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度较大

这些年来，我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培育发展了一批优势产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能过剩问题，生产效率得到一定提升，但因缺少强有力的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诸多堵点断点，产业基础能力不足，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高，结构性失衡较为严重，人力资本投入相对不够。

（1）有效中高端供给明显不足。尽管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并未改变，中低端产品和服务供过于求，而高质量供给明显不足。反映在产业结构上，这意味着传统中低端产业逐步在衰退，但新兴产业成长较为缓慢，不能及时跟上消费升级的需要。我国不能及时提供高质量的供给，主要在于许多行业产业链、供应链不完善不健全，可贸易的制成品面临关键技术或零部件受制于人的问题，如操作系统、高端光刻机仍被国外公司垄断，高端医疗仪器设备、高端医用试剂及重大疾病的原研药、特效药基本依赖进口，高档数控机床、高档仪器装备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的制造及检测设备95%以上依赖进口，汽车制造依赖的数控系统80%以上依靠进口。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中，32%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智能传感器及相关芯片进口占比也达到八九成，高铁装备、工业机器人、船舶等核心零部件也基本依赖进口。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我国产业基础能力不足，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能力不足。我国制造的智能手机中核心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等几乎完全依赖国外。例如，华为公司受到美国制裁后不得不加速研发其鸿蒙系统。

（2）产业间结构性失衡问题凸显。经过两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我国钢铁、煤炭、石化、建材、有色金属等传统制造产能陆续达到市场峰值后逐步进入回落阶段，在高技术制造业占比尚未提升上来时，制造业占比仍有下降空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由2004年的32%左右下降至2019年的27%左右（见图1-6）。过去一段时期，我国服务业占比上升很快，这在相当程度上是房地产和金融业快速膨胀的结果[20]。除了实体经济结构供需失衡外，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也比较突出，导致经济循环不畅。据测算，我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合计占GDP比重已由2004年的8.5%攀升至2019年的14.9%，其中2019年金融业与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7.73%和7.14%。2019年，我国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约5.2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不足5%，而同期全国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2万亿元，平均资本利润率接近11%。两个行业平均盈利能力的差距，自然造成逐利资金不愿意流向实体经济。金融、房地产等领域挤占过多资金，使得制造业经营获利更加艰难，中小制造企业纷纷停产或迁移。

图1-6　我国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3）产业链、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增加。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分工已逐步呈现出区域化倾向，价值链长度呈缩短趋势，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发达国家加强外商投资安全审查，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争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供应链受阻。各种迹象表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和断裂风险，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冲击各国对产业链安全的担忧，有些国家已采取措施引导企业回迁或转移生产线，以确保国内供应链安全。从趋势上看，全球产业链逐步沿着两个方向演变：一个是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供应链条，即产品生产集中在企业内部进行；另一个是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本地化集聚，即在靠近消费地或生产地的区域内集中生产[21]。短期内因资本逐利的特性，企业会自主调整供应链的动力不会发生逆转性变化，但中长期内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全球产业链将会在国家之间发生结构性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体更加强调产业链自主可控，甚至会动用国家安全力量把涉及国计民生安全的战略性产业强行保留在国内，以减少对他国供应链的依赖，规避关键物资或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的风险。

（4）高技能人才短缺制约日益显著。高质量供给和产业升级有赖于熟练技术工人及其工匠精神的培育，而我国现阶段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准备不足，已跟不上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技能人才队伍规模偏小，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社会对数字化技能人才需求缺口较大。据不完全统计，市场需求迫切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工人新型职业已达到38个，未来五年新型职业人才缺口将超过9000万人。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和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滞后，适应新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的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技能人才职训体系尚不完善，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脱节问题依然严重，现有中高职业学校尚不适应产业快速转型升级和新型工作应用场景的标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