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

大朝会

行都的新年是从宫城里的大朝会开始的，如果把元旦到元宵的整个年节视为一台大戏，那么元旦一早的大朝会便是这台大戏的揭幕典礼。这种规格的大朝会每年只举行两次，除去元旦，就是冬至，它是彰显一个王朝内在精神和外在华衮最盛大的排场，连任何一点微小的细节也要像军国大事一样高蹈唯美的。今年的大朝会由于是在新落成的大庆殿举行，所谓万象更新就更加显得名副其实了。

对于官家来说，这个万象更新的大朝会就和刚刚签署的宋金和议一样，既是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却又一直欲说还休，姗姗来迟。

临安的宫城原先是杭州的州衙。靖康之难后，官家一行仓皇南渡，就食杭州；后来又升杭州为临安府，定为临时首都。“直把杭州作汴州”也是将就的意思，没有办法的办法。之所以把杭州改名临安，据说是因为听信了一个拆字先生的说法，认为杭州的“杭”字，拆开来重新组合恰恰是金军统帅的名字“兀术”。这固然不足信，但建炎年间完颜兀术确曾攻占杭州，其间的蹂躏与洗劫，成为这座江南名城挥之不去的梦魇。官家在诏书中表明心迹时，说自己之所以选中这里落脚，“非厌雨露之苦而图宫室之安也”[16]。这也不能完全说是装模作样，因为当时临安实在没有这样的条件。州衙虽算得上是全城最像样的建筑，但作为一个王朝的宫城，还是显得太简陋也太逼仄了。宋朝尚火德，宫殿应以红色为主色调，但当时限于财力，粉刷宫墙连油漆也用不起，竟然用的是红土。而且就是这种用红土粉刷的殿子，外朝也只有一座。官家如果在这里会见群臣，就称之为后殿；要是在这里处理政务，便改称内殿；逢双日在这里听专家学者的讲座，那时又叫讲殿。三个殿名合用一个殿堂，因事而改名，可谓物尽其用、因陋就简了。假如一个臣子接到通知，叫他先到后殿奏事，然后陪官家一起到讲殿听课，下课后又到内殿有所垂询，那其实是在一个地方，根本用不着屁颠屁颠地赶场子。而且那殿子总共只有三间规模，连百官上朝前排班站队的过廊也没有。晴和天气还好说，遇上雨雪就只好沾沐天恩，一个个落汤鸡似的很狼狈。再加上宫里的甬道都是泥路，一下雨泥泞湿滑，官员们跌跌绊绊地踉跄上朝，给本来庄严肃穆的场面平添了几分滑稽。即使进了殿子，也是碰屁股转弯，像“秦长脚”（秦桧）那样的个头，一不小心头巾就触到了屋梁。[17]对于那些来自北方的臣子来说，江南的梅雨本来就有如炼狱，那期间遇上朝会，人多、殿子小，又加闷热难当，满屋子都是人肉味。北方人又喜欢吃大蒜生葱，不光嘴里的异味忒重，偶尔有人偷偷放一个闷屁更是殃及无辜，足以让满朝文武竞赛着表演皱眉头，弄得负责纠仪的礼部官员和御前侍卫大为紧张，却又无可奈何。鉴于这种情况，官家索性取消了前殿的朝会。他这个人很会表演，不说没有条件，而是说二圣未还，自己要放低姿态，不忍心享受那样的排场。[18]

形容过年的隆重，除去“万象更新”而外还有一个词：普天同庆。所谓“庆”表面上看是一种仪式，其实一招一式走到最后，都归结为很实惠的感官享受：一个是吃，一个是玩。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这两样都是平日里无缘消受的。最好的东西都集中在这几天里吃，而且是借助了“年”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吃，花样翻新地吃，还要通过走亲访友互相交流着吃，你说这是多大的奢侈。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吃永远是最大的问题，口腹之飨也永远是最大的享受，所以才有乡下的老农猜想皇上该一天三顿吃肉夹馍那样的笑话。再说玩。玩向来是与休闲同义的，因为你先得有“闲”，然后才能去“玩”。那些终日里为生计所迫操劳奔波的小民什么时候才能“闲”几天呢？只有过年。那么就玩吧！临安市民从来就不缺少娱乐的天赋，朝廷也体恤民情，有一种叫“关扑”的赌博游戏，平日里是禁止的，到了过年也特地开禁三天。[19]过年真好！可以尽情地吃，尽情地玩，这是人的天性最放纵的几天，也是一年中最自由的几天，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平时不能放纵不得自由的基础上的。设想一下，在一个缺少宗教传统的社会里，世俗的享受就是终极追求，如果有一天吃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过年的魅力肯定就失去了一半；如果休闲的问题也解决了，过年肯定就彻底无趣了。因为那些好处平日里随时都可以受用，唾手可得，过年还有什么劲呢？大约只有小孩子才盼着到时候可以增加一岁，心理上多一份自豪感吧。

