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形成与基本内涵》：“三形态”论的形成与基本内涵
关于社会形态的演进，“五形态”论为人们所熟知，即人类社会将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三形态”论虽早已被收录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均参与到这一场大讨论之中。
“三形态”论是学界对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简称。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没有出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一词句。所谓“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后人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相关论述中提炼、总结出来的，其内容具有明确的指向。
（一）“三形态”论的形成与发展
学界在使用“三大社会形态”以及“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些概念时，通常是对马克思以下论述的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4]
此段论述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货币章》一节，文中明确提出了“最初的社会形式”“第二大形式”以及“第三个阶段”等三种社会形态，因此可看作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直接出处。
进一步看，马克思此番论述是为了说明什么呢？综观《货币章》的整体布局，上述引文是马克思在第二节《货币的产生与本质》中提出的。文中，马克思首先从商品交换的角度出发，考察了商品向劳动时间、交换价值的转化，从而得出：当产品作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出现时，就需要一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来代表商品，并使之“能够按一定的比例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5]，这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将货币本质归结为交换价值可以表明，马克思的论述重点是交换价值的发展。他接着指出，当交换价值发展到以货币形式与商品并存时，经济活动开始出现一系列矛盾：一是“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商品的自然存在与货币存在之间的矛盾；二是买与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离，即交换行为“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6]，买与卖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将“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三是以占有买与卖之间交换价值（货币）差额为目的的商人阶层出现，“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7]，这种不协调“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四是货币的一般规定性与特殊规定性之间的矛盾，货币一方面作为一般交换价值同商品“始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另一方面它外在于商品，是“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特殊商品”，也就意味着，货币本身也可以买卖，当“货币经营业从真正的商业分离出来时，货币的特殊性再次显现出来”[8]。所以，马克思得出结论：“货币制度的和货币制度下产品交换的一切矛盾，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发展……”[9]
商品既然要交换（要转化为交换价值），必然是在分属于不同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者的前提下进行的，交换价值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的一种形态。所以，交换价值的发展史也是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史，对交换价值的研究就是对人的社会境遇的关注。马克思指出：“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相互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10]马克思在此阐明了交换价值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性：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既然有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阶段，也必然存在交换关系不发达的阶段以及交换价值消亡的阶段。那么，在交换价值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呢？马克思指出，在交换关系不发达阶段，交换关系所延及的领域越少，其拥有的社会力量就越小，交换越是体现为直接劳动产品的交换以及满足交换者直接生活需要的交换，从而“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11]；共同体的力量愈大，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性愈强。在交换关系的发达阶段，人们的社会联系突破了共同体的束缚而通过普遍的交换关系来体现，每个人既是商品生产者又是商品消费者，生产者只有将自己的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即货币，才能用货币去交换自己所需的产品，整个社会呈现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交际网。“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12]因此，与前一阶段人对共同体的依赖相比，这一阶段人的独立性增强。
个人对共同体的依赖以及对交换价值的依赖，构成交换价值发展三阶段中前两个阶段的重要特征；而在第三个阶段，人的发展状况将进入更高的层次。紧接着，马克思就提出了上文所说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当时的马克思生活于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个人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基础上进行联合的“第三个阶段”，对他来说仍是一个理想，但马克思认为这并非空想，“这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13]。由此可以断定，马克思在指出交换价值充分发展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为了表明人的发展状况将伴随交换价值的发展与消亡，由人的依赖性逐步走向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自由个性等更高的历史阶段。
“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始终关注并研究不同社会形态的特征与更迭，相关的思想见解或在某篇文章中集中论述，或散见于不同时期的著作。经过整理可以发现，在《手稿》正式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之前，《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已出现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萌芽。
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认识人的发展状况，认为“个人对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14]，其中的许多论述已显露出“三大社会形态”思想的萌芽。文章指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5]；随着单个人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16]；“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17]在此，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以人的狭隘地域性为特征的前世界历史阶段；以人的普遍交往为特征的世界历史阶段；以人与自己产品之间异化关系的消灭为特征的共产主义阶段。在前世界历史阶段，个人通过“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18]而结合在一起，“所有者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来统治非所有者”[19]；而在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个人之间的联系“仅限于交换”“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20]，也就是人的关系转变为物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社会，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21]，使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从而消灭物的关系对人的统治。
