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份寒门的名单

2009年9月，我考入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入学后我就开始着手搜集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上的人和我一样，都是家里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不是工程师，不是记者，不是教授，不是外科医生，不是公司高层，不是外交官，不是建筑师，不是电影制作人，不是银行家也不是中世纪文学家；所以按常理来讲，我们这类人本不应该出现在法国的大学校[1]里。搜集这份名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仔细寻找才能有所收获。在发现这些同类的时候，我居然有了一种恋爱的感觉。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我还设计了一套搭讪的策略，以向他们表明我和他们是同一类人，为了不失去联系，我会立刻把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我的小本子上或者手机上，这样做是有点儿荒唐，但我还没有荒唐到把他们的身份信息做成一个电子表格——如果我早这么做就好了！说不定还能让调查更方便些。

您将要读到的故事是这些孩子的故事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因为这也是他们父母的故事。这些孩子出身于小中产阶级、平民阶级，甚至穷困潦倒的家庭，他们跨越了阶层，打破了法国学术界著名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另一套成功者的形象，几乎摆脱了自拉斯蒂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一名力求跻身上流社会的角色——以来就被烙上的野心家标签。他们受到了媒体、大学甚至政界的追捧。还有什么比成功更令人兴奋和感到欣慰的呢？特别是这种“逆袭式”的成功。

阶层跨越者们已经（或几乎）成了超级明星，对于推崇优绩体制[2]（méritocratie）的社会来说，他们的存在至关重要，他们象征着一种可以摆脱当下、自由选择生活的希望，他们是童话故事的主角，是法国的图腾。但优绩体制早已被社会学家解构，其意识形态与真实的社会是无法调和的：法国的社会阶层并不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规律，是一个事实。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贫困家庭的后代们需要历经6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法国的社会平均收入，即需要180年。对于阶层跨越者们来说，一切仅仅发生在这一代人中。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将法国列为经合组织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即社会阶级对个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统治阶级仍不断宣扬教育能让孩子们在竞争中拥有公平的机会。

近年来，阶层跨越者们不再满足于在电视节目里微笑着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向观众致谢。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拉沃（Rose-Marie Lagrave）和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爱德华·路易（Édouard Louis）和尼古拉斯·马修（Nicolas Mathieu），哲学家尚塔尔·雅盖（Chantal Jaquet）和社会活动家阿卜杜里亚赫·拉鲁伊（Abdelilah Laloui）都拒绝充当任人摆布的棋子，他们纷纷站出来揭露优绩体制的真相。近距离见证了优绩体制对人的分类、排斥和挑选，一些阶层跨越者发现他们远没有预见社会地位上升带来的后果。除了为完成学业而投入的金钱外，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份认同上，完成阶级跨越这项壮举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千辛万苦得到文凭后将面临什么？后半生将归属于哪个群体？优绩体制最终会显露出其真实的面目，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注好了价格，要使咒语起作用就必须付出代价。往后余生，他们将以两种身份生活，对两个世界爱恨交替，并祈祷有那么一天，穿梭于两个世界的内心可以得到平静。然而，他们的灵魂早已被烙上了两个世界的印记，引出无尽的冲突。他们从来都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在父母的注视下，坐在两把椅子之间的屁股永远都不会舒服。

在优绩体制的童话故事中，那些生养法国小公主和小王子的人可没什么存在感。他们既不是国王也不是王后，更没有闪耀的命运。他们是法国人，祖上一两辈也是法国人。当然也有人是移民，不过比较罕见。他们是工人、管家、农民、护工、美甲师、保姆、出租车司机、小雇员、美发师、商店的销售员或餐馆老板，比如我做公交车司机的父亲和做秘书的母亲。

老实说，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必在月底为钱发愁；可以开心地过好每一天。没有再多的要求了。他们没有预见到教育会将我们推向一个他们无法进入的世界，这个世界将当着他们的面关上大门。我们的父母都对读书这件事不太在行，他们一生都在辛勤劳作。回头看，他们到底怎样看待孩子们跨越社会阶层这件事呢？他们的视角可能会给优绩体制的童话故事带来另一种寓意。与我情同亲兄弟的表弟米凯尔（Mickaël）目前在一家医疗注射器厂当工人，当我告诉他我正打算写这本书时，他提出了一个角度清奇的问题，他说：“为什么人们总想着跨越阶层？”