很不幸，宫城内的官家就属于已经“解决了”的这一类，小民百姓们在过年时才能享受的吃喝玩乐，早就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一直就处于这样的生活中，一点新鲜感也不会有的。因此，官家的年，就回到了表层意义上的仪式感。相较于普通民众，官家是具有宗教情怀的，他的宗教就是权力，而正月初一的大朝会就无异于一次盛大的宗教仪式。仪式是个好东西，它用华丽的卤簿、庄严的音乐、繁缛的程序以及森严的等级宣示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它营造出一种气场，在这个气场内，所有的人都不是“人”，而是道具，你的一举一动包括拜舞的幅度和山呼的音调都被极其严格地规范着、程序着，这叫作“一切如仪”。而所有的“一切”又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无论是你衣服的颜色和图案，帽子上有几道梁、装饰什么，手中朝笏的质地，还是你站立的位置，都不能有丝毫僭越。那是一个权力金字塔的华彩呈现，在这金字塔顶端的明星只有一个—官家。他“冠冕堂皇”，高高在上，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的欢呼与朝拜。这时候的官家才是真正的官家：官天下，家天下，万物皆备于我。在这样的位子上，即便是一个丧失了心智的白痴，也会不怒自威、顾盼生风的。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好词句，竟没有一个能恰如其分地表述他的尊贵与权威，只能用一个大而无当的“天”来指代：他的身份是天子，他的面孔称为天表或天颜，给他说话要称为上奏天听，他制定的规矩称为天宪，他住的地方称为天阙，他派出去传达旨意的人—哪怕是一个恶棍或者流氓—也要称为天使，他稍有一点不高兴便称为天威，他无论给予你奖励还是惩罚都认为是天恩。这么多带天字头的词，偏偏少了一个治理国家和民众最需要的词—天良，因为它与皇权无关，只能暂告阙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根据以上的语言逻辑，他的老娘似乎也应该称为天娘的，为了不至于因为与天良谐音而引起误读，便称为天慈或天眷。

大庆殿无疑是宫城内最重要的建筑，它是一个政权的礼仪象征，凡是有关王朝体面的各种典礼都在这里举行。就像一个大明星常常有好多艺名一样，它也是一殿多用、因事揭名的。正朔大朝时，这里称大庆殿；进士唱名，称集英殿；祀神祭天，称明堂殿；庆贺皇帝和皇后的生日，又称紫宸殿；宣布执政级的重大人事任命（因为诏书是写在白麻纸上的，是谓“宣麻”），则称文德殿。当然，它还有一个更流行的俗称—金銮殿，这个俗称几乎取代了民间对皇城的所有想象。官家虽说不上雄才大略，却是个心思细密的人。绍兴十一年春天，当宋金和议已有眉目时，他就开始谋划朝会的兴废事宜，当务之急就是要把那一套礼仪恢复起来，因为这是一个王朝的体面。体面不是面子，而是对秩序的维护与重申。想当年完颜兀术扫荡江南时，官家在海船上流亡了整整五个月。孤篷渺渺，海天茫茫，君臣各为生死，哪里还能行什么礼仪？只有等到御舟近岸下碇，臣僚才有机会登上御舟朝拜官家。海滩上污泥陷足，文武大臣穿着草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蹒跚而行。实在不好走时，就用稻草垫在路上。当时的宰相吕颐浩和参知政事范宗尹突发灵感，以戏言恰好凑成一副对联，曰：“草履便将为赤舄”，“稻秸聊以当沙堤”。[20]对这种充满了头巾气的戏谑，想必官家听到后不会很开心。但时世艰难，也就顾不上许多了。当一群臣子穿着草鞋走在铺着稻秸的烂泥路上，一边嘻嘻哈哈地开着玩笑一边来朝见时，一个王朝的体面无论如何是打了折扣的。现在，重振体面就是重振朝纲，官家要抓纲治国了。于是，几乎是在罢去三大将兵权的同时，大庆殿亦隆重开工。此后，在整个秋冬季节，大庆殿营建工程一直与岳飞冤案紧锣密鼓地齐头并进。一方张扬于外朝，大干快上，热火朝天；一方策划于密室，群小蝇营，狼狈为奸。一方的主持人是秦桧的狗腿子，临安知府俞俟；一方的主持人是秦桧的另一个狗腿子，御史中丞万俟卨。同为中兴盛世的两大献礼工程，一并委系于秦氏之裙带，可见官家对“师相”的倚重。而两大工程又几乎同时在年底大功告成，这样精确的谋划，不能不令人叹服！

