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始于一次考验

我逐一审视着摊放在面前桌子上的照片。照片分为三组，每组都由全景、中景和特写照组成，是标准的法医照片。第一组的标签上写着“丹尼，9.21”。照片中是内布拉斯加州的宁静乡野，一幅近乎田园牧歌般的场景。但风景只是背景，这组照片的真正焦点是一具隐藏于其中、块头不大的尸体，尸体的一部分被土路边的高草丛所遮掩。中景照更加让人不适：一名了无生命迹象的男性受害者——一名儿童或者少年——仰面倒在地上，姿态扭曲。他的手腕和脚踝都被绳子绑着，除了一条深蓝色内裤外，身体上再无其他衣物。特写照呈现的是男孩伤痕累累的残躯：在被捅了很多刀后，他的胸骨彻底裂开，脖子后有一道深深的割痕，头发被泥土和凝固的血液缠结在一起。到处都是苍蝇。

当我放下这组照片，拿起另一组标签为“克里斯托弗，12.5”的照片时，我立刻感受到一种浓重的似曾相识感。这组照片是昨天拍的，却与上一组有着某种手法上的连贯性。照片中的受害者也是男性，无论是年龄还是体形都与“丹尼，9.21”中的受害者接近，而且两具尸体都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同一片偏远乡野被发现的。两组照片惊人地相似。不过在第二组照片中，季节已从秋天变成了冬天。仔细检视中景照，我发现男孩苍白的皮肤上覆盖了一层薄雪，刚好掩盖住了伤口和面部特征，令他看上去像一具人体模型。特写照中，一摊摊冻结的血泊勾勒出受害者头部和腹部的轮廓。两张尸检照片更让人不寒而栗——强光聚焦在尸检台小小的躯体上。在第一张照片中，有一道深深的切口，刀被刺入受害者的后脖颈，然后从右耳到下巴的方向逆时针划了好几英寸[1]。第二张照片聚焦在受害者腹部和胸部的7处割痕上。很难确定这些伤口是随意造成的，还是在刻意传达什么信息。

在那个12月的早晨，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整理自己的想法。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地点是位于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我与另外5名联邦调查局探员一起站在联邦调查局学院中心宽敞的地下会议室里。这个会议室被人称为“防空洞”。会议室墙面没挂照片，室内没有电话，完全没有干扰。唯一的窗户是一小面用铁丝网加固的正方形玻璃，向外能看到空荡荡的办公室和一个空旷的大厅。匡蒂科的这片区域鲜有人知，这里属于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调查组”（Behavioral Science Unit）。封闭的环境每天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工作有多么备受争议。我们追捕连环杀手，我们研究他们，了解他们的想法，想方设法尽快抓到他们。这些工作是通过一种叫作“犯罪侧写”的新技术完成的。局里的同事当时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或不屑态度，都不看好这种技术。但批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我们下定决心，要证明我们的方法确实有效。

犯罪侧写是我们在那个冬日早晨集合的原因。罗伯特·雷斯勒探员当时接手了内布拉斯加州的一桩紧急案件，前一晚，他给行为科学调查组的每个人都发了一份简报传真，并调用、布置好了会议室，让我们天亮前赶到。在等待雷斯勒赶来时，我们忙着阅读面前大桌子上摊开的各种文件：案件档案、尸检报告、证人证词、罪犯素描、嫌疑人名单，还有此刻我手中的几组法医照片。每份材料都令人触目惊心。

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虽然我入组已经有几个月了，还是犯罪侧写核心方法论的学术带头人，但其他探员平时都与我保持着距离。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我。我是以受害者研究和暴力犯罪专家的身份进组的，探员们因此对我尊敬有加，但我仍被他们看作外人，是“外卡选手”[2]，是那种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才会求助的“资源”。我或许是个专家，但我不是探员。因此，那天早晨的会议对我来说格外重要。那是我所参与侦办的第一个案件。这是一场考验，检验我能否融入其中，与他们顺利协作。对我来说，会议早已开始。

除此以外，我之所以如此重视此案，还有其他原因——我是行为科学调查组里唯一的女性。在匡蒂科工作的探员以男性居多，女性只有寥寥数人。到处都是审视的目光。说压力不大，那是谎话。我想通过这个机会证明自己。我已经在全世界最封闭的部门等待多时，正迫不及待想要一试身手。

进联邦调查局工作其实不难，但从跨进联邦调查局的门槛那刻起，他们会训练你，看你是否吃得消。你会因为技术、才能、体力被录用，而你犯的错误也会影响评估的结果。这是规矩。这种简单粗暴的评估方式决定了成员的去留，听起来似乎不近人情，但确实行之有效。坚持下来的人，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承受住压力的人，会被招收进去。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人才。他们会接受任务，被寄予厚望。那天早晨站在我身边的5位探员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也想同他们一样。

我定了定神，清空脑中纷乱的猜测和疑虑，重新审视这几组照片。我知道，每组照片都藏匿着细节和线索，它们或许就是破案的关键。答案就在其中。我要做的是发现它们。

“喂，安，你没事吧？”

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放下照片，手上还捏着一张，转身看是谁。探员约翰·道格拉斯正等我回答。

“我没事，”我说，“不管凶手是谁，看得出他开始越来越有自信了。你瞧这些割痕。”我将第二位受害者胸部的照片递给道格拉斯，接着说道：“从伤口看不出慌乱。他越来越从容了。”

道格拉斯点点头。

我知道他对照片和我的发现都没兴趣。他只是想看看我是否受得了凶案画面。我之前就见他这么干过。同联邦调查局里的大多数探员一样，道格拉斯总在试探同事们的弱点。这些探员从来不会隐藏这种意图。实际上，道格拉斯很喜欢在办公桌的显眼位置摆上一个人类头骨。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无法直视头骨的人，都输了。通过测试的唯一做法，是注意到头骨后，该干什么干什么，仿佛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我通过了头骨测试和其他考验。实际上，在我和道格拉斯站在防空洞里的那天上午之前，我早已充分证明了自己。代理局长詹姆斯·D. 麦肯兹签发了认可函，正式欢迎我加入行为科学调查组。联邦调查局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一个外来者——而且是女性——加入，然而探员们对我仍缺乏信任。他们需要我证明自己敢直视暴力最本真的面目。

通过最终的考验，意味着我在那年年初非正式地加入了道格拉斯和雷斯勒负责的秘密案件的调查工作中。他们的想法很有说服力，挑战了传统的调查范式。几十年来，司法界将某些罪行划定为超出理性认知的纯粹精神失常。然而，道格拉斯和雷斯勒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采访杀手，了解其行为动机，或许有助于理解犯罪行为，为调查人员指明方向，利用犯罪者的心理反治其身。联邦调查局看出了这个概念背后蕴藏的潜力，因此给道格拉斯和雷斯勒大开绿灯，将对连环杀手的私下访谈变成了调查局官方的犯罪心理研究。但道格拉斯和雷斯勒都没有多少心理学背景，他们需要有人规范数据收集和操作方法，帮助整理研究结果。于是我加入了进来。

作为一位小有名气的精神病学博士，我理解精神异常人士的心理，也知道如何去规范混乱的非数值研究。此外，我还为性侵受害者服务多年，拥有处理常见恶劣罪行的直接经验。最重要的是，我深晓其中利害，明白这项工作对整个社会的深远意义。无数受害者不用像我之前的病人那样，被迫遭受恐怖的创伤。犯罪心理学也将打开新的局面。同犯罪的斗争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