魂，每一个灵魂都抢着登上写作的舞台。我希望这几个角色最终能在内心合而为一，免得我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主观用事，掺杂个人情感。

后来，我又在伦敦、德里、达拉斯、上海和伊斯坦布尔的档案馆做了一些研究，遇到好些乐于助人的档案学家和研究员；在他们的帮助下，发现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有些是家族成员的亲笔手稿，有些是旁人或机构的报道记载。有些年份未见档案馆资料记载，我便从中国、印度、英国、美国以及巴哈马的报纸寻找线索，用地方议会和商会的官方文书填补空白。这些资料是越查越庞杂，毕竟沙逊家族历经三个王朝的统治，一是第二故乡大英帝国，二是英属印度帝国，三是晚清政府。其中，印度与中国也是他们做棉花和鸦片生意所向披靡的两处战场。不过，整个家族留给世人的远非昏暗储藏室文件箱里尘封的一沓沓资料。正如伟大的传记《权利之路：林登·约翰逊传》一书作者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所言，历史学家要想有“临场感”1，就得实地旅行。于是我前往沙逊家族之前在孟买和浦那的住处，参观默哈伯莱什沃尔的避暑山庄，拜访他们在印度和中国修建的犹太教会堂、在上海的办公大楼、在英国的几处地产，甚至他们的陵墓。

沙逊家族的生意版图从地理分布上就能看个明白。他们几乎跟地球上每个宗教和宗派都打过交道，远跨重洋不单是为了做成一桩买卖，也是为了家族业务开辟新的疆土。无论在何处定居，他们都能驾轻就熟，但因为宗教信仰和移民身份，他们只是当地社会的一小撮少数民族。要论那个年代富可敌国并跻身上流社会的家族，沙逊一家并非一枝独秀。不过跟当时更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范德比尔特家族相比，沙逊家族连接的是东方与西方两个世界。沙逊家族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阿拉伯犹太家庭在印度定居，在中国经商，最后渴望跻身英国贵族阶层的故事，更是一幅时代变迁的全景图。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繁荣于斯的世界，还有他们经历过的重大变革，从美国内战到鸦片战争，从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到电报的发明和应用，再到纺织品生产的机械化，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在包罗万象的全球化背景下，他们依附的那个时代滚滚向前发展。当时的格局滋养了沙逊家族和其他商业帝国，也影响了他们往后的命运和走向，更勾勒出今天的世界。

那个年代跟如今各自为政的世界不同，沙逊家族在生意场上并不关心对手的种族和信仰，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有一点：对方是不是信得过？这么做并非想打破严格的犹太教规和传统，而是在那个写封信要三五个星期才能收到的年代，可靠与声誉才是成功生意人的金字招牌。后来电报问世，不过费用昂贵，生意人也担心电报内容被他人看到，所以依旧以书信往来为主。沙逊家族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商都有往来，从印度到中国，从波斯湾到奥斯曼帝国，从非洲到英国，业务可谓遍布全球。

沙逊家族的发展史，见证移民的影响可以触及全球各地。沙逊商业帝国的创始人及两代子孙依靠敏锐头脑和辛勤劳动，聚敛了巨大的财富，也为定居的城市和社区做出贡献。他们先后在三个城市落脚，最初是孟买，后来是上海，最后是伦敦。整个家族在这三个地方留下的历史建筑伫立至今，特别是孟买（整本书我均使用孟买的英语旧称Bombay，而非新名称Mumbai）。

我会从沙逊族长离开巴格达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写起，沙逊族长跟儿子大卫·沙逊逃往孟买，在客乡白手起家，逐渐建立起沙逊商业帝国。家族在大卫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大卫也很幸运，因为整个沙逊家族，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都算得上庞大。本书主要讲述继承大卫遗志的几位后代，他们如何将家族业务推向顶点，建立起真正的全球商业帝国，以至于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各大港口和城市都能看到沙逊家族往来贸易的身影。他们不单单做棉花和鸦片生意，还将茶叶、丝绸、香料和珍珠等大宗商品揽入业务范围，他们的人脉和探子遍布全球，令各地商人可望而不可即。整个家族先后有六位成员挑起大梁，先是大卫初到孟买，白手起家，打下一片江山；长子阿卜杜拉（后改名阿尔伯特），继承先父遗志，继续拓展商业帝国疆土；次子伊莱亚斯开拓了家族在中国的业务，后来成为兄长阿卜杜拉的竞争对手；阿卜杜拉的重心转向西方世界之后，弟弟苏莱曼接手亚洲事务；苏莱曼去世之后，妻子法哈（后改名弗洛拉）接管大任，我认为法哈也是19世纪首位掌管全球公司的女性；最后是维克多，撑起沙逊商业帝国的最后25年。其他一些家族成员在本书也有短暂登场露面，特别是战争诗人西格弗里德，政治家兼艺术收藏家菲利普，还有英国首位担任全国性报纸编辑的女性后代蕾切尔·比尔。

整个家族有一桩没那么讨喜的生意，那就是让沙逊商业帝国一路崛起的大宗买卖：鸦片。我试着凭借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理解鸦片贸易，根据那个年代人们对鸦片的看法来叙述，尽量避免掺杂个人道德评价。本书的切入点在于沙逊家族如何占据印度与中国鸦片贸易的大半江山，为何到后来鸦片的毒害人尽皆知，沙逊一家却置若罔闻，他们又是如何动用对英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力，拖延禁止鸦片贸易的法令出台。

本书讲述了沙逊商业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为何家族一度顺风顺水，却最终难逃没落的命运？为何当时全球的经济与政治秩序让整个家族发展壮大，却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之后风云变幻，格局扭转？为何他们跻身英国贵族阶层的野心得以实现，偏又涣散了家族兢兢业业的奋斗精神，导致他们无法顺时局而为，顺潮流而动？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之后沙逊家族的几家公司纷纷凄凉收场。

大多数的家族传记一般都会勾勒几代人先是如何聚敛巨额财富，后来又如何挥霍一空的经历。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托马斯·曼（Thomas Mann）首部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作者在书中用近乎纪实的准确度，还原了19世纪中期德国粮商、中产阶级家庭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兴衰史2。不过，沙逊家族不像布登勃洛克家族那样与汉萨同盟有根深蒂固的联系。沙逊一家是移民，不得不找个异国他乡落脚，共同进退。他们最终选择英国作为最后归宿，本书开头的那个年代，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本书结尾，昔日帝国早已辉煌不再。当时的沙逊一家既需要也希望世人把自己当成英国人看，他们当时对英国人身份的渴求超越其他任何荣华富贵。原本从巴格达逃亡他乡的一家后来竟平步青云，跻身英国上流社会，甚至跟王室结交，但正如托马斯·曼书中人物的决策失误一样，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形”也让整个家族从此走上逐渐衰落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