大年初一天还没有亮，文武百僚就开始在行宫之门外排班。今天是大朝会，官员们不再从后门“倒骑龙”了，而是从南面的丽正门进入。负责议程的内侍更是神气活现，即便是皇亲国戚也要被他们呼来喝去地支使。小人得志是要有气候的，大朝会的庄严隆重赋予了他们骄横跋扈的底气。他们逐队厉声喝问：“班齐未？”禁卫人员逐一应答：“班齐！”那阵势就像军队集结时检查口令一样。[21]队伍整顿完毕，宫门尚未开启，大家只好瑟缩在寒风中等待五更报时。皇宫内计时的更漏比民间短，宫中五更过后，民间四更才结束。因此宫中打过了五更，梆鼓声就交替响起，称为“攒点”，也就是发布标准时间的意思。五更攒点的梆鼓声终于在城楼上响起，这时候，透过大庆殿殿角上的鸱吻犹见疏星点点。于是宫门缓缓打开，门轴吱吱呀呀的摩擦声尖利地划过晨光熹微的夜空。百官蹑手蹑脚而又神情整肃地鱼贯而进，绍兴十二年的元旦大朝会开始了。

但严格地说，今年的大朝会其实并不“大”，文武百官应该来的当然都来了，一个也不会缺。缺的是那一干支撑场面的卤簿仪仗，像法驾、伞扇、仪卫、雅乐等等都是临时拼凑的，不成体统，只能聊胜于无。当初东京大朝会时，光是黄麾仗的仪节就要动用五千余人。五千余人的旌旗队列，那是怎样一种盛大的排场？不说别的，以现在宫城的规模，怕是站也没地方站了。不“大”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了四方朝贺的外国使节。所谓“万国衣冠拜冕旒”，那是汉唐气象，不去说了。即便是在东京时，朝贺的外国来宾也还是相当可观的。仅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点到的名字就有：辽、西夏、高丽、交阯、回纥、于阗、三佛齐、南蛮五姓番、真腊、大理、大食等国。[22]这些国家有的逢节必贺，有的隔三差五。逢节必贺的国家有辽、西夏和高丽。辽是北方的强邻，根据真宗景德年间的“澶渊之盟”，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每年给辽“岁币”银绢三十万两匹，这是哥哥给小弟的红包，图个皆大欢喜。在西夏面前，宋王朝要尊贵一些，双方名义上是父子君臣，西夏国王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宋也要给红包，每年银绢二十五万五千两匹。与送给辽的“岁币”不同，这是“岁赐”，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宋与高丽则算得上是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当然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宗主国和藩国的关系。藩国的重大事情要由宗主国决定，新国王即位或遴选王后，自己定了人选是不算数的，要报告宗主国批准，由宗主国册封。还有一个就是奉正朔，也就是采用宗主国的年号和历法，例如按照规矩，现在的“高丽时间”也应该是绍兴十二年正月初一，这就叫奉正朔。至于其他的那些“蕞尔小夷”，则基本上都是通商关系。因为宋王朝看重的是“事大之礼”，对他们采取“羁縻”政策，出手相当大方，每次都有数倍于贡品的“回赐”。他们尝到了甜头，就来得更勤，带的贡品也更多。其中有些商人甚至冒充国使，他们带着土特产来到东京，诚惶诚恐地给皇上叩几个头，喊几声“万岁万万岁”，然后就等着你的“回赐”。