在《手稿》中正式提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之后，马克思又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进一步论述，并从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商品生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自由人联合”的社会。在商品生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产品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主导形式，因而生产使用价值的个别劳动或具体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如农奴为领主提供一定时间的徭役劳动，“陪臣”向“诸侯”交纳实物贡赋。这一阶段“以人身依附为特征”，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关系”或者“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人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22]。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要使产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23]因此，这一阶段的个人一方面在社会分工方面具备了独立性与自由选择性，另一方面又由于个人劳动需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而呈现出人对物的依赖性关系。建立在对上述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劳动者“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按照“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来调节社会生产，并依据劳动时间“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即按劳分配；人们同自己的劳动以及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都是简单明了的”，从而揭掉了物质生产活动的“神秘面纱”，使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从《手稿》写作前后的不同论述来看，“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提出并非偶然。而区别只是在于这些论述的侧重点不同（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侧重世界历史的发展角度，《资本论》侧重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但实质内容是一致的，都是围绕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论述人的发展状况。
（二）“三大社会形态”及其经济形态
“三大社会形态”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且在每一阶段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从原文看，人的发展状况是“三大社会形态”的核心特征。马克思在论述三大社会形态的特征时，总是将人的发展的某种状态与特定社会形态相对应。如“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追求人的解放、为人类幸福而斗争是马克思各种理论学说的灵魂，对人的发展状况的关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但马克思不是凭空地抽象出人的发展状况，而是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从经济形态演变的角度来看待人的发展。
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从经济形态的角度进行说明。仔细对照原文献却能发现，“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包含了多种认知视角。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的前世界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下，个人受制于各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的状况，与马克思关于第一大社会形态中，生产力“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描述是一致的。对于第二大社会形态，马克思则从交换关系的角度来论述，这一社会形态处于商品交换关系的发达阶段，即人们的社会关系主要依赖商品交换关系来表达。第三大社会形态则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认为人们只有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共同占有社会生产力，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实现。马克思从世界历史、商品交换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等不同角度，使“三大社会形态”分别以“前世界历史”形态、“发达商品交换关系”形态以及“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形态“面世”。但问题在于，三种认知视角在本质上是否一致？
马克思在《货币章》提出“三大社会形态”后，紧接着从交换关系发展的角度对“三大社会形态”的特征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三大社会形态间的对立是三种不同交换关系发展状态的对立：“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24]。马克思特别强调，以个人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为基础的阶段，是指“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25]阶段，即资本主义之前的前世界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来说，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是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绝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26]。《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明确指出：“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见万萨德《法国劳动和劳动者的历史》——马克思注）。在这种经济中，大领地的产品和剩余产品，决不单纯是农业劳动的产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劳动的产品。”[27]马克思接着指出了以“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是农业的副业”为特点的自然经济所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在传统组织至今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印度公社中，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28]因此，前世界历史阶段也即商品交换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的自然经济阶段。
而“自由交换”，是指产品的交换不再以交换价值为中介，交换因摆脱了对交换价值的依赖而显得更加自由。这种交换的发生是以社会成员的共同生产为基础，个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也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29]。自由交换阶段是交换价值消亡的阶段，也是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阶段。所以，上述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三种不同视角，在本质上都统一于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视角。“三大社会形态”由此分别对应着商品交换关系处于从属地位的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商品交换关系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以及商品交换关系处于消亡地位的经济形态——产品经济。从这一角度看，“三大社会形态”在本质上是三种经济形态。
