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篇：小年夜

临安

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的天气大致平和，[1]至少没有下雪，因为翌日就是除夕，而且又恰逢立春，这时候如果下雪，臣子一定会作为祥瑞上奏而“诏付史馆”的。

临安的城市格局很有意思，它是坐南朝北的，大内的宫殿在全城最南端的凤凰山麓，而官府和厢坊则全在皇城之北。除去重大典礼，大臣们上朝都从后门进入，俗称“倒骑龙”。走后门的不光是大臣，也包括皇帝。皇帝走的是正中的和宁门，出和宁门向北，就是作为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十里御街了。但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这里还不叫御街，称之为御街是绍兴二十八年大规模改造以后的事。改造后的御街相当于东京（开封）御街的山寨版，中间是花岗石铺就的御道，专供皇帝的车驾通行；两边是用香糕砖错缝侧砌的市民走廊。用现在的说法，叫“三块板”。而在绍兴十一年那个时候，整条大街都是泥路，遇到皇帝出行，也只是临时撒一层黄沙而已。皇帝的车驾经过时自然要戒严的，但并不禁止市民围观，只要你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例如不要登高眺望（显然是出于安保考虑），男子不要打赤膊，女子必须穿裙子和短袖上衣（这一条大抵针对夏季），以及不要大声喧哗，等等。那时候人们又不知道用鼓掌来表示敬意，所以场面很是肃穆，只听到车轮在黄沙上碾过的轧轧细响。待皇上的车驾远去了，翠华渺渺，尘埃落定，禁军便移开御道两侧隔离用的红漆杈子，刚才连咳嗽也落不下一声的禁街立时变成了喧闹的自由市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也没有谁再来管你是不是打赤膊或穿不穿裙子了。三教九流中，还有临时拉场子卖艺的，称为“路歧人”或“打野呵”。请不要轻视这些几同乞丐的江湖漂泊者，在那缕衣檀板的艺伎中，据说就有当年在东京红极一时的李师师。[2]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是鲁迅一篇小说的开头，背景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浙东乡村。其实八百年前的临安也是这样的，而且更确切地说，“最像年底”的一天应该是小年夜。这一天是总揽全局的意思，也是继往开来的意思。先前的一切忙碌和热闹都在这一天趋向高潮，好些商家到了除夕就关门打烊了，因此所有的采购都必须抢在小年夜完成。到了这时候的采购往往不是为了奢侈，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能省略的。到了除夕，街道上反倒偃息下来，清静了许多，就像一台大戏开演前夕舞台上的那种清静一样。按理说除夕是年底的最后一天，而且又是和新年有着肌肤之亲的，也是应该“最像年底”的。但除夕的忙碌和以前的不同，那是转入了一个个家庭的忙碌，那些洗、扫、煎、煮，全都是一家一户闷头做的，只有声响和气味飘逸出来，在坊巷里汇聚，久久不肯散去。一家一户的忙碌毕竟缺少互动效应，因此也就少了许多场面上的热闹。而且还有一层意思，小年夜以前的那些日子都是属于“人”的，所有的忙碌都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无论粗枝大叶还是精工细作都透出居家过日子的温暖。而一旦进入除夕，日子就要交给鬼神了，一切都凸现出约定俗成的仪式感，禁忌渐渐多起来，气氛也越来越神圣乃至神秘，举止言谈都变得拘束了，真正是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的。

临安除夕的神圣乃至神秘是潜藏在无数个坊巷庭院里的，而年底的热闹则汇聚在从和宁门到万岁桥的这条城市中轴线上。御街—我们且先借用这个名称—的热闹在小年夜这一天达到了极致，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营造出这热闹的背景音乐，各家商铺的市招彩棚是为这热闹点缀的布景，流动商贩的吆喝总是生猛亢奋，是这热闹里喷薄跃动的精气神，而摩肩接踵的人流则是这热闹里自愿自觉的龙套，他们把热闹点点滴滴地聚拢过来，又枝枝蔓蔓地分流出去。这一天，不光是小民百姓，连宫里也派人出来采买年货。宫里过年的大宗用物自然都有各地进贡，现在要买的都是些零头碎脑的小物什，诸如门神桃符、迎春牌儿、钟馗财马、时果市食，甚至发压岁钱或红包的小口袋。还有一种讨口彩的小摆设：在柏树枝—柏树以叶片的形状分为圆柏和扁柏，这里要用扁柏—上缀以柿饼，插于橘中，取三样东西的谐音称为“百事吉”。这东西民间用得，宫里也用得，很热销的。从和宁门到朝天门，御街两侧以中央机关为主。过了朝天门，就进入了密集的商住区，绵延直到万岁桥。刚进入腊月的时候，各家商铺的老板还不大走出柜台，他们笃悠悠地拢着手，彬彬有礼地和顾客应酬，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过了腊月半，有些商铺开始把货物搬到门前，这是步步为营的战略，也是准备短兵相接的态势。老板们也不再那么笃定了，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学会了上蹿下跳，脸上的笑容和遗憾都极其夸张，甚至还要和满街那些蝗虫似的流动商贩比试着秀嗓门。这一秀不打紧，仿佛启动了军备竞赛的阀门，反刺激得对方更加来劲，那叫卖声是甚嚣尘上、响遏行云的。若仔细听去，其间又五音杂陈，杭州方言中掺和着北方官话的腔调。自宋室南渡以后，不光北方的皇室、官员和士兵扈从南下，大批的商贩小民也历经颠沛流离，移居临安。起初那几年，临安居民的语言系统中，可以明白无误地分辨出“杭音”和“北音”，经过十多年的掺沙子，那带着黄河水的泥浆味和中州大地上槐花香的北方官话亦入乡随俗，逐渐融化于“杭音”之中，形成了临安独特的语言系统。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原先的杭州方言，也与周遭的吴越方言迥然有别的新语种，它体现了一种贵族气派和天子脚下的优越感。正因为语言中附着的某种身份标识，土著居民也乐于攀龙附凤，以能说几句洋泾浜的“北音”为时尚。例如他们呼玉为“御”、一为“倚”、百为“摆”，[3]这些都是北方官话的腔调，镶嵌在吴越方言中，恰到好处地渲染出临安人的皇都意识。