我开始疯狂地给名单上的人打电话、发邮件，试图找到一些同意让我见见他们父母的人。名单上的一些阶层跨越者相当虚伪，他们主动约我出来见面，可当我发现某人的父亲居然是销售主管，母亲是儿科医生时，我感觉自己被骗了。显然每个人对于社会地位都有自己的判断标准，评估一个家庭所属的阶层是件劳神费力的事。然而，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欺骗正是“普遍的社会出柜”[3]时代所特有的。“普遍的社会出柜”这个概念是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提出的，我在担任《世界报》的记者时采访过他，他在我的采访中也提到了这个概念：告诉别人自己的出身会让人觉得你和那些来自特权阶层，靠祖上余荫过日子的精英们是如此不同。无论你是混文化圈、金融圈还是政治圈的，这一招都屡试不爽，这样一番操作下来，你便可以坚守住自己的价值。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本人就非常会在恰当的时候这样操作，他强调自己出生在上法兰西大区的亚眠，在2021年5月Zadig杂志的一篇访问中，他坚定地称自己为“外省人”。我们的总统先生好像不太喜欢谈论他的医生父母，当他提到外婆是一名教师时，他也闭口不谈她的校长头衔。我们必须原谅马克龙先生，他像许多人一样，将自己的社会阶层与出生地混为一谈。《电视艺术》杂志[4]曾写过一篇关于电视新闻节目如何争夺观众的文章。文章中提到主持人朱利安·布吉尔（Julian Bugier）曾在其主持的电视节目中声称他来自法国的卢瓦尔—谢尔省。你觉得小朱利安会和他的农民父亲一起挖生菜并拉到市场上售卖吗？维基百科给出了答案：朱利安·布吉尔，1980年11月22日出生于法国卢瓦尔—谢尔省的布卢瓦镇。父亲雅克·布吉尔（Jacques Bugier，2013年去世），是一位作家兼记者，曾在1991年至2008年为《中央共和国报》和《世界报》工作。

“巴黎—外省出身论”误导了我们对他人所处社会阶层的判断，但我的记者同事们对此很关注。除此之外，他们也没能将父辈和祖辈所处的社会阶层区分开来，反而将其混为一谈。以马克龙政府的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为例，《回声报》的一名记者在2017年写道：“这位码头工人的孙子，勒阿弗尔地区第一批共产党的曾孙，是法国优绩体制的产物。”然而，这名记者已经在前文中提到了菲利普父母的职业，他们都是法语教师。菲利普的父亲曾在德国担任中学校长，因此菲利普曾跟随父亲在德国上过一段时间的学，所以说菲利普的父母才是优绩体制的产物，而不是我们的小爱德华，这位从小在两位教师父母的文化熏陶下长大，轻松进入大学校预科班，先考上巴黎政治学院，后进入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学习的年轻人。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关于自身的说法也很让人迷惑，社交媒体上曾掀起过废除法国国立行政学院的论战，这所学校在论战中这样为自己正言：“目前学校在读的学生中，有14%的人是工人的孙子，9%的人是农民的孙子，12%的人是工匠或商人的孙子，12%的人是普通职员的孙子。”为何它不给我们透露一点学生们父母的职业？对于这些云里雾里的数据，大家都心照不宣。大学校从未兑现其面向社会开放招生的承诺——根据欧洲社会学与政治学研究中心在2015年对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开展的一项调查报告，该校只有6%的学生父母为工人和普通职员，却有72%的学生父母是高级管理人员，要知道法国高级管理人员只占法国人口总数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最近为法国电视二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罗伯特·林哈特（Robert Linhart）的女儿维吉妮·林哈特跟踪拍摄了一届国立行政学院的学生，她在拍摄过程中完全抹去了学生的家庭背景，以此来让人更多地关注他们的个性，仿佛谈论父母的职业就是对他们的羞辱。维吉妮·林哈特在《电视艺术》杂志的采访中说：“当我想要拍摄一个学生时，我不会问他父母的职业。”在她看来，父母的职业真的不重要吗？她在采访中接着说：“以目前在国务委员会工作的塔莉娅为例，作为书店老板的女儿，她非常认可我的观点。这样看来，法国的优绩体制仍然在发挥作用。”书店老板的女儿？如果你看过这部纪录片的话，你会发现这位年轻的国立行政学院学生的家庭出身可不差，她在纪录片里是这样说的：“我的母亲以前是开书店的，所以我从小习惯阅读，父母经常带我去博物馆，他们总是让我亲近一种文化……怎么说呢……一种高雅文化？或者说是法国主流社会认同的文化。”