当然，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提出，“人的依赖关系”对应着原始社会，因为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生产力低下，必然要靠群居与相互依赖来应对自然界；第二大社会形态指的是私有制基础上、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的社会，因而包括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30]这一观点注意到了“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即原始社会中人对原始共同体的依赖，但忽视了马克思后来的补充说明——人的依赖关系也包括“政治性的”，如个人对“古代的”“封建的”共同体的依附；注意到了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存在着商品交换关系，但忽视了商品交换关系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非从属地位。如《资本论》中所说：“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31]因此，有必要对与“三大社会形态”相对应的经济形态做进一步说明：第一大社会形态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其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虽存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商品交换，但商品交换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属于第一大社会形态；第二大社会形态是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特指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大社会形态则是商品交换关系消亡而产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发展阶段，在理论上特指共产主义社会，包括马克思所指出的“第一阶段”与“高级阶段”。
（三）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地位
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第二大社会形态具有特殊的研究意义：理论上，它是商品交换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商品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阶段；现实中，人类社会整体上虽处于第二大社会形态，但这一社会形态又孕育着更高层次社会形态的生成因素，许多民族国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一历史运动之中。因此，有必要对第二大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究竟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市场经济又是如何促进这一历史使命的实现等问题进行探讨。
1.第二大社会形态与第三大社会形态的关系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前期历史的“使命”或“目的”“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32]。简言之，使命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从这一意义上看，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就隐含在第二大社会形态对第三大社会形态的积极影响中。在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3]即是说，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人类社会进入第三大社会形态创造前提条件。短短十五个字就代表了马克思对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的鲜明态度：不经过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充分发育，就不可能进入人的自由个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实现共产主义需具备怎样的条件？第二大社会形态为何能够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这些前提条件？从人的发展状况看，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是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这种自由个性是指人的发展因摆脱了资本、货币、商品交换关系以及旧式社会分工（即固定的社会分工）的束缚而呈现出自由发展的状态；因物质财富的生产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控制、不再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从而“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为个人在生产劳动之外的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发展“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实。由此，人们习惯将共产主义社会称之为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若要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以及共同生产与分配，继而变商品交换为直接产品交换、变资本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为全体社会成员的联合生产，就需要以人的一定的全面发展为前提。恩格斯对此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34]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又从人的普遍交往与人的生产力角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并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建立在能够完全支配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他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35]
但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抽象地谈人的全面发展，而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当人们的物质需要还不能得到充分保证时，“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6]。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37]之所以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是因为：如果失去这一条件，人类一方面会陷入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起普遍的交往。恩格斯也认为，只有生产力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充分发展，才能为消灭阶级提供前提，才能“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38]。他指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即是说，消灭阶级差别后所建立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要成为历史发展的进步且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就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否则过早过急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消灭阶级差别就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列宁也曾强调：“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39]因此，共产主义社会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与人的一定程度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
然而，共产主义所需的生产力条件与人的发展条件并非在短期内能实现，它需要在之前的社会形态中进行长期的孕育。马克思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的产物，要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40]。即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结果而呈现，要以一定的历史过程为前提，即人的全面发展趋势的客观存在以及人的发展的全面性的不断提高，而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就需要第二大社会形态来承担。第二大社会形态下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也同时在孕育着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马克思曾对此指出：“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1]。即是说，尽管第二大社会形态下人的发展因还受资本与商品交换关系的束缚，还存在异化状况，但同时也存在着人的全面发展的趋势，如果失去人的异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双重趋势的矛盾运动，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可能性；只有不断促进这种人的全面发展趋势，才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积累前提。因此在经典作家看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只能通过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充分发展来创造。这也就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理论来源。
