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论

0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其排序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之年，也是脱贫攻坚战的达标之年。2020年中央经济会议指出，中国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现阶段，在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大的韧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经济增长质量仍然保持稳中有升的基本态势。在新发展阶段，中国更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持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从而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章将延续历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系列的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测算方法，测算并评价2020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分项维度指数，全面系统性地分析2020年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现状及特征，并为进一步提高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提出适应性政策建议。

0.1　指数的形成方法、数据说明和权重的生成

0.1.1　指标处理与数据说明

根据《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2）》所构建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六个维度（见表0-1），对2020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本章遵循原有指标体系的基本逻辑，并且在原有基本理论框架之下，作了相关延伸和拓展。

本章顺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18）》构建的指标体系的方面维度，根据2020年度地方数据的可获得性，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涵盖了六个方面维度44个基础指标，如表0-1所示。

本章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经数据库以及2021年各地区统计年鉴、2020年各地区统计汇编以及统计公报等，由于数据标准的原因，暂未包括港澳台地区，而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失和特殊性，西藏虽列入统计但未进入排序。由于选取的测算数据是截面数据，数据缺失部分使用时间序列趋势方法进行填充，由于缺失的数据不多，整体上数据集质量较高，可以认为根据此数据集测算得出的增长质量指数可信度、准确度以及现实符合度也相对较好。

在基础指标计算方面，个别数据需要具体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和资本生产率4个指标都涉及资本存量的计算，参考张军等（2014）的研究成果，我们选择目前普遍采用的永续盘存法来计算2000—2019年各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另外，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DEA法，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进行估算。选择测算出的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动、资本存量来进一步计算资本生产率。在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中，存款余额和贷款余额数据采用各省份在年度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中，有关经济波动率的计算是先算出年度各地区生产总值的真实值，再进一步算出各地区的经济波动率。

书中涉及的具体数据的处理方法和计算指标的公式如下：

0.1.1.1　正向指标、逆向指标的去量纲化处理方法

0.1.1.2　基期、真实GDP测算

对于真实GDP的测算，我们以2000年作为基期，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来计算定基GDP指数，即计算各个时期环比指数的连乘之积来求得以2000年为基年的定基指数。用名义GDP除以GDP平减指数（2000年=100）得到真实GDP的值。其中，GDP平减指数的环比指数公式为：

0.1.1.3　各维度具体指标的测算

（1）经济增长的效率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DEA法。

选择使用潜在产出法中比较常用的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9—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我们利用缩放因子之比构造消费数量指数，以GDP作为产出指标，以资本和劳动作为投入指标，以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为基础指标，使用DEAP软件进行编程，由此求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第二，资本生产率。

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具体估算公式为：

其中，i指第i个地区，t指第t年；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度量当年投资I；对于固定资本价格指数，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据，在此基础上求得2000年为基年的不变价格表示的真实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基期的资本存量我们按照国际常用方法计算：

其中，K0是基期资本存量，I0是基期投资额，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经济折旧率δ采用张军等（2004）的研究成果，为9.6%。

第三，劳动生产率。

（2）经济增长的结构

第一，产业结构。

工业化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即非农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

第一（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

二元对比系数：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非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二元反差指数：非农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即|非农业的产值比重-非农就业比重|，其中，非农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3）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经济波动率：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的绝对值（其中经济增长率为真实GDP的增长率）。

（4）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

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dist代表t时期的泰尔指数，i=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zit表示t时期城镇或农村的人口数量，z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pit表示城镇和农村的总收入（用相应的人口和人均收入之积表示），p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5）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电力消费总量/GDP。

（6）国民经济素质

0.1.2　基础指标与方面指数权重的确定

在方法的选择方面，我们遵循《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2020）》的评价方法，依旧选择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模糊数学综合评价方法，对2020年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更加准确且更加系统的判断和评价。主观赋权使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专家分层次打分，得到具有专家经验知识的评价输入，使数据具有专业性和适应性，而客观赋权则使用变异系数法，能够反映单位均值上各指标的离散程度，能够明确区别对象的差异化，使指标的权重更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因此，选择变异系数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结合算法在结果的准确获取方面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优越性。由变异系数法得到的2020年的客观赋权值如表0-2所示；由层次分析法得到的主观赋权值如表0-3所示；通过模糊数学主客观相结合的方法计算出的组合权数即各个基础指标的最终综合权重数如表0-4所示，表0-4同时报告了六大方面维度的综合权重数。