另一个来自流行乐坛的例子：2018年，在Canal+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面对主持人穆卢德·阿舒尔（Mouloud Achour），歌手克里斯（Chris）声称自己的祖父母是农民和工人，想以此来证明自己出身寒门，尽管主持人已经多次明确指出了她的母亲是初中教师，父亲是大学教师，克里斯依旧充耳不闻。克里斯随后还说：“我身上还保留着工人阶级的习惯。”她的这句话随后引发了嘲笑和公愤。有趣的是，面对《世界报》记者阿尼克·科让（Annick Cojean）的采访，这位歌手真的相信自己突破了原先的社会阶层，她说：“我努力学习，而且我喜欢学习，所以我顺理成章地收到了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的父母都是老师，但是他们一直很谦虚，甚至很自卑——我的母亲是工人的女儿，我的父亲是农民的儿子。考上了高等师范学院让我发自内心地感到快乐和感动，我有了一种光宗耀祖的感觉。”

这是一个关于讲述者个人感受和视角的问题：我们经常可以在法国媒体中听到这种关于个人社会阶层的表述方式。当然，他们所讲的可能是事实，但是不恰当的表述方式会夸大其词，最终与事实相去甚远。

鉴于大部分人对我们国家的社会阶层划分都存在误解，我开始对名人父母的职业和出身感到无比好奇，这份好奇一直延伸到我的记者同事、政治家、教师、艺术家、社会活动家身上。厘清他们的家谱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早到晚，我都忙于在网上输入关键字“姓名+父母”来搜索信息。如果那些大人物没有滥用自己的权力去隐瞒其显赫的祖辈的话，这种有点病态的癖好对我的折磨就会少一些。如果记者们能再深究一下大人物父母的职业的话，我也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也为了把书写下去，我在互联网上疯狂地搜索某些成功人士父母的职业。首先，这些人不是特别有名，在维基百科上没有他们的个人主页，网络上也只有关于他们的少量信息；其次，我跟他们也不是很熟，没法一上来就问人家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所以我才想先在网上自己搜索一番再说。他们是小有名气的记者、我喜欢的电台主持人、画廊老板、编辑、音乐家、研究员、即将开始其职业生涯的政治家和文化机构的主管……有时，我会在一张旧报纸上找到点儿有价值的信息，不知道是谁出于什么原因把它扫描后传到网上。或者在几个学生的博客上寻得一些线索：他们在老师的安排下进行了一次采访，采访的对象恰好是我想要研究的人。万幸的是，这些学生想到了问一些我们都感兴趣的问题，比如：“您的父母，他们是做什么的？”我衷心祝福这些严谨的学生。不幸的是，这项研究除了让我在凌晨两点变得形容枯槁、妄自菲薄，在电脑屏幕前熬红了眼睛之外，并没有什么成果。因为我发现，那些我打算采访的人的父母都是商界领袖、德国哲学教授或律师，简而言之，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虽然说我在网上的搜索并没有多少收获，但这也让我惊奇地发现，这些人的成功确实印证了社会再生产理论。我还发现，民众只会在两种特殊的情况下主动关注某人父母的情况：