2.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文本解读
既然第二大社会形态负有为共产主义创造前提条件的历史使命，那么，这一历史使命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明确指出：“在这种形式（第二大社会形态——引者注）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2]从字面上看，马克思是从促进“社会物质变换”与促进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两方面来认识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
“物质变换”是马克思经典著作中一个出现较为频繁的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从三个角度来使用“物质变换”这一概念：一是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角度，如提出劳动是“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43]的人类一般生产活动；二是从商品交换的角度，如提出商品的保管、分装、运输等环节“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44]“交换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45]，物质变换由此被看作商品交换的同义语；三是从自然界中物质新陈代谢的角度，提出了“自然的物质变换”[46]这一概念，比如“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结合“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原文看，第二大社会形态是商品交换关系充分发展的社会，因而“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实际上是指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发展。马克思如此来表述，并非是同意反复与循环论证，而是为了突出第二大社会形态中商品交换关系的高度发达特征。或者说，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发展，才能产生出消灭商品交换关系的因素与力量，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直接的产品交换创造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仍是着眼于人的发展角度来定位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即形成“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全面的能力”以及“人的独立性”等。
尽管“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侧重从人的发展而非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说明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忽视了生产力；由于生产力条件是社会形态演进的最基本前提，以致马克思在此未专门论述。所以，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就是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促进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满足人的多样性需要、促进人的能力的全面性以及丰富人的个性，从而为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积累前提条件。
（四）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
明确了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就意味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全面性需要通过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去完成，包括这一社会形态中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诸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因而是一项系统工程。从经济形态的角度看，第二大社会形态是商品交换关系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市场经济是这一阶段的经济形态。因而第二大社会形态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在经济上必然依赖市场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具有怎样的特性与内在机制来保证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实现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需明确两个问题。
第一，本节侧重研究市场经济对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积极意义的原因。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不能用是否完美来衡量，它只是受社会生产力推动而呈现出的一系列社会形态的变化。每一种社会形态，都存在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历史进步性在于解决第二大社会形态下，全部生产资料还不能归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社会化大生产还需由资本来组织，个人还受制于商品交换关系等所产生的社会弊端。共产主义社会也具有历史局限性：第一阶段还存在脑体劳动与社会分工的差别，只能实行按劳分配；高级阶段则能消除第一阶段的局限性，实行按需分配，而高级阶段也必然存在其发展的局限性。对于每一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形态，也存在着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对人类社会发展发挥着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市场经济同样如此，它既存在促进生产力与人的发展的一面，也存在阻碍的一面，从而对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实现发挥着双重影响。
尽管事实如此，本节仍侧重研究市场经济对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积极意义，并非要用“玫瑰色”（马克思语）描绘市场经济的面貌，也不是证明说市场经济毫无缺点、是完美无缺的经济形态，而是为了探究市场经济是否具有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可能性。如果失去这种积极意义，市场经济也就不存在为共产主义产品经济的实现创造条件的可能性。马克思在认识第二大社会形态时，是以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发展为原型；他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也正是从资本主义（包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创造的文明中看到了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因此，本节主要任务就是去寻找市场经济能够实现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可能性，即它所具有的促进生产力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趋势与可能性。
第二，市场经济的几个基本范畴。一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尽管商品交换自原始社会物物交换开始就已存在，但直到市场经济阶段才在产品交换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资本。市场经济中商品的社会化生产由资本来组织。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生产的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性质”[47]；而资本主义生产在造成对自身否定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经济制度的要素，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48]。所以，市场经济若要服务于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历史使命，其促进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特性与内在机制就必然与以上范畴密切相关。
1.市场经济与生产力发展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商品交换的发展以及资源的充分流动密切相关。市场经济中的每一个商品交换者都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商品生产者具有独立自主经营的权利、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也拥有自主权，因而能够调动各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激发各生产要素的活力，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资源配置来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也不断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为资本、劳动、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创造了基本前提，有助于资源的优化组合以及供求双方的有效衔接。同时，市场经济的开放性又扩大了资源配置的地域范围，甚至超出国内市场而面向世界市场进行资源配置，从而更加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曾指出，商品交换“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49]。