0.2　2020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其排序

我们首先根据所得到的各基础指标的相应权重求得各方面指数值，进一步根据方面维度综合权重，计算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值，并对2020年中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排序，结果如表0-5和图0-1所示，所测度的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分项维度指数值及其排序如表0-6所示，并对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及其分项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分析。

2020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7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天津、山东，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7位的省份都分布在东部地区。从空间区域来看，2020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较高，东部地区普遍经济增长质量发展较好。排名前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502。排名后7位的省份依次是云南、甘肃、贵州、新疆、广西、内蒙古、宁夏，均为中西部地区，排名后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为0.241。排名前7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7位省份的2.083倍，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一比值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整体上，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在区域层面仍然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现象，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优势显著，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虽高于西部地区，但也同样与东部领先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可以看出，中国已经形成东部地区领先、中西部地区落后的经济增长质量格局，为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缩小区域间的增长差距，亟须通过发挥东部带动优势、中部腹地优势、西部潜力优势，协调地区平衡，增加区域关联度和协作性。

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福建、江苏、天津、重庆、浙江、青海、宁夏、广东，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077，说明这些省份在2020年度经济增长的效率较高。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名后10位的省份分别是黑龙江、广西、贵州、甘肃、河北、吉林、四川、山西、海南、辽宁，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平均值为0.020，排名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平均值较排名后10位省份高出2.85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在地区之间的分化差异较大。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名第一的北京在2020年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值为0.122，而排名倒数第一的黑龙江在2020年的经济增长的效率值为0.015，二者差距超过7.133倍。2020年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名靠前的省份，其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地区发展中经济增长的技术投入、资源禀赋的产出效率以及劳动力生产效率具有显著优势。而排名靠后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的效率提升。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浙江、海南、广东、黑龙江、上海、天津、北京、河北、江苏、福建，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平均值为0.078，说明在2020年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的结构发展水平较高。从地域分布来看，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较中西部地区更具优势。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内蒙古、山西、云南、陕西、甘肃、吉林、四川、湖北、宁夏、安徽。这10个省份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平均值为0.046。从地域分布来看，大部分省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排名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省份的1.670倍。整体上，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增长质量的结构合理性和高级性方面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存在很大差距。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转型较为缓慢，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产业现代化发展制约严重，且经济外向度水平较低，金融业的规模和质量较低。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区域、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仍具有显著差异。因此，中西部地区应牢牢把握住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加快培育和发展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打破经济结构性壁垒，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地区经济全面现代化发展。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黑龙江、天津、吉林、新疆、青海、山东、甘肃、海南、河北、山西。这10个省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为0.072，表明这些省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高，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波动性较小，经济增长抗冲击能力较强。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云南、重庆、安徽、四川、福建、贵州、上海、河南、江西、湖北。这10个省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为0.034。排名前10位的省份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省份的2.118倍。在新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具有突出作用和意义，且高质量发展是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发展，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既能抵御经济风险，也能熨平经济波动，尤其是在国际外部经济形势复杂、国内经济正处于提质增效的转型期，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能够反映地区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危机的能力，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展的韧性。因此，稳定性指数排名靠后的省份，应建立预警机制，及时调整经济的短期波动，协调长期经济发展趋势，缩小经济波动，关注人民消费及物价稳定，降低居民失业风险，提供风险应急及抗风险预案措施，从而稳住各地区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方向。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福建、山东、广东、重庆、湖北。排名前10位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为0.087。这些省份除了重庆、湖北外均分布在东部地区，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福利分配机制较为健全，医疗卫生和城市建设现代化程度较高，且更多地关注民生建设和民生改善。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贵州、甘肃、云南、广西、四川、黑龙江、新疆、海南、安徽、青海。这10个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为0.040，除海南、黑龙江、安徽外均属于西部地区，这意味着我国西部地区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水平普遍较低。排名前10位省份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省份的2.175倍，表明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新发展阶段，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就势必要求地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需要致力于提高民生福利和福祉水平，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卫生健康体系，增强各地区人民在医疗、文化、生活环境、消费等方面的福利保障，改善社会分配结构，优化分配机制和分配政策，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山西、浙江、北京、江苏、河北、重庆、陕西、山东、湖北。这10个省份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为0.067，表明这些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在经济生产过程中重视资源的集约，且充分关注资源排放循环处理和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因此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而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甘肃、广西、辽宁、海南、云南、吉林。这10个省份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为0.041。排名前10位省份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省份的1.634倍。排名后十位的省份中，除海南外均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这意味着我国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水平较低。具体来讲，中西部地区在生产中的资源消耗仍然较大，环境治理水平和投入力度也较低。东北地区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尚未实现完全转型，因此，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发展较为落后。在新发展阶段，这些地区应充分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坚定不移贯彻绿色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组合战略理念，突破资源诅咒重围，倾向于经济转型路径下生态修复的价值判断，并着力于大力打造生态修复示范区，进行生态效益路径下生态连廊的全面式修复。另外，需要建立资源高效循环使用机制，推动产业经济增长集约化转型，重视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的结合，建立生态补偿增长点，构建绿色新生态产业链。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名前10位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北京、安徽、上海、河南、湖北、四川。从地域分布来看，这10个省份中，除四川外均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排名前10位省份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为0.111。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名后10位的省份依次是青海、新疆、宁夏、海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甘肃、山西、云南。从地域分布来看，这10个省份中，以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为主。排名后10位省份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为0.019。排名前10位省份的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省份的5.842倍，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国民经济素质反映了地区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素质、创新能力素质、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素质和信息化综合素质，这些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持续稳定提高的核心动力和比较优势，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交通基础设施是地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人力、动力和环境保障，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信息化能力也成为地区经济结构演进的重要依托，因此，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具有突出贡献。而国民经济素质较低的地区，亟须提升地区创新化水平，加大创新投入，吸引创新型人才集聚，并优化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增强地域之间的便利性和物流流通性，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地区信息化优势，从而提高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0.3　2020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排序的对比