临安是临时安顿的意思，它另外还有一个名称，叫“行在所”。这两个名字的意思差不多，其中既透出某种谦恭，又隐含着某种动感，似乎这里只是暂时歇歇脚的地方，皇上随时准备起驾还都、拔脚开溜的。因为宋室的都城远在北方的东京，虽然皇上已死心塌地要在这里安顿下去，但对外不能这样说，因为那是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根基所在。临安的居民也希望皇上千秋万载地在这里安顿，他们是与皇上休戚与共的。元宵的灯火、端午的龙船，那既是皇上的面子，也是临安市民的面子；民谚中的“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既是皇上过日子的底子，也是临安市民过日子的底子。平心而论，这几年，临安的面子和底子都有了不少起色。别的不说，单说这“北门米”。北门即余杭门，是大运河进入临安的门户，“苏湖熟，天下足”，粮米亦通过运河由此门入城。民以食为天，物价最基本的标尺是粮价。自古以来就有“斗米斤盐”的说法，因为盐不能当饭吃，它的消费大体上是一个常数，价格也不会有很大的波动。北宋神宗熙丰以前，[4]一石米六七百文，时盐价为每斤六七十文，斗米斤盐，大体相当。到了徽宗宣和年间，[5]斗米二百五十文至三百文，而盐价仍旧是六十文，就有点不正常了。高宗建炎元年，[6]刚刚遭遇了靖康之难，东京附近饿殍遍野，粮价奇高，斗米贵至三千、一万甚至四五万，却仍旧有钱无米。当时一只老鼠亦值数百钱，而盐价仍然在百文上下。以斗米斤盐的标准，米价高至数十至数百倍。到了眼下的绍兴十一年秋冬，广盐每斤一百二十文，而邸报上所说的米价是每斗“百余钱”至“数百钱”，估计这个“数百”也就是二百左右，与盐价大致相当。而在两三年前，江南仍斗米千钱，[7]可见这几年收成不错，临安大街小巷的欢乐就是以这为底子的。

绍兴十一年年底的欢乐还有一层原因，今年的立春在年前，而下一个立春则要等到后年的正月，明年两头不见春，也就是所谓的“无春年”。无春年有很多说法，例如“两头不见春，树皮剥到根”，认为将有灾荒。但灾荒是老天作弄，小民能奈其何？你总不能一年不种庄稼吧，只能听命了。比较能够接受的是把无春年称为“寡妇年”，即所谓“寡年无春，不宜结婚”。虽然是凶兆，却是可以规避的。于是一进入秋冬季节，穿红着绿的媒婆便跑成了一道道风景，凡弱冠之男、及笄之女，都忙着攀亲嫁娶。村路上、街巷里，三天两头就见到迎亲的队伍，唢呐和鞭炮渲染着不可一世的喜庆。唢呐的渲染还只是逢场作戏，倏忽间便随风而去。鞭炮的渲染却是善解人意流连作态的，那炸开的纸屑纷纷扬扬，落红如雨，铺在地上和瓦楞上。过了几日，刚刚褪去了鲜艳，又有新的铺上去。就这样一层一层，汉赋一般铺陈且堆砌。赶在年前成亲虽然有抢的意思，也有不得已而拉郎配的情况，但婚姻大事，断然不会草率的。高门大户自不必说，即使是升斗小民，也要东挪西借，倾其所有，把事情办得风光些，至少体面些的。正因为艰难玉成，那欢乐也相应地放大了几倍。又因为乡里街坊淳厚的风俗人情，一家有事，众邻随喜，把那欢乐又放大了几倍。看着一对对新人的身影，人们的目光里不仅有祝福，更有一种如同噩梦初醒的唏嘘感喟。试想一下眼前的这些少男少女吧，如果他们是来自北方的移民，那么在东京城破时，他们大抵刚会牙牙学语，然后就随着家人颠沛于骨林肉莽之中，由中州、江淮而最终流落杭州。如果是杭州的土著居民，他们一定经历了建炎三年金兵的血腥屠城，也一定经历了每到秋高马肥季节，由北方传来的金人用兵的警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这一代人就在惊恐仓皇和饥寒交迫中慢慢长大，随着宛如游丝的“建炎”和战战兢兢的“绍兴”年号一起，挨到了婚嫁的年龄。他们的神情中或许过早地透出了几分沧桑感，但无论如何，这是他们苍茫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他们终究还是快乐的。

绍兴十一年年底的欢乐是这样实在而琐碎的欢乐，带着点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味道。一切都似乎尘埃落定，又似乎蠢蠢欲动。据说朝廷已和金人签订了和约，今后不用打仗了，皇太后也即将回銮。年岁丰稔，边事浸宁，真所谓“饱暖思淫欲”，青年男女们忙着婚嫁也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我们终于看出一点意思来了：欢乐才是这里的唯一，所谓翌年是“寡妇年”不过是个由头罢了。

那么在宫墙后面深居简出的皇上呢？皇上当然任何时候都不缺少“饱暖”，因此对饱暖后面的那点欲望也就无所谓思或者不思。他们的所思所想往往是惊世骇俗的，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了，就要弄点事整整。

例如：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