一、某个人的社会地位上升得特别快，成了名人；市面上有了关于此人的书籍或者此人正准备踏入政坛。例如安妮·埃尔诺、爱德华·路易和女政治家纳贾特·瓦劳德—贝尔卡塞姆（Najat Vallaud-Belkacem）。这些阶层跨越者因其经历、成就和观点获得了媒体和文化圈的追捧，同时也收获了指责。人们指责他们飞黄腾达后就忘了本，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并要求他们就此进行解释。

二、某位知名演员或者著名歌手，简而言之，某位众所周知的名人。在大众看来，明星吃父母老本并没什么大不了，而且还是值得庆祝的事。明星的孩子注定要成为演员或歌手，甚至成为导演也不是不可以。大众就是要看到他们尽情挥洒才华。是的，我们必须承认，当谈到法国电影世家的时候，我们对血统论的质疑就消失了。这种现象永远令我着迷，也许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这个奇怪的现象。[无意冒犯，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是夏洛特·甘斯布（Charlotte Gainsbourg）和齐雅拉·马斯楚安尼（Chiara Mastroianni）的头号粉丝。]

以上两种人，一种人是阶层跨越者，他们通过讲述自己的根源来否认社会再生产，却成了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代言人。另一种人是阶层继承者，或者说世家名流。除了这两种人，我们很难在媒体和网络上获得其他人父母的情况。然而，我们都会对他人父母的职业产生好奇，因为父母的职业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是否存在着某些阶级利益让人不想轻易透露自己的门第呢？或者人们为这些隐秘的利益精心掩盖了自己的出身，让人不能窥其堂奥。

当发现某人的父母拥有一个维基百科页面时，我会非常高兴，因为我可以立马确定：这个人不是阶层跨越者。你也许觉得我在夸大其词，其实我根本没有。然而，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的夏季栏目做代班主持时，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们节目的固定主持人中居然有四个人的父母拥有维基百科的页面，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才能，所以我们还需要深究其父母的职业吗？

《世界报》的一些老员工（特别是校对员）曾告诉我，有些记者会与孩子共同完成一篇报道。在署名时，他们常常会为孩子改一个姓来避嫌。

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读书时，天真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有众多的“二代”。比如年级第一名的女孩的妈妈是我们学校的教授（我们都很仰慕她妈妈），或者某位男同学的老爸是高官、企业家，还拥有一家左翼报纸。他老爸成功地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又在2013年把他的第三个儿子送入了国立行政学院。还有胡安·布兰科（Juan Branco），他父亲是一位多产的电影制片人，他母亲是一位精神分析师，这位青年曾是法国“黄马甲运动”的精神领袖之一，2009年9月，我和他，以及其他五个学生，在参加了平行选拔考试后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

在查阅了20世纪70—90年代著名同性恋作家的家谱后，我发现很难在里面找出一位不是出身于大资产阶级或富裕中产阶级的人。盖伊·霍昆亨（Guy Hocquenghem），巴黎高师毕业，父母都曾就读于巴黎高师，父亲是著名的数学家，母亲是文学系教授；纪尧姆·达斯坦（Guillaume Dustan），国立行政学院毕业，父亲是精神病学家，母亲是巴黎室内设计师；马修·里布莱（Mathieu Riboulet），父亲是著名建筑师皮埃尔·里布莱（Pierre Riboulet）；马修·林登（Mathieu Lindon），父亲是午夜出版社（Édition de Minuit）的创始人杰罗姆·林登（Jérôme Lindon）；皮埃尔·盖约塔（Pierre Guyotat），父亲是医生；赫夫·吉伯特（Hervé Guibert），父亲是畜牧监察员，母亲是家庭主妇，他家似乎勉强能靠上中产家庭的边。只有让—卢克·拉加斯（Jean-Luc Lagarce）的父母都是标致汽车公司的工人，他是真正的阶层跨越者——他创作的戏剧《世界末日》（1990）所反映的也正是这一主题。