根据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排名，选择各省份的真实总量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指标，表0-7列出了2020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差异。

从表0-7中可以看出，2020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对比中，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高于数量排序的前7位分别是天津（高17位）、海南（高10位）、北京（高9位）、黑龙江（高8位）、青海（高8位）、吉林（高7位）、上海（高5位），说明这些省份都保持了高水平的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增长质量较经济增长数量更具优势，实现了经济增长质量领跑经济增长数量的态势。经济增长质量排序显著低于数量排序的前5位分别为四川（低17位）、云南（低12位）、贵州（低7位）、广西（低7位）、河南（低6位），说明这些省份经济增长数量较经济增长质量发展较好，经济增长数量较有优势，而经济增长质量亟须提高。根据表0-7中数据，我们认为我国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排序间均存在差距，因此需要协调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在推动经济数量指标增长的同时，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4　2019年与2020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动情况

我们根据2019年和2020年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排名，列出两年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序及其差异（见表0-8），借此考察全国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发展变动趋势。

由表0-8可以发现，2019年和2020年经济增长质量排名靠前的省份大部分相同，以东部发达地区为主，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靠前的七位省份基本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即广东、浙江、江苏、北京、上海、天津和山东，这些省份连续四年经济增长质量居于前七位，意味着这些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较高且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但总体来看，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在2019年和2020年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和波动状态，相比2019年，2020年提升幅度最大的前3位省份分别是江西（提升10名）、湖南（提升9名）、湖北（提升9名）。江西进步显著主要依靠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湖北经济增长质量提高是由于2020年资源利用及环境代价减少、居民福祉增强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等，湖南各维度均有所提高，而国民经济素质提升的正向贡献效果显著。

2020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名退步最大的省份为内蒙古（退步13位）、吉林（退步11位）、辽宁（退步10位）。内蒙古退步的主要原因为经济增长的结构、资源利用及环境代价、国民经济素质等维度指数值较低。吉林在2020年里除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强之外，其余维度指数值均处于较低水平。辽宁退步的原因主要为经济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失衡严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水平较低等。以上省份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重视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经济新动能平稳换挡，与此同时，加大环境综合治理力度，严格控制碳排放，加大污染防治监管力度，走集约化、绿色化的发展路线。

进一步具体分析2020年六个基本方面维度指数的变动情况，根据2020年各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各方面维度的排名情况，列出2020年各地区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维度排序变动较大的省份，具体情况如表0-9所示。