2.市场经济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
自然经济形态下有限的商品交换造成了人们狭隘的社会关系。若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社会关系就要突破其狭隘性，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而市场经济包含着扩大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的趋势。在马克思那里，市场经济被描述为“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50]的经济，即“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51]的经济。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商品（或劳务）的提供者，他依赖于生产某种商品（或提供某种劳务）来满足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他自己也不能生产自己所需的一切商品，很大一部分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生产。每个人都要卖出自己的产品并买回他人的产品，每个人都依赖于商品交换才能生存下去。通过商品交换，数量庞大的社会成员被无形中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社会成员之间相互联系、全面依赖的网络体系。商品交换关系的普遍性，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普遍性。
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同样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方面，为了节省商品交换时间、进而加快商品与资本的流通，资本就要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52]；“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53]。另一方面，为扩大商品交换市场、获取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又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客观上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进程。资本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54]“超越一切空间限制”[55]，将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马克思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的趋势——引者注），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性、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6]资本在促进商品交换方面所做的贡献，客观上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交往，丰富着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恰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备条件，因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57]的；而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也只能通过世界市场来塑造，如马克思在《手稿》所说，“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58]因此，要实现人的普遍社会交往，就需要发挥市场经济下商品交换与资本的积极作用。
但必须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也具有束缚人的社会关系的一面，并使之呈现出“异己性”特征。市场经济下人的社会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体现，从而使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具有了社会权力。一个人如果没有货币，他就难以在社会中立足并发展其社会关系。由此激发着人们对货币的无止境追求，使人沦为金钱的奴隶，甚至为金钱丧失伦理道德、损害他人合法利益以及公共利益，从而扭曲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由此可知，市场经济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但市场经济能够促进人的社会关系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就蕴含在这一矛盾运动之中，特别是其积极影响的发挥。
3.市场经济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
人的需要的发展程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然而只有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才能为形成与满足人的多样性需要创造条件。在自然经济下，落后的生产力只能保证生产主要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为目的。这“既会减少交换者的人数，也会减少投入流通的交换价值总额，而首先是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59]，从而将人的需要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自己所能生产的有限产品与社会所能提供的有限剩余产品。在市场经济下，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社会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因此，就必须生产新的需要，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以便原有的剩余产品与新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使整个生产系统得以平衡并继续发展下去。马克思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生产力发展是如何促进新的需要的产生。他指出：“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60]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要求更多的新生产部门出现，从而形成了不断扩大与日趋广泛的生产体系、分工体系，同时，也要求一个不断扩大与日趋广泛的需要体系来与之相适应。所以，马克思强调：“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61]新的需要也由此产生。
新的需要（即新的使用价值、新的商品）的不断产生，使商品种类日趋丰富。而市场经济内在的交换机制，则保证了使用价值各异的多种商品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找到它的“买家”，并满足他们的不同需要。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的产品是用来出售的，而这种产品只有符合其他社会成员的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可，才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因此，生产者就要为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而进行生产。所以，生产者卖出自己的商品，而又买回自己所需的、由他人生产的商品；至于他要购买何种商品，则由其兴趣、爱好等实际需要决定。比如，某人专门生产面包，他只有在卖出面包之后，才能买回他人生产的桌子、蔬菜、肉食、冰箱、面粉，甚至更为先进的烤箱等；生产冰箱的人也同样卖出自己的冰箱，买回自己所需但又不能生产的其他商品。所有社会成员均是如此，都用自己生产的、满足他人某一种需要的商品，换回他人生产的、满足自己多种需要的商品。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生产所形成的人在生产与需要方面的“特殊个性”“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的特殊活动为中介而享受一般的生产，参与全面的社会享受”[62]。与落后的自然经济形态相比，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性。列宁就曾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引起全体居民需要水平的增长，一方面与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有效斗争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产品交换的频繁”[63]；农民的需要水平也在提高，在衣着、住房等方面“农民比以前‘干净些’了”[64]，列宁承认这是“进步的现象”。