政坛中，父辈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情况比比皆是。想要找到一个例外就如同大海捞针。《嘉人》杂志在2014年专门为女性政治家及其父母们写了一篇文章，我强烈推荐你们去读一读。虽然这篇文章巧妙地回避了社会阶层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文章中提到的人物：瓦莱丽·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克莱门汀·奥丹（Clémentine Autain）、玛丽索尔·图雷纳（Marisol Touraine）和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打开我最好的助手——维基百科搜索一下可以发现：瓦莱丽·佩克雷斯，1967年7月14日出生于塞纳河畔纳伊省，父亲多米尼克·鲁是一位学者，同时也是波洛莱电信的前任总裁；克莱门汀·奥丹是女演员多米尼克·拉芬和歌手伊万·道坦的女儿，她的外祖父安德烈·拉芬是法国约讷省的议员，法属阿尔及利亚国民阵线的创始人，她的一位叔叔弗朗索瓦·奥丹曾担任过布格奈市长、议员，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时期曾担任社会保障国务秘书、移民事务大臣和国防大臣，随后在大西洋—卢瓦尔省担任社会党参议员；玛丽索尔·图雷纳，1959年3月7日出生在巴黎第13区，她是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的女儿，她的母亲阿德里亚娜·皮萨罗·阿里纳斯是智利的医学博士、牙科医生，于1990年去世；安娜·伊达尔戈，1959年6月19日出生在西班牙的圣费尔南多，父亲安东尼奥·伊达尔戈是一名电气工人和工会干部，母亲玛丽亚是一名裁缝，她的父母在1962年春天带着两个女儿（2岁的安娜和4岁的玛丽）移民法国。安娜·伊达尔戈作为四个人中唯一的阶层跨越者，保住了《嘉人》杂志的荣誉！除了安娜·伊达尔戈以外，其他三个人的父母都有自己的维基百科页面。

当意识到自己在进行一项似乎有点偏执的研究时，我开始感到有点儿害怕。我的研究是否不太合适？是否有点儿欠妥，甚至违法？公开某人的上一代会贬低他们的优点吗？是的，有这种可能。然而父母的社会职业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不应涉及价值判断。此外，各类反种族主义运动、女权运动和性少数群体运动让我们看到了“情景化知识”（savoir situé）这一社会学概念的重要性：了解发声者的社会背景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想传达的精神，同时也能给相同出身的人以发声的机会。可惜的是，没有几个社会运动的斗士会想到使用这条妙招。相反，对于那些已经掌握一定话语权的成功人士来说，他们没必要着急忙慌地亮出自己的社会出身，因为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当然也有例外，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如果您目前置身于上层社会，那么请看看你的周围，你能一眼看出谁曾经是穷小子吗？你能发现谁的父母只是普通老百姓吗？你了解同事们的家庭背景吗？很明显，社会出身是一个让我们感到尴尬的话题，大家对此都缺乏诚实。一般来说，一个家庭的社会阶层在两三代人中都不会改变。2021年，我们再也无法轻易“敲开大门”。获得梦寐以求的工作，这是那些60岁和70岁的老一辈爱讲的故事，那是他们在法国“二战”后辉煌30年中所经历的故事。现在，通往“理想职业”的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难。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打开大门，我们的热情和能力就一文不值。正如我们在新闻学院见到的那样：你必须拥有好的文凭和两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

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导致我们对法国的优绩体制产生质疑。“普遍的社会出柜”的时刻确实已经到来。因此，当一个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时候，大众有权从他的口中了解他父母的情况，而不必进行三天三夜的调查。我想对那些即将参加选举的政客说：“是时候在维基百科上亮出你们的家谱了。否则，当我曾经做过收银员和护工的米希亚姆姨妈发脾气时，不要指望我站出来为你们说话。”我的姨妈从没给政客投过票，她总是说：“这些大资产家都一样！我们在被一群只顾自己利益的黑手党统治。”政治家们，我在竭尽全力为你们说话。我站在了姨妈的对立面，我给她举出了反例。我告诉她你们对社会开放的抱负、你们的真诚。我甚至对她说：“姨妈，你太固执了！”但后来，我也懒得跟她辩论了。因为我发现她是对的。

然而，我绝不会对“二代”们怀恨在心，他们的工作能力、个性、才情、努力、“生活方式”或者仅仅作为朋友的陪伴已经成为十年来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已经成了我的榜样、朋友和爱人。有时，我会带着同情观察他们在父母不再显赫之时而濒临崩溃的瞬间。这将是我另一项调查的主题，因为我发现，在面对社会地位上升或者下降这件事上，父母和孩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要忘记问一个问题：“您的父母，他们是做什么的？”

