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和平里的民族风·北京城的三个民族文化空间

5.民族出版社成为地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了中央民委（1954年改为国家民委），成为政务院的重要组成部门，由资深的中共领导人李维汉担任主任。民委内设参事室，有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翻译室（兼顾哈萨克文翻译），负责翻译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重要著作、法规等，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革命读本》，还有《人民画报》及其民族分册（《民族画报》的前身）的翻译，还有资料室、汉文编辑组、画刊室等，还承担民族问题研究、起草有关民族法规的任务。民委的办公地点就在北京东安门北河沿大街椅子胡同二号院。

为什么有了参事室还要建立出版社？有了出版社为什么还要建立翻译局？为什么合并？又为什么再分开设立并扩大？这都是国家大政方针、时代需求有关。1949年周总理就有建立民族出版社的想法，到1952年才立项。众所周知，新中国百业待兴，人才缺，资金短；还要进行土地改革、制定“一五”规划，外交和内政都有做不完的大事。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民经济得到复苏，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我们的回忆》（民族出版社，2013年）记载，建立民族出版社，其实是周总理的意思。那是1949年12月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闭幕，邓颖超同志在家里设宴答谢为会议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会后周总理把维吾尔语翻译穆提义留下来谈话，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并提议他留在中央民委工作，为此事做准备。1952年6月28日李维汉、刘格平（中央民委主任、副主任）打报告给董必武和彭真（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同志，1952年6月29日董必武、彭真批示同意，7月4日周总理批示：“同意，望与文委商办。”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批示并上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过去曾由该会参事室编印了一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政治理论书籍，但随着新中国文化的发展，少数民族的出版物需要量迅速增加，原有非专业的编辑机构已不能担负此种任务。经该会与我署数度会商，决定成立‘民族出版社’。俾今后整个少数民族的出版工作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9月1日，政务院文教委复函同意。从6月28日报告到9月1日批准，只两个月多一点时间，足见党和国家对民族文化事业之关怀重视，折射了那个大干快上的建设年代之高效节奏。

随即周恩来总理任命出版总署副署长、民委委员萨空了为民族出版社社长。萨空了社长请示周总理题写了民族出版社社名、《民族画报》刊名。

办公地点先在椅子胡同，后设在国子监特54号院，如今的孔庙对面。据《我们的回忆》（民族出版社，2013年）记载，椅子胡同这个院落是国民党时期北平市社会局局长温崇信的公馆，比较矮小，都是老房，不适合办公。将原有的三个文种组改为蒙藏维哈四个编译室，同时筹建朝鲜文编译室，这五大文种沿用至今。另设汉文编辑室，把民委图书馆和参事室资料室合并为图书资料室，画刊室在翻译出版《人民画报》及其民族分册的同时筹建《民族画报》，加上总编室、出版部、办公室等部门，民族出版社正式建立。

为了尽快投入工作，萨空了社长说“抓紧干”，等有了点成绩明年再开成立大会也不晚。所以民族出版社成立大会是在1953年1月15日召开的，而实际批准成立时间是1952年，与和平里地区的名称同年诞生。民族出版社成立后，民委参事室就撤销了。原有的法规研究工作转到其他部门，参事室的使命完成了。1953年初，中央民族学院在魏公村落成，将其筹备处原在国子监特54号的房子腾了出来，划拨给民族出版社。这里原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训练营，地方较大，不仅安排了所有的编译人员、行政部门，还有幼儿园、礼堂、单身宿舍、食堂、医务室、电话室等。但是这也属于老楼，抗震能力差，楼板颤动落土，年久失修。经请示上级，1955年将主楼和礼堂改建为一栋砖木结构的红色四层楼房。现在这里是交通部水运规划设计院。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人代会，要制定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民族出版社牵头担任大会翻译任务，萨空了担任翻译组组长。中央民委集中了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双语人才百余人到北京，毕竟那时候人才也不多啊，而且很多新名词都不知如何翻译，亟待解决这些关系到新闻出版乃至法规文件的准确翻译问题。这项工作历时三个多月，圆满完成，也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为以后的翻译规范和民族文字新闻出版工作奠定了基础。1954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乌兰夫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不再兼任。

正是由于这次大会，让萨空了等一代民族知识分子意识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和建立稳定过硬的翻译人才队伍的急迫性。由于民族出版社侧重于出版编辑工作，翻译领导人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件等工作量巨大，经萨空了社长签发报告给民委，请求中央批准成立全国少数民族语文翻译机构。民委上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同志，在成立翻译局的请示报告上写道：“习秘书长：关于建立民族语文翻译机构的问题，民族事务委员会已根据你的指示‘开始人数不要太多，质量要好’的原则，提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我们反复研究认为这个方案还是比较合适的。根据这个方案，人代会期间与民族出版社合作，就可不再向下抽调干部，能够完成大会所给的任务……”。经周总理批准，1954年成立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

1958年为精简机构，翻译局和民族出版社合并，各文室合署办公。两个机构合并，还要精简，所以编制定为340人。即使这样，原有的地方仍很局促，恰逢交通部航运局在和平里有个大楼，希望和民委置换，双方一拍即合，民族出版社就在1958年的八九月间搬至和平里北街现址。那时候大家都一心想着工作、贡献，没有产权、集体利益之争；对国家而言，不过是左兜放右兜，一平二调，很好办。民族出版社成立初期，不止是出版书籍，由于那时候的双语人才奇缺，出版社的编译人员还承担着国家部分外事翻译活动、社会重要翻译活动、翻译《红旗》《人民画报》《民族画报》等刊物，是类似民族文化中心的多功能机构。

成立民族出版社，陆续就有各地的民族干部调进来，有了家属，青年人多了，有了孩子，就得成立幼儿园。这个值得一提，尤其是当今育儿是个大问题，当时也是大问题，但是解决得非常好，我和我哥哥都是在这个幼儿园里长大的。1956年8月成立幼儿园，初期设在国子监特54号院内，1958年下半年随民族出版社搬迁到今址和平里北街14号。由于孩子们各个民族都有，年龄不一，习俗不同，有的是北京市的，有些从各地来，阿姨们悉心照料，保障了翻译、编辑们的正常工作甚至经常加班的繁重工作。在幼儿园工作过的张同华回忆：“1958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版社就争分夺秒地出好书，经常加班，没时间照顾孩子，社领导就提出把全日制改为寄宿制，孩子们24小时都在幼儿园里。幼儿园还增设婴儿室为哺乳期的职工们提供方便。人手不够用，就从各处抽调人员，大家就想为多出书做贡献。1963年，孩子们陆续上学了，但师资缺乏，都是二部制，1—5年级都是半天上课，这样孩子们有半天在家，影响大人上班。1965年出版社就成立了‘少年之家’，我又去这里继续照顾孩子们，搞文体活动，读书看电视，那时社里只有一台电视机。”

一个出版社单独办幼儿园、婴儿室、少年之家，以单位之力解除职工之忧，何等的体贴温馨。还开设了服务站，组织出版社家属为本社职工洗衣服，做衣服，缝缝补补，职工们可以全力投入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幼儿园、服务站停办，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职工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就得开清真食堂。还有专门的“清真副食本”，就是每月有一点牛羊肉指标，虽然不多，在那物资尚不富裕的时代，已经很好了。和平里就此与当代各民族有了多方面的紧密联系。民族出版社不仅是重要的业务单位，还是民族大团结的园地，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