但市场经济中，由于资本在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在财富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造成劳动者生产的财富并不能全部用于满足劳动者的需要，贫富差距甚至两极分化就是典型。所以在市场经济下，人的多样性需要的满足也处于促进与阻碍双重趋势的矛盾运动之中。
4.市场经济与人的能力的发展
就人的多样性能力的发挥来说，市场经济下伴随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不断扩大的分工体系，为社会成员不同劳动能力的全面发挥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而“他的意愿是由他的天赋、爱好、他所处的自然生产条件等等自然而然地决定的”[65]。同时，大工业生产不断使社会内部分工发生革命，造成大量资本和工人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流动。这一性质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66]。马克思指出：“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67]可以说，大工业时代分工的静态存在与动态发展，都包含着人的多样性能力得到全面发挥的条件。
就人的全面能力的培养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将造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劳动者用于享受的时间增多，使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往单个劳动者从事12个小时劳动所创造的利润，现在可能只需10个小时就能达到，由此出现了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指出：“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68]社会必要劳动的减少“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69]，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他还提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70]。其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是培养人的全面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的普遍发展能够为丰富与发展劳动者的智力、体力与技术能力创造条件，有助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以便“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71]即便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依然强调教育的重要作用。如他在《资本论》中提出：未来教育应实行“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2]。
但资本同时也具有限制人的能力发展的一面。除前文所述的旧式固定分工使人的能力片面发展之外，资本还存在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损害工人健康，进而破坏劳动生产力本身的趋势。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劳动既“损害了神经系统”，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73]。所以市场经济下人的能力的发展同样具有双重趋势。
5.市场经济与人的个性的发展
就人的独立个性来说，市场经济之所以产生了人的独立个性，首先在于它造就了拥有人身自由与法律地位平等的个人；或者说，它需要具有这种规定性的个人与其发展相适应。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它需要劳动力商品的普遍化，而“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74]。这种人身自由，否定了一切使人作为附属品的人身控制与人身依附关系。如马克思所说：“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75]同时，“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76]马克思在《手稿》中总结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77]
就人的斗争个性来说，商品交换产生了人的自由和平等，自由和平等又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作为人的权利得到认可，由此催生了人们维护权利的斗争意识。资产阶级为彻底推翻封建制度，需要将本阶级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的范围由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而为了联合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来壮大反封建力量，资产阶级又将享受自由和平等权利的范围扩大到工人与农民阶级。恩格斯指出，由于人们生活在由“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78]。这种人权一般又以宪法的形式在不同国家确立下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它又为工人阶级争取更多的实际权利、改善自身状况提供了依据。比如，自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为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79]，以及为争取本阶级的全面发展而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权利的形成，又催生了人们的维权意识，以及争取和维护权利的斗争意识。以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为例。当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以后，尽量延长工作日是资本家作为买者的权利，而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范围内是工人作为卖者的权利。马克思对此指出：“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80]权利不等于利益，但它是利益的体现。争取和维护人的正当、合法权利，实际上是对人的利益的维护，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
此时有人可能会提出：斗争的形式有很多，比如暴力革命。但为什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斗争要与权利意识、而不是与暴力革命相联系呢？
首先，暴力革命在根本上解决的是政权问题，而人的发展在根本上是一个经济形态问题。人的发展状况是由一定物质生产力水平之上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要实现人的发展状况的质变，必然需要以经济形态的质变为前提。只要人们还未掌握更高级经济形态所需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的转变就没有可能；只要经济形态不变，无论新政权采取什么形式，人的发展状况都不会实现根本转变。如近代由农民起义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由于它不能脱离自然经济，自然也无法使农民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与以往政权相比只是增加了较多的宗教色彩。而暴力革命以及政权更迭，并不一定能创造出新的更加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所以在市场经济形态下，只要工人阶级还未掌握更高级经济形态——产品经济所需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生产方式就仍将作为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而存在。即便在此情况下发生了革命，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但人的全面发展在根本上仍不能摆脱对商品与资本的依赖性关系，与资本的斗争还将继续；而此时斗争所需要的，已不再是非常态化的暴力革命，而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长效斗争形式。为争取和维护个人的正当、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渐进性斗争就是其一。
其次，在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人的斗争意识的培养、斗争能力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孕育过程；绝非资本一经诞生，工人阶级就开始联合起来对抗资本。仍以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为例。从英国1802年颁布学徒法对儿童学徒工作时间进行限制开始，到后来的工厂法增加了对自由童工和妇女工作时间的限制，再到1850年的工厂法将“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81]，英国工人阶级经历长达50年时间的斗争才最终取得上述成就。马克思曾这样描述斗争的过程：工人虽日复一日地进行反抗，但先前的反抗“一直采取守势”，而当他们“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时，则引起工厂视察员对政府的严重“警告”——“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并以1850年工厂法的形式确立下来。[82]从采取“守势”的斗争到大规模集会的斗争，既表明了斗争要达到一定效果，斗争水平须达到某种相应的程度，也表明提高工人阶级的斗争觉悟与斗争水平，需要一个发展过程。马克思指出：“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83]所以，注重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利而非暴力革命，能够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持久的动力。