就个人而言，我总是直言不讳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从不羞于告诉别人我父亲的职业。父亲曾经当了16年的卡车司机，后因饱受背痛的折磨，转行做了一名公交车司机，开着连接我们丰塔尼科尔尼隆村和格勒诺布尔市中心的33路公交车。我小时候甚至会非常自豪地告诉同学们我爸爸是一名公交车司机。等我稍大些的时候，他转为开电车了，高一时，为了完成学校的社会实践，爸爸还专门把我带到驾驶室学习怎么开电车。我也从未向他人隐瞒我母亲的工作，她在一家名为“La Maintenance hospitalière”的产科医疗器材销售小公司当秘书。这家公司只有老板和她两个人。当我到达巴黎后，我也没有对父母的职业三缄其口，就算没人特别问起，我都会主动展开这个话题。和我谈话的每个人，甚至旁边路人都能清楚地听到“公交车司机”“秘书”这些字眼。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索邦大学，在巴黎狄德罗大学，在法国记者培训中心，在法国文化电台，在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在Têtu杂志社，在《世界报》社，在所有我有机会涉足的地方。我都向人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父母的故事，以为他们愿意听下去。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已经惹恼了不少人，他们讨厌我总是在念叨这个话题。“我们不在乎你从哪里来！”别人这样回答我，不知道是为了让我闭嘴还是安慰我，或许是为了赶紧结束这个话题。然而，当我在某个社交聚会上被贴上“高等师范学院学生”的标签时，面对那些我想结为闺蜜的女生和那些我喜欢的男生，我会故意在他们面前说出“公交车司机”“秘书”这些字眼，因为我实在无法忍受人们认为我来自其他阶层，无法忍受自己在别人眼中是另一种身份。

回想起来，有那么几个为数不多的场合，我不想强调自己的出身，比如在玛黑区著名的“科莱特手札”书店打工时，比如周末在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多媒体图书馆和小伙伴们一起整理成堆的书籍、唱片和DVD时。至少在那些和我一起打工的小伙伴们面前我不必强调什么出身背景，因为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如果我们在这里打工，而不是在电脑前写论文、参加一场派对或闹革命，那是因为我们需要赚钱来支付学费，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人，都是在社会的金字塔上努力往上攀登的人。

TRANSFUGE，名词：A-1.在战争、敌对行动中，背叛自己的军队、国家投奔敌人的人。同义词：逃兵，叛徒。扩展（少见）：逃避某事的人。A-2.类比用法。离开一方加入对方，否认、背叛团体或某项事业的人。同义词：持不同政见者。B.（引申，背叛的概念被削弱了或者没有了）改变环境、情况的人。

字典的解释真是有点儿不中听。为了打消我对这个话题的痴迷，也为了看看除了字典上的解释还有没有别的说法，我开始一一联系那份名单上的人。他们是否走过和我一样的路？无论如何，他们都有着阶层跨越者所特有的忧郁的清醒。他们是否已经开始甚至完成了他们的《回归故里》（Retour à Reims）？——迪迪埃·埃里蓬于2009年，也就是我抵达巴黎的那一年出版的著作。这本书让我们这类人的身份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阶层跨越者”。为了解释为何自己离家到巴黎求学后就再没和父亲见面，埃里蓬在书中这样写道：“现在，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不只是为了写这本书。”这句话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感同身受。所以我一一询问名单上的人为何要离开老家：为了更开放的思想？为了知识？为了自由？还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可能都有吧。但他们在新世界中遇到的人和事往往会让这些期望落空，让他们对某些人的家教感到不解。他们会疑惑地想，难道这些人的家庭都没有教过他们尊重、谦虚、坚忍和团结吗？我也好奇如今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亲戚邻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有的人表示，虽然自己与家人在某些方面无法沟通，但是对于自己能够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充满感恩之心；有些人则很高兴能离开原生家庭，他们希望能与家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多的人则仍然与原生家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我们每个人都迟早会意识到，成功不是偶然，与父母有着很大关系。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甘当孩子的陪衬，有时又是孩子的领路人。这项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是什么让孩子打破了原生家庭的桎梏。

