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
绍兴十二年岁在壬戌，属狗。
中国人历来相信属相与命运有一种内在的对应，例如男女结亲，要看属相是不是相克，虎羊配是断然不行的，龙虎配也不好，就是鸡狗配也不大妥当，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这些当然都是小事，至多也不过影响一对姻缘而已。要是到了帝王那里就不一样了，朕即国家，再小的事，在那里也会变成国家意志而搅动天下苍生。宋徽宗赵佶属狗，便把天下的狗视为同类，曾下令全国禁止屠狗。但估计这种禁令只限于皇上的本命年这一年，或者是每年的天宁节，[24]也就是皇上过生日的这一天。要是长期执行的话，不仅要断了多少小民的生计，就连鲁智深醉打山门时怀里也不会揣着一条熟狗腿了。今年又逢狗年，天下的狗屠却用不着再忌讳什么了，因为徽宗皇帝已经死在北国荒原。作为狗年的标志，还没到元宵节，大街小巷已抢先挂满了各种以狗为造型的灯彩。
如果说元旦大朝会是年节这台大戏的开幕式，那么元宵灯节就是闭幕式；如果说开幕式是庄严刻板的宫廷礼仪，那么闭幕式就是庶民百姓的倾情狂欢。宫廷礼仪的排场再大，毕竟只在大内一隅，只有庶民百姓的狂欢才是整个城市的盛会。万人空巷也好，踵事增华也好，那些只是表象，在所有的缛丽喧阗背后，不光有这座城市不甘平庸的心，还有一种告别演出的意味。元宵一过，年节就算结束了，一切又将回归原来的轨道，流年似水，庸常碌碌，生活就像磨道一样周而复始。闭幕式不管多么辉煌炫目，结局总是个曲终人散。因此，虽然是欢乐，骨子里却带着无可奈何的留恋。又唯其如此，元宵的声色都是走向极致的，甚至是走向嚣张，走向回光返照的。那是千金散去后的最后一次盛宴，也是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意思，有如京剧舞台上那垓下舞剑的虞姬和马上琵琶的昭君，格外地风情万种明艳照人。
那么官家呢？官家的感受当然不会等同于庶民百姓，他看重的还是元宵的仪式感，或者说是一次秀场。所有的仪式都是秀场，而年节一头一尾的两次秀场其实是互为映衬的。大朝会宣示的是森严的等级和皇权的高高在上，而元宵灯节则通过与民同乐体现了帝王的亲和平易。正是前一次仪式给后一次仪式做好了铺垫，因为越是位高权重，走下来一步才越发显得难能可贵。就如同我们常说某某要人平易近人，这个某某要人首先必须不是“人”，他和“人”是既不平等也不应该亲近的。也就是说他首先得有这个资格：要人；然后他貌似平等地走近了你，你才会受宠若惊。试问，谁曾恭维过一个乡野老农或城市清洁工平易近人的？他们不具备这个资格。特殊情境下的平易近人实际上指向了一种常态下的不平等和不近人情。因此，在一个民主的体制里，把这个词加诸执政者恰恰可能是一种反讽。当年在东京，每年的元宵灯节都要在宣德门外挂起“宣和与民同乐”的六字金牌。[25]对于皇上来说，这是主动放低了姿态，他当然有足够的资格这样做；对于民众来说，这是被破格抬高身份。有了这种钦定的破格，他们才可以走近皇城，隐隐约约地听到宣德楼上透过珠帘彩幕泄漏出来的些许嬉笑，或挤在御街两边等待銮驾翠华摇摇地经过时一瞻天颜，那样的荣幸，是足够他们长久地回味且津津乐道的。
在官家看来，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其实算不上什么要务，那是每年都有的虚应故事，所有的活动自有修内司的近臣和御前司的禁军去安排，官家只要到时候像明星一样出一下场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操心的。这些日子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今年的施政如何开局，怎样破题。新年伊始，朝廷发出的第一个声音是给全国定调子的，它应该体现出一种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和大局观。因此，还没等到元宵的灯节开场，正月十四日，都察院、大理寺和尚书省就同时动作了。
这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的有关记载，两件事都是与岳飞狱案有关的，万俟卨和周三畏作为岳案的主要承办人，现在案件已经了结，向中央作一个全面的报告自在情理之中。而尚书省则提出将岳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通报全国，并令刑部将岳飞集团的罪行“镂板遍牒诸路”，也就是将文字和字体制成统一的版样，发到全国路一级的行政单位，由各地按照格式镌刻于碑石。这是关于岳案进一步的深化处理。距离腊月二十九日岳飞授首已经整整半个月了，这么大的一件事，要尽快向全国有个交代才是，毕竟人头落地简单，但要肃清流毒、统一思想就不那么容易了。那么，用遍布于全国的石碑作为终极审判，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这种以石头的审判来昭示天下的做法其实也说不上什么创意，远的且不说，北宋崇宁初年，宋徽宗打着新法的旗号，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对旧党进行清算，曾将旧党集团的名单刻石于端礼门外和文德殿东壁，以示惩戒；全国各地也跟着依样画葫芦，史称元祐党人碑。就艺术价值而言，那肯定可以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流的碑刻，碑文书丹出自徽宗御笔，他用令人惊艳的瘦金体亲自书写了那份长达三百零九人的名单，也书写了一种在政治生活中睚眦必报的专横与无知。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宁跌在屎上，不跌在纸上。”似乎什么结论一旦落在纸上，就铁定难改了，更何况是刻在石碑上呢？更何况石碑遍于国中呢？那肯定就被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了。其实也不然。人既然能铸碑，也就能毁碑，元祐党人碑大约不到五年时间就被推倒了。可见相对于历史来说，无论是纸上的结论还是石碑上的审判，都是肤浅而短命的。