由表0-9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的效率维度，2020年进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重庆（进步12名）、安徽（进步11名）、福建（进步11名）、江西（进步10名）、湖南（进步10名），而2020年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值退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吉林（退步14名）、辽宁（退步13名）、山西（退步13名）、甘肃（退步10名）、黑龙江（退步9名）。重庆2020年经济增长的效率进步程度较大，提高了12名，而吉林、辽宁、山西等省份经济增长的效率下滑严重，需要关注地区效率变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2020年进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湖南（进步11名）、广西（进步7名）、宁夏（进步6名）、贵州（进步6名）、广东（进步5名），而2020年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值退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吉林（退步13名）、四川（退步8名）、辽宁（退步6名）甘肃（退步5名）、山东（退步5名）。湖南、广西等省份在2020年度里，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经济增长的结构与浙江、海南、广东等省份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而吉林、四川等省份结构排名下滑，说明这些省份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培育地区经济发展的智能化、创新化新动能，前瞻性地规划并布局未来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地区结构优化和结构转型。

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维度，2020年进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新疆（进步21名）、甘肃（进步17名）、陕西（进步15名）、湖北（进步7名）、内蒙古（进步7名），而2020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值退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重庆（退步24名）、上海（退步16名）、北京（退步15名）、云南（退步11名）、贵州（退步7名）。新疆、甘肃、陕西的稳定性排名分别提高了21名、17名、15名，说明2020年这些省份经济稳定性得到加强；而重庆、上海以及北京在2020年的经济波动性较大，稳定性指数值退步显著，说明这些省份经济易受环境变化冲击而大起大落。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这些省份亟须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建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建立健全地区经济预警预测机制，从而熨平经济波动，增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韧性。

在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2020年进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内蒙古（进步2名）、天津（进步1名）、山东（进步1名）、重庆（进步1名）、河北（进步1名），而2020年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退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陕西（退步2名）、贵州（退步2名）、海南（退步2名）、河南（退步2名）、江西（退步1名）。与2019年相比，2020年内蒙古、天津等省份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有所进步，说明这些省份的社会基本福利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地区收入分配机制逐步优化，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不断提高。而陕西、贵州、海南、河南等省份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排序退步明显，这些省份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各项民生工程的实施，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同时提升地区人民全面财富水平，加强绿化、文化、医疗等基本社会公共资源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三次分配的调节功能，避免制度内初次分配的失衡，同时注重二次分配的平等程度，促进人民收入多样化、增收稳定化，以缓解社会收入不公平、城乡收入的二元结构等矛盾。

在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维度，2020年进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浙江（进步13名）、四川（进步10名）、重庆（进步7名）、湖南（进步7名）、福建（进步7名），而2020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退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退步18名）、吉林（退步13名）、河南（退步11名）、黑龙江（退步8名）、山东（退步8名）。相较于2019年，2020年浙江、四川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排名分别进步了13名、10名，这些省份环境治理效果较为显著，资源利用率较高。而天津、吉林、河南等省份2020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排名下降，分别下降18名、13名、11名之多，说明这些省份存在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森林采育失调、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矿产资源大幅度减少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严重阻碍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且这种有增长无生态的发展模式对于代际的永续发展是致命的。因此，这些省份要注重生态效益的提高，充分构建循环经济模式，引导企业间和产业内废物、建筑垃圾等合理的资源化回收再利用，以及对废气、废水进行无害化处理，强化节能意识。另外，需要增加生态环境的治理力度和治理效果，增强生态修复能力，减少地区资源利用损耗以及生态环境代价损失。

在国民经济素质维度，2020年进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天津（进步1名）、河北（进步1名）、安徽（进步1名）、海南（进步1名）、甘肃（进步1名），而2020年国民经济素质维度指数值退步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吉林（退步1名）、上海（退步1名）、江西（退步1名）、陕西（退步1名）、宁夏（退步1名）。整体上，2020年各省份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名变动较小，说明各省份国民经济素质发展较为稳定，而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名靠后的省份，需要提高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增强地区人力资本建设力度，大力发展信息化建设，激发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新一轮提升。

0.5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评价的结论与建议

总体来看，2020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在稳步提升，各省份经济增长的效率不断提升，经济结构逐渐完善且优化，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显著提升，城乡二元结构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日趋健全、社会福利设施进一步完善，生产过程中更加注重资源的集约循环与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且各省份国民经济素质中的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及信息化能力均稳步提升。这意味着2020年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稳步且持续增长，资源潜力具有显著优势，创新新动力转换平稳，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活力，宏观调控能力持续提升，经济韧性稳定增强，政府治理逐步走向现代化。但各省份依然存在薄弱环节亟待改善，因此，本章根据2020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现状和特征，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0.5.1　以数字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方式