终于，我对他们说：“让我见一见你们的父母吧！”从嘴里说出这句话很容易，见面的过程却是困难重重。有的人的父母去世了，有的人的父母生病了，有的人的父母甚至不太会说法语，有的人早已与家庭断绝了关系。面对这些棘手的情况，我对自己说：“你要清醒些，你只是一名记者，不是家庭矛盾的调解员。”大多数人的父母从未意识到，自己与孩子们在文化上和社会关系上越来越疏远。突然间，我的研究看起来有点胡搅蛮缠：父母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他们会不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们从未接受过采访，却突然就要出现在镜头里。他们并不信任媒体，觉得媒体上的人总是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自我表现、自我吹嘘、缺乏谦逊、招摇过市。网络热搜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更别说让他们使用社交软件了。有些父母会偶尔关心政治，但大多数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投过选票了，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也与他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了。他们很少去电影院或剧院，博物馆就更少了，因为去这些地方很花钱，他们也不感兴趣，况且这些地方很远，最近的地方可能也需要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九月文学回归季和初夏的戛纳电影节都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认识那些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里的人，就连度假也不会去离家太远的地方，甚至有人从未乘坐过飞机。他们整天忙于应付眼前的生计，再加上被那些气候危机、抵制空运的说辞影响，便不自觉地成了以偏概全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更是打消了飞到遥远的地方度假的念头。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最多也只有本科文凭，把日子过下去已经不容易了，把儿女拉扯大更是耗尽了他们的心血。如今，他们期待的只是来自儿女的一通电话、一条短信，告诉他们：“我买好回家的票了！”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在火车站台，等待从远方归来的孩子。孩子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也有不满。他们不信任甚至讨厌那些与孩子们接触的精英阶层。当我告诉妈妈我在2017年1月为Têtu杂志采访了马克龙的时候，她对我说道：“你都跟大人物们握手了，我们对你来说不再重要了。”要是她知道我曾经经历了什么的话……

我要去见见这些父母。实际上回应我的是一群母亲。她们中有的人和丈夫住在一起，有的人是单身，有的人丧偶，有的人再婚，无论如何，她们都同意了我的采访。然而却没有父亲主动接受我的采访。可能由于有的母亲毛遂自荐地接受了我的采访，父亲便不再参与了，或者孩子们就只跟母亲说了采访的事情。对此，我都欣然接受。因为对于父亲们来说，讲述孩子的故事是很难的；对于孩子们来说，也很难对父亲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我本可以采访到更多的人。但疫情期间，我不得不贸然地戴着口罩突然出现在受访者的家中，或者要求他们安装上网络摄像头，回答我那些仿佛只有心理医生才会问的问题。在与我的交流中，父母们（尤其是母亲们）从未提出过什么要求，也不曾向我索要过什么费用。如果说他们能从采访中获得某种好处的话，那就是可以借此机会给自己的孩子发发信息。在采访中，我势必问及孩子们所归属的精英群体，比如记者、政治家、高管、教师、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作家、艺术家……然而父母们对这些群体的看法却让我颇感意外。他们冷眼旁观着我们这群人的生活和职业——觉得我们的生活有着疯狂的节奏，我们的职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的目光停留在我们的工资单上——数额比他们的要大得多。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有着自己的想象——可能是放荡不羁的或者是苦行僧式的。当我们能够自己决定人生道路时，他们往往萌生出一种无力感，只能唠叨着我们小时候有多听他们的话。他们会对孩子们说“你变了”，也会不情愿地承认孩子们也改变了他们。那就让我们听听这些父母的话吧，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离开自己，走向那未知的世界。

拉桑·巴德（Lahcen Badr），工人；伊茹·巴德（Ijjou Badr），清洁女工，居住在瓦勒德瓦兹省，他们是法官、前司法部发言人优素福·巴德（Youssef Badr）的父母。