这种“蚯蚓钓老龙”的游戏弄得宋王朝后来也吃不消了，只得采取“一分收受，九分抽买”的政策，即你们带来的东西，一分作为朝贡品，给予回赐，其余的九分则按市场价抽买。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天朝上国，有人来朝贡总是好事，破费点银子算什么呢？而到了绍兴十二年的元旦大朝会时，那些原先来朝的衣冠使节已中断了多年，门庭冷落、物是人非，也是时势使然。辽早已亡于金，而宋王朝由于丢失了从大散关到淮河以北的大片疆土，与西夏已不再是邻国，西夏已不再承认这个“父大宋皇帝”，也不再派使节来朝贺了。当然，这样也好，宋朝倒每年省了一个大红包。但根据最近签署的宋金和议，宋每年要给金国银绢五十万两匹，而且名义既不是当初给辽的“岁币”，也不是给西夏的“岁赐”，更不是给高丽一类藩国来朝的“回赐”，而是“岁贡”。银子多少倒无所谓，关键是这个“贡”字不大好听，那是奴才给主子的孝敬。有些事情想起来实在窝囊，以前宋王朝是人家的父君、大哥或宗主国时，要掏钱安抚人家；现在当了人家的臣子，又要掏钱孝敬人家。为什么掏钱的总是自己呢？难道就因为国号姓“宋”（送）么？前些日子，又有一则消息让官家不爽，以前一直死心塌地抱宋王朝粗腿的高丽，竟然准备奉大金为正朔，采用大金的皇统年号。[23]但这种不爽官家只能放在心里，因为人家自有人家的处境和道理：我反正是抱别人的粗腿，既然你已经做了人家的臣子，我当然要拣粗的抱了。

如此看来，绍兴十二年临安宫城里的元旦大朝会，其实也就是在日常朝会的基础上换了个地方，又增加了若干程序而已。新落成的大庆殿只是徒有外壳，内部设施还没有到位，到处弥漫着一股新鲜的木头、石灰和油漆的气味。朝会增加的程序之一就是上公致辞，由宰相秦桧代表百官发表了一通用古雅而华丽的辞藻组成的官话套话。“一切如仪”也并不准确，人毕竟不是道具，在这样大的场合难免有一点小小的差错。连官家本人的表现也不能说十全十美，因为过于想显示天子威仪，反倒显得有点拘谨，就像一个人刚刚装了一副假牙，嘴总是抿得紧紧的，生怕那玩意儿掉出来一样。但那场面和气氛还是让他很受用，在他十五年的帝王生涯中，还没有哪一个新年过得这样风生水起心情舒畅的。况且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在庄严刻板的程式化表演中，时不时还会有一些恰到好处的即兴表演。最后一道程序是官家赐宴，满朝文武被折腾了半天，最后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但正如吃过国宴的人都知道这种宴会其实只是一种规格一样，大庆殿里的这顿饭也并不可口，其中的一道主菜即胙肉，是除夕夜里祭祀用的猪牛羊肉。祭祀用的肉是不放盐的，执事们用刀子割成小块，分赐群臣，这种毫无味道的白肉，吃起来苦不堪言，但又不能不吃。有的大臣这种宴会吃多了，便在私下里有所变通，他们事先在家中把手绢放在五香肉羹里煮出味来，到时候一边吃胙肉一边拿出来擦嘴，这样，肉有了味道，又不会被参以无礼和不敬。宋代是个科学发明相当活跃的时代，可惜沈括的《梦溪笔谈》在这之前已经成书，不然，说不定也要把这一发明收录在册的。但绝大多数的臣子既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吞。因此，正如《水浒传》中那位黑大汉所说的，一个个都“口里淡得出鸟来”。

在大朝会的礼乐和执事们分赐胙肉的忙碌中，绍兴十二年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