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现代主义作家之所以反对现实主义小说，正是对于此一“还原论”的指控。几部现代主义的经典杰作，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还有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这些作家无不汲汲于追寻能够充分捕捉复杂的人类本质之表现技巧，借此超越前人如左拉或冯塔纳（TheodorFontane）等人的成就。此外尚有一些次级现代主义作家，以用字遣词、叙述观点、内心独白甚至大胆颠覆标准英文之用法等种种实验手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其实，从某个角度看，这些革新者也是各自为政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小说从未消失。上述那些革新者只不过是为小说作者更进一步扩展了现实世界的范围而已。旧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声称要了解作品中主角的行为动机，只是他们的表现方法比较间接，让读者从角色的行为当中去推断他们的心理状态。相较之下，新的现实主义作家则直接渗透到角色的行为表面底下。正如作者的心灵是对其作品进行探索必不可缺的元素一样，其所创造之虚构角色之心灵，也有待谨慎小心地进行分析。这时候，读者可以诉诸的第二种意见不是历史，而是心理学。由此看来，旧的和新的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仍属于同一个文学世界，但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重要的差异。

没有一位现代作家像伍尔夫那样清晰明白地面对这条鸿沟。1924年，她写了一篇题名为《本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BennettandMrs.Brown）的著名文章，她在文中特别指出，她所要求的现实主义绝对不满足于只是描写故事人物社会性的表面行为。许多人都读过这篇文章，或至少引用过她在文章里所提出的观察：“1910年12月左右，人性发生了变化。”她所说的改变指的是“宗教、行为、政治以及文学”等方面的改变，不过她真正关心的是文学方面的改变。她对当时主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满意。她特别引用和她同时代的另一位小说家本涅特（ArnoldBennet）的看法：“一本好小说的基础在于人物的创造，此外别无其他。”她完全同意本涅特的看法，“我认为所有小说……都在处理人物角色的问题。小说的形式，或者笨拙、冗长、枯燥，或者丰富、轻快、活泼，都是为了表现人物而展开的，不是为了说教、歌咏或赞颂大英帝国的荣耀。”

然而，本涅特在写自己的小说，在创造他的人物角色之时，并未做到他自己所提出的原则，这正是伍尔夫要反驳他的地方。她随便举出他的一部小说《茜尔达·莱斯维斯》（HildaLessways），并提出她的批判观点：作者不厌其详描述女主角从她的窗口所看到的城市景观，继则对女主角所住的房子的所有细节努力铺叙个不停，甚至连她妈妈怎样付房租的杂碎琐事也要花费笔墨去做一番详尽报告。在伍尔夫看来，这些都是错误的方法，是一种蹩脚而发育不良的现实主义。当然，她也未必尽然把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都看成是失败的作品，至少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她就认为把“人类经验的一切主题涵括殆尽，几乎无所不包”。显然伍尔夫并未强制要求小说家必须是现代主义者才能符合她所提出的那种既深且广的对现实主义的严格要求。

对研究狄更斯、福楼拜和托马斯·曼等人之现实主义的学者而言，这个合理的议程让他们松了一口气：我们可能会怀疑，像狄更斯这样一位文学史上少见的伟大讽刺漫画家，是否真正做到了如他自己所相信的，深刻理解了人类的现实世界。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有一些办法可以透过夸张的方式去接近真理。不过，在本书以下的篇章里会证明《包法利夫人》（伍尔夫将其列入伟大小说的简短名单）及《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作者无疑有这样的理解。他们和狄更斯留给历史学家许多事情做，特别是对弗洛伊德学说不畏烦难的历史学家。

《坐在书桌前的狄更斯和他创造的小说人物》，〔英〕布朗（J.R.Brown）绘，创作时间不详（图片出自Corbis公司）。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

注释：

[1] 豪斯（HumphryHouse）所撰写的《狄更斯的世界》（TheDickensWorld，1941）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许多人现在还会读狄更斯，他们把他的作品看成是对社会不公的记录和批评，好像他是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改革者。”他当然两者都不是。至于他对功利主义的态度，豪斯写道：“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不喜欢边沁的理论，因为我们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他懂那些理论。”

[2] 例如维达尔（GoreVidal）的《黄金年代》（TheGoldenAge，2000）一书，这本小说采用了一个长期以来不被认可的观点，认为罗斯福总统挑拨日本人去偷袭珍珠港，像这样的小说显然变成了一种政治攻击，而不是一本“可靠的”历史小说。

[3] “读者可能会问要如何去分辨虚构和事实，”她说，“一个简略的指引：看起来感觉特别不可能的，很可能就是真实的。”这听来很有趣，她的小说所处理的是一个迷人的时代的故事，这样的说法并非不能成立，但这不能当作一般通则。

[4] 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在《刺猬与狐狸》（TheHedgehogandtheFox）中如此写道：“托尔斯泰毫无疑问有权利赋与他的小说人物，譬如别祖霍夫或卡拉特耶夫（那位有智慧的农夫），所有他所欣赏的美德：谦逊、不被官僚或科学性的理性至上的盲目所拘泥，等等。库图佐夫可是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我们可以从《战争与和平》较早的草稿中看到，他原来是一个阴滑、老迈、腐败堕落的宫廷人物，这些都是有稽可查的历史事实，但在拿破仑战争中由托尔斯泰笔下写来，却摇身一变而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全俄罗斯民族的象征，高尚纯洁而充满直觉智慧。”当这种转变完成之后，“我们就把事实抛诸脑后，然后走入一个想象的领域，一个历史和感情的氛围，一切跟事实有关的证据开始显得虚无飘渺，但这在托尔斯泰的艺术性处理手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他对库图佐夫这个角色的神化描写虽说违反历史事实，而托尔斯泰多次表示他对真理的神圣事业有着不可动摇的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