玛尔蒂娜·贝利亚（Martine Belliard），护工，居住在上索恩省，是巴黎市长环境助理大卫·贝利亚（David Belliard）的母亲。

玛丽—克莱尔·博奈（Marie-Claire Bonnet），油漆工，居住在大西洋卢瓦尔省，是法国文化电台节目制作人帕斯卡利娜·博奈（Pascaline Bonnet）的母亲。

希尔维·瑟维尔（Sylvie Cervulle），医院护工，居住在默尔特—摩泽尔省，是社会学博士生吕斯·普劳特豪斯（Lus Prauthois）的母亲。

赫迪嘉·德格梅切（Khedidja Deghmeche），学校女工，居住在上加龙省，是记者和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制片人阿里·赫贝里（Ali Rebeihi）的母亲。

马拉梅·迪亚洛（Mareme Diallo），缝纫老师，居住在塞纳—圣但尼省，是作家、记者兼导演霍卡雅·迪亚洛（Rokhaya Diallo）的母亲。

米希亚姆·杜泽特（Myriam Douzet），清洁女工、护工，居住在伊泽尔省，是政府项目主管、前议员助理托尼·布兰多（Tony Brando）的母亲。

奥黛特·菲利佩蒂（Odette Filippetti），学校行政人员，曾居住在摩泽尔省，后搬到了阿尔卑斯滨海省，是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前文化部部长奥蕾莉·菲利佩蒂（Aurélie Filippetti）的母亲。

克劳蒂娜·勒佩勒克斯（Claudine Lepelleux），在巴黎和厄尔省做税务监察员，是法国国库职员弗朗索瓦丝·保利（Françoise Pauly）的妹妹（2002年已故），编辑、作家安娜·保利（Anne Pauly）的小姨。

克里斯蒂安娜·纳塞利（Christiane Naselli），秘书；克里斯蒂安·纳塞利（Christian Naselli），伊泽尔省格勒诺布尔市的公交司机，他们是我的父母。

赫蕾·塞亚尔（Renée Saillard）和加斯东·塞亚尔（Gaston Saillard），他们都是杜省的出租车司机，是时尚历史学家、巴黎时尚博物馆前负责人奥利维耶·塞亚尔（Olivier Saillard）的父母。

冉恩·珀玛赫（Thanh Pommarais），巴黎美甲师，彼得·林德伯格基金会项目经理、前让·保罗·高缇耶品牌活动策划人图艾·尼哈戴斯（Thoaï Niradeth）的母亲。

杰基·罗斯（Jacky Rose），沃克吕兹省的农民，路透社驻爱丽舍宫通讯员米歇尔·罗斯（Michel Rose）的父亲。

埃尔维·华耶（Hervé Royer），车间工人，是法国国内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和播客制作人艾洛蒂·华耶（Élodie Royer）的父亲。

安吉丽塔·托马桑（Angelita Thomassaint），在瓦勒德瓦兹省做秘书，是作家、导演劳拉·托马桑（Laura Thomassaint）的母亲。

科琳娜·瓦洛涅（Corinne Valognes），在埃松省做幼儿园保育护工，是作家奥蕾莉·瓦洛涅（Aurélie Valognes）的母亲。

注释

[1]大学校，即Grande École，是法国对具有选拔性入学考试的高等院校的统称。不同于只需申请即可入学的法国普通大学（Université），其专业化程度更高、学术性更强，以培养各类科研、工程、政治、商业精英而出名。——译注。

[2]优绩体制通常指一种政治哲学思想，主张权力的分配应当根据个人才能与功绩。在这种体制内，个人的上位与进阶基于其在该领域内的功绩和经考试检定的智慧天赋。——编注。

[3]普遍的社会出柜（coming out social généralisé）指的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同性恋者需要勇敢地公开自己的性取向，更广泛地说，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公开他们的个人身份认同，无论是性别、种族、阶层、宗教信仰等等。这样做可以消除歧视和偏见，让人们更加理解和尊重彼此的差异，从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译注。

[4]法国一本针对高知人群的知名文化杂志，内容主要聚焦于电影和文学。——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