从2020年中国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算结果来看，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在稳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各个维度都基本实现了增长的态势，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发展方向。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近年来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2020年经济增长效率排名进步较为明显，表明西部地区2020年来经济增长中要素的使用效率、要素产出率水平在不断提升，而东北地区和中西部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存在显著制约因素。在未来，经济增长效率低下的地区要更加重视地区经济的动能变革，以推动经济增长质量的新一轮提高。第一，推进以数字经济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园区。通过新动能转换和重塑，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强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实现经济增长从规模报酬不变向规模报酬递增转变。第二，继续积极改革创新机制，构建并完善地方创新系统。一方面，要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增强资源优选配置能力，注重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的增长。另一方面，要从技术创新上升到科技创新的高度，以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全面优化，各地区需要秉承科技强国的治国理念，充分发挥技术水平的先进性和创新思路的前沿性，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全面繁荣。

0.5.2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维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的开放性程度不高、城乡二元矛盾突出等问题普遍存在，因此，在现阶段各地区亟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链。由于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长期以传统加工业为主，产品附加值低，产品趋同化、区域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导致竞争优势无法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尚未形成。因此，这些地区亟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供给侧为抓手，实现内部均衡、外部协同。通过清理旧产业，实现资源型产业向技术型产业升级，打造高新产业集群，发展新兴产业链，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增强要素使用效率的同时，加快推动中国经济产业结构向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生态产业转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二，加快构建地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重心已经从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转移，而打造并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适应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也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变革。因此，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形成。另一方面，亟须塑造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的新比较优势。通过识别地区阶段性禀赋差异，充分激发地区优势产业活力，收敛饱和供给以及趋同化供给，以顺利平稳完成地区经济增长结构转型。

0.5.3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和稳定性

测算结果显示，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依然不高，尤其是在新发展阶段，外部经济环境严峻复杂，不确定性加剧，国内、国际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这给中国各地区经济稳定性、经济韧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有经济稳定、长期向好、自适应及应对能力较强，才能适应内外部经济压力，以及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以及预期转弱的多重压力。因此，经济增长稳定性较低的地区亟须构建防范重大风险应急体系，增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其一，构建地区经济预警和经济风险应急系统，预判经济发展形势，稳定经济发展周期性波动。其二，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政策和制度时，需要充分判断并把握时度效，考量政策滞后和政策超前的双重影响。其三，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稳扎稳打的经济发展步调，增强系统观和全局观，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稳定宏观经济全局，使经济运行维持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以增强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平衡性和稳定性。

0.5.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国民经济发展素质

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其终极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人民的幸福感。因此，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需要充分重视国民经济素质的提高。其一，需要加快推进民生项目建设。民生项目包含教育、基建、医疗、社保、公共卫生、住房、社区服务等领域，民生项目的稳步推进，是政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更有利于提高民众幸福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使人民朝美好生活迈进。其二，需要大力加强人力资本的投入，重视教育供给和教育优势转换，培育高层次技术人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进一步实现创新发展和技术突破。人力资本的质量红利，才是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核心和关键。其三，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对移动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大数据、信息化等数字经济基建设施新领域涉猎不深，新型基础设施供给不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推进多媒体业务、移动通信产业的快速发展，云端信息化、网络信息化以及移动设备的相互融合，优化城市空间，规范并拓展地区产业结构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推进中西部地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向信息高级化、网络先进化模式转型，对于实现地区经济提质增效具有深远意义。

0.5.5　坚持绿色发展和生态优先，实现地区碳达峰、碳中和

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维度指数评价结果来看，东北地区和西部部分地区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是粗放式的增长，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得来的，这使得资源枯竭、能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多种生态环境问题接踵而来。因此，生态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亟须打造集约型生产方式，通过新型生态技术，实现低排放、低消耗、零污染的可持续绿色生产。其一，加快攻破地区绿色发展的核心技术，创新清洁生产、污染防治及环境监测系统。不仅要综合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还要推动地区生态产业的发展，实现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转化。其二，发展绿色经济。要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注重保护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生产方式，重视经济的生态性和绿色性，促进经济的清洁循环和良性发展。其三，构建地区生态建设补偿制度及生态建设修复制度。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保护区和保护工程，提升重点地区的生态功能和生态补偿能力，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修复和治理，以增强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和生态产品价值链生成。其四，应致力于加快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绿色能源变革和数字经济浪潮跟随新一轮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可持续能源变革已成为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中国各地区需要承接新能源格局，借力新能源、绿色能源的应用和普及，增强碳减排的规模递增效应，加快构建绿色、清洁、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实现“双碳”目标，并为进一步提高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注入持久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