正月十四这一天廷议的主旨就是岳案，从几个部门都在同一天就同一议题入对或上书来看，这是不是官家的有意安排呢？不好说。但是以岳案作为新一年施政的开局之举，显然是官家深谋远虑的结果。而且在官家的潜意识里，正月十四日也实在不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比之于全年的其他任何一个日子，正月十四日都更加刻骨铭心，因为这个日子不仅曾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还在深层心理上影响了他整个帝王生涯中的决策和作为。
一切都肇始于十六年前的那个正月十四日……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醒了宋王朝高枕锦裘间的春梦。年前，金人第一次兵临东京城下，那个黯淡的新年，满朝君臣和全城百姓是在漫天风雪和惊惶不安中度过的。为了满足金人的退兵条件，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作为康王的赵构和少宰张邦昌前往金营充当人质。两国交兵，充当人质是九死一生的勾当。事前，钦宗赵桓召见皇弟们讨论人选时，赵构“越次而进，请行”。[26]“越次”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来轮不到他去，因为他在三十二个兄弟中只排行第九，就是去送死也还不够资格，但他偏偏自告奋勇、慷慨请行。赵构此举，表明他当时尚有几分牛皮哄哄的锐气。但一入金营，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轻狂后悔不已，那几分锐气亦烟消云散。在金营的那些日子里，虽然人家对他还算客气，并没有怎么难为他。但金人的军威之盛、弓马之强令他目瞪口呆。游牧民族那种血腥而野性的征服力震慑了他，那震慑是彻头彻尾、沦肌浃髓的，而且几乎是终身性的。一个十九岁的亲王的脊梁由此而坍塌，软骨病的基因已入膏肓，精神的自我矮化亦由此而滥觞，金人不可战胜的阴影，将一直死死地笼罩着这位此后的偏安之君。金营二十五天的经历，有如脱胎换骨，给赵构留下的除去软骨病，还有冷血症。赵构临行前，曾对钦宗—也是他的大哥—说过这样的话：“朝廷若有便宜，无以一亲王为念。”[27]这话说得很漂亮，此后也一直记在他的圣德碑上。其实同样是这两句话，说他是以身许国、视死如归自然不错。但要是换一个角度解释则是：如果你不把小弟的性命当回事，那就便宜行事，想怎样干就怎样干。这是对钦宗的一种提醒：你稍有造次，我的命可就玩完了。果然，赵构在金营期间，钦宗命姚平仲率兵夜劫金营，结果遭到伏兵掩击而大败。当夜金营灯火通明、杀声震天，据说赵构“颇惊骇”。在惊骇的同时，他肯定对钦宗充满了怨恨：你只爱自己的皇位，何曾想过我的死活？所谓兄弟之情，也只是你手中赌博的筹码而已，从今以后……他当时认为自己这下是死定了，当然也就没有“以后”了。想不到金人并没有杀他，他居然回来了，以至有了“以后”—第二年金人再次南下，钦宗又叫他出使金营议和。请注意，这次不是去当人质，而是作为议和使者。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应该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赵构已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出城后就是不进金营，只是在外面兜圈子，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当金兵俘虏了两代皇帝和全体皇室成员（其中亦包括赵构的生母韦氏、他的三个老婆和五个女儿）以及大量金银细软安然北去后，他就堂而皇之地当起了皇帝。后来金人册封刘豫为儿皇帝，在文告中对赵构有一段揭露：
金人的这段文告写得何等好啊！正是经历了那次在金营中的二十五天后，赵构已把手足之情看淡。更何况在皇权的巨大诱惑面前，他理所当然地把赵桓放到了自己对手的位置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对“迎回二圣”一直只是喊在嘴上，做做样子而已。即便自己在临安羽翼已丰、根基已稳，接回赵桓对他的皇位并不会形成什么威胁，他也始终不让赵桓回来。直到那个倒霉的“渊圣皇帝”在金人的一次马球游戏中被纷乱的马蹄踩成肉泥。
对于赵构来说，靖康元年的正月十四日标志着一个艰难而伟大的转折和开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从养尊处优的亲王到平白捡了顶皇冠而又总是提心吊胆的官家，这些年他经历的大劫难和大幸运真有如坐过山车一般，想起来既感到后怕又不由得沾沾自喜。而金人的凌逼和武人的坐大一直是他耿耿于怀的两大忧虑，为此他只得委曲求全，打碎了牙就蘸点白糖当作糯米粽子往肚里咽。很好！绍兴十一年下半年峰回路转，宋金和议终于告成，岳飞集团也被一举粉碎，王朝中兴的历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虽然名义上自己成了大金的臣子，但关起门来还是唯我独尊；虽然王朝只有半壁江山，但收拾好了也足够自己受用的。俗话说，再美的酒喝下去都会有尿，当皇帝这样大的美事，受一点委屈算什么呢？
绍兴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朝廷下发了关于岳飞问题的一号文件，在政治上肃清影响的同时，组织处理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