就人的自主联合性的发展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然具有将工人联合起来的特点。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通过劳动力的购买将劳动者组织起来。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它所能组织起来的劳动力的规模存在差异。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阶段，尽管工场内部将许多工人集合起来在工场主的指挥下完成各种工序，但这一阶段，手工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手工业，而非工场手工业。有历史学家以英国最为发达的毛纺织工业为例，指出：“在这种毛纺工业，旧英国的最重要的工业中，真正的手工工场的存在，即处在资本家实际管理之下的大作坊的存在，直至十八世纪末仍然是十分例外的。”[84]因此，广大的家庭手工业者仍处于分散的小作坊式生产状态，具有联合潜力的工人的规模则十分有限。当资本掌握了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之后，扩大的市场与大规模的生产催生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从而为工人阶级大规模的联合创造了条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考察了“机器的使用如何促使无产阶级诞生”的过程，并指出：“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拥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无产者阶级。”[85]机器大工业将众多互不认识的人聚集在工厂中进行协作生产，从而实现了工人的合作劳动。但这种合作劳动并非工人自主联合的结果，而是通过资本组织起来的。因此，工人合作劳动的生产力在本质上只能是资本的生产力，合作劳动的成果也必然不能为工人阶级完全占有。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还不能完全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
尽管“工人通过资本而实现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86]，但这种“形式”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方面，合作劳动自古有之，但在资本出现之前是以强制劳动、徭役劳动、奴隶劳动等形式存在，是依靠“直接的身体上的强制”实现的。而在资本中，工人的联合仍具有强迫性，即他们不是直接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只有通过出卖劳动力、参与到资本所组织的生产中，才能实现合作劳动；但此时工人的联合已不再具有人身强制性，而是自主选择、自由劳动的体现。联合的强迫性与自主性、自由性并存且矛盾运动，若脱离这一矛盾运动，就等于放弃了自主性联合的发育过程，未来的联合生产也因此失去可能。
另一方面，工人与资本家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使得工人“形式上的”联合成为向更深层次的经济联合、政治联合转变的必经之路，从而为最终消灭资本与阶级，进入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联合生产创造了前提。众所周知，任何形式的斗争，其结局都取决于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工人阶级要争取有利于自身的斗争结果，就必须增强本阶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首先来自工人的联合与团结。马克思曾以农业工人与城市工人为例指出：“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87]即是说，只有工人的集中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但“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力抵抗地屈服的”[88]。因此，工人的集中要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产生联合的力量；而维系工人阶级联合的，就是他们本阶级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89]工人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最初“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联合也仅具有经济意义，即为维护工资而联合起来与资本家斗争。但“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90]。这意味着工人的联合已超出经济目的而具有政治性质，即同盟不再是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的孤立组织，不再局限于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是上升为维护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统一组织，即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显然，马克思从工人联合的发展中看到了未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力量与革命组织。所以，当“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时，马克思指出，“在这一斗争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91]。而如果失去工人的政治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生产资料的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制这一联合生产的前提也就无法实现。
同时，市场经济下人的个性发展也存在局限性。就人的独立性来说，个人只是在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层面才显得相对独立；但与共产主义人的自由个性相比，这种独立性还具有局限性，个人还不能摆脱对商品交换关系以及对资本的依赖，人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还需服从于资本的意志，资本需要之处，就是人的个性发挥之地。就人的斗争性来说，劳资矛盾固然激发人的斗争性，但资本家为维护资本的长期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待遇，从而弱化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就人的自主联合性来说，资本的存在造就了工人为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包括经济联合与政治联合；但这种联合又带有局限性，即不能摆脱对资本的依赖。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工人的经济联合与政治联合多数是为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非消灭资本本身，即便在政治上取得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对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具有双重影响，因而对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实现也具有双重作用：既存在促进性的一面，也存在限制性的一面。特别是其促进性的一面，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完成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极为宝贵的一点。第二大社会形态向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演进的必然性，就隐藏在这一可能性之中。失去了可能性，也就根本谈不上必然性问题。也只有认识到这一可能性，才能为人们自觉地促进其优势、限制其弊端，使盲目的市场力量不断服务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基础和前提。所以，不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产品经济；不正确理解第二大社会形态，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共产主义社会。正是立足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促进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趋势，才能明白第二大社会形态历史使命的实现为什么是可能的，也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第二大社会形态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如同他在《货币章》中所说，如果在阶级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92]，那么任何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