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在日本决定投降、接受战败的过程中，以昭和天皇及其亲信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面临着巨大的存亡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实际上是通过保留天皇制，对日本实行了间接统治。为了应对冷战，美国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的桥头堡，让其成为制衡苏联的前沿阵地。因此，为了维持和巩固日本的保守体制，美国一方面保留了战前的各方势力（军方除外），另一方面又不断对其进行整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象征天皇制”便是这一体制的核心，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皇并未被追究战争责任，而是在所谓的“象征天皇制”下继续君临日本。不过，深知日本在美国亚洲战略中地位的昭和天皇却没有被“象征”二字所束缚，而是开启了日本的对美依附模式。他采取了诸如直接派人与美国交涉，推动签署《日美安保协议》；主动提议美国在冲绳实行军政统治等积极的行动。

可以说，战后天皇制是得益于美国的亚洲冷战政策以及日本保守势力的内部重整（包含天皇自身的种种努力）这两种内外部秩序的相互交织才得以存续下来的。战后，为了使新生的象征天皇制能够在战败的社会环境中迅速发挥作用，最大程度地保留天皇的威信便成了美日当局的当务之急。

因此，有必要创作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让该故事的主角昭和天皇扮演开启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篇章、为新生日本注入原动力发挥出巨大作用的救世主。为此，一定要上演一出天皇心系社稷、忧国忧民、不顾万难、亲自拍板决定停止战争，即强调正是由于天皇的“圣断”，之前的战争才得以终结的“大戏”。这一决定战败过程中的“圣断”不仅成功地维护了日本的“国体”，而且还成功地将天皇制国家的内涵延续至今。

日本政治学家古关彰一、白井聪等曾一针见血地将日本的这种战后体制称为“对美依附”体制。“依附”这一行为，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是很多弱国和小国的生存之道。依附初期可以获得来自大国的诸如军事保护、经济援助等种种红利，不过后期想要摆脱依附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日本想要摆脱这种“对美依附”体制所要支付的成本恐怕不亚于一次社会革命带来的冲击。而这一切又都源于本书所描绘的这一出终战的“大戏”。

本书的内容是围绕天皇做出上述“圣断”的前前后后，直至通过广播颁布《终战诏书》，即1945年8月14日中午至15日中午这24小时期间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展开的。书中粉墨登场的各方势力，都在努力地寻求自认为的最佳答案。然而，正如作者所述“却没有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统帅能从宏观上审视整个局势并冷静地作出判断”。

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败局让日本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寻求自保的本能和狭隘的眼光，让眼前的存续大于江山社稷，让铃木内阁对《波茨坦公告》置之不理，拖延战争。其后果是美军空袭和原子弹的投下所造成的日本国民的死伤和亚洲各国民众的死难。让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只能在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的洗脑下，选择了对天皇尽忠的终极方式——剖腹自杀。还让畑中、椎崎等少壮派军人积极筹划、实施军事政变，打算进行最后的垂死挣扎。这些人都是国体的拥护者，他们无法跳出国体去审视日本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真正的未来。所以，在阅读本书时，读者朋友还需要注意的，就是书中涉及人物所要维护的所谓“国体”到底是什么。

今日的教科书大多会告诉你：“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实际上日本并非是无条件投降的，而是“有条件”投降的。

早在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之后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针对主和派同意无条件投降，主战派提出了投降的四个条件：“一是保留天皇国体。二是盟军不登陆日本。三是日本自行解散军队。四是战犯由日本自行处决。”对此，主和派与主战派争吵不下。最终，裕仁天皇亲自拍板决定，只提出“保留天皇国体”这一个条件。为了在战后激荡的国际局势中占据优势，美国默许了日本提出的这一条件，让日本在“保留天皇国体”的条件下宣布投降。

本书中的登场人物，无论是天皇及其亲信，还是各大臣及其手下，在面对盟军即将发起的登陆作战，在作出是降是战，亦或是认可投降条件时，大家所关心的焦点都集中在能否维系“国体”之上。

日本的“国体”与一般所指的国家性质不同，其强调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宣扬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的统治是万世一系的，日本是一个大家族国家，君民关系是基于情同父子般的浓厚感情，而非建立在社会契约之上。具体的体现就是在神意的授权下，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现人神”进行统治的日本独有的国家形态，以及支持这种政治形态的伦理体系、历史观和世界观。这一社会特点能让日本民族具有别国所不具有的独特性。

从明治维新建立了日本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之后，经过对外的侵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半岛等）和对内的高压（大逆事件、“明征国体”运动等），“国体”这一概念逐渐具备了统合民众、确立民族认同的强大作用。纵观日本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发现每当内部统治出现危机，统治阶层中意欲改革的激进分子便会高举“国体”，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政变进行造反。

本书很大篇幅都在描写畑中、椎崎等少壮派军官是如何策动和实施政变的。对此作者似乎是以一种“客观中立”的视角进行记述，但对于这些一厢情愿、逆历史大潮，不惜让日本整个民族都进行陪葬的军国主义暴徒的批判是不够的。因为这些自诩为“爱国勇士”的他们无疑是中“国体”之毒最深的，被统治阶层丢掉的“弃子”。

学者中根千枝曾把日本的社会结构特点归结为“纵式”,提出了著名的“纵式社会”理论。在这个有着强烈的“序列意识”、注重上下关系的社会中，却会时常出现“一揆”和“下克上”的事件。历史上当日本社会乱成一团，陷入国家危难之际，比如蒙古袭来、镰仓北条政权倒台、下克上之风盛行的战国时代，以及即将沦为欧美殖民地的明治维新前夕，这种以尊皇精神为根本的“国体”便会大放异彩。通过镇压和笼络等手段来团结抵抗的人民，构建出新的社会形态。不过，这种具有排除异己时所发挥的排他性作用和暴力特征的“国体”又必定会让利用它所构建起来的国家最终走向崩溃。

战败后的日本留下了帝国的崩溃与民众的哀嚎。本书中天皇和群臣以及大小官僚所极力维护的那个“国体”到底是以怎样的方式存续下来的呢？

与战前的国体不同的是，战后国体的构建在其筹备阶段几乎是没有民众参与的。毫无疑问，美国在战败时期“国体”的重组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操刀手”的美国对战败的日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对以确立象征天皇制为代表的“国体”进行重组，是美国对日上层建筑改革的核心。学者白井聪指出这一重组的结果是塑造了一个本质上对美依附的“菊花和星条旗复合型”的战后“国体”。而这一国体在经历战后的复兴和繁盛之后，其必然的归结仍然是崩溃。因为日本的国体一直是阻碍国民自主精神的形成为代价的，是缺乏国民独立精神的国家暴走的产物。

纵览本书，读者应该能够发现，这场终战大戏是一部缺少“人民”这一历史主人翁参与的大戏。缺少了人民参与的，经过敌国之手，自上而下重组后得以再生的新国体的内核被“偷梁换柱”，最后只能剩下一个空壳。关于这些，应该是在书中的某些登场人物的预料之中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未曾经历 “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传统文化依旧根深蒂固。本书曾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在日本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本书中，作者力争描述历史，重现事件的全貌，未做什么主观评判。但是，电影的展现手法却由重视纪实性，渐渐滑向了突出事件的戏剧冲突，刻画煽情的场景，这些都很容易将观众带偏。对此我们在阅读和观影时应该注意。

蒋奇武

202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