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问题的“新”模型
本书主张摒弃心理问题的医学模式，以一种更简单、更实用的模式取而代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从DSM思维方式转向本书所述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许多人可能会难以接受。但实际上，本书所倡导的新方法并非毫无依据。本书中所倡导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早在50多年前，就有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提出过。特别是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将“异常行为”简单地定义为“对个人有害或广泛背离公认的社会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并没有提到“精神疾病”一词。精神疾病医生托马斯·萨兹同样主张用哈里·斯塔克·沙利文相对含蓄的“生活问题”代替“精神疾病”一词，但却被广泛误认为，他否定了心理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他并没有否定心理问题的存在，而是否定了基于医学疾病类比的“精神疾病”这一概念。
与班杜拉的观点一样，我在本书中对心理问题的定义是：指任何方面的行为，广义上是指对我们在学校、公司、家庭或其他生活重要领域的正常行为功能造成损害，让我们感到痛苦的各种情绪、思想、认知、动机和行动。人类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行为中的一些个体差异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存在这种情况，就说明你有心理问题，如我所说，这就是一种简单、务实、客观的思维方式。反之，如果你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方式对你没有产生什么负面影响，那么你就没有心理问题。就这么简单。心理问题不是什么“心理异常”或“心理疾病”的问题；而是你的行为是否会对你造成影响的问题。
当然，心理问题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不管是DSM、本书还是其他文献，都没有界定适应性行为和心理问题之间的临界点。这是因为心理问题是连续的，不存在自然分界线。想象一下，假如你受邀参加一个聚会，但聚会上的人你都不认识。参加这样的聚会时，有的人自信大方；有的人略显紧张；而有的人则忧心忡忡，生怕遇到不喜欢自己的人；还有的人，虽然出席了聚会，却默默忍受着被动社交的痛苦煎熬；有些人会因为焦虑情绪彻底拒绝聚会邀请。
社交焦虑情绪具有连续性，如何能从中画一条线，判定谁存在社交焦虑的心理问题而谁没有呢？DSM中有答案吗？公平地说，参与DSM第五版修订的专业人士都做到了尽可能切合实际地明确哪种程度的社交焦虑才可视为精神障碍。DSM-5诊断标准的初衷就是试图在“正常”和“异常”社交焦虑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
遗憾的是，DSM的标准不仅模糊不清，而且从某些方面来说，反而将判定两者之间界限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例如，DSM中对社交焦虑症的具体诊断标准是：一个人的社交状况必须“几乎总是”引起强烈的焦虑感或恐慌感。那么，假如一个人在社交场合中只是偶尔产生了强烈焦虑感，但这种反复无常的社交焦虑让他痛苦不堪，不得不辞去待遇良好的销售工作，结果失业两年。如果按照DSM的诊断标准判定，他的行为就不属于社交焦虑症，因为他并没有“几乎总是”产生社交焦虑感。也就是说，尽管这个人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痛苦，也使他的正常生活功能受损，但根据DSM诊断标准，此人没有社交焦虑症。
本书提出的从维度视角看待心理问题的观点与DSM截然不同，而且非常务实。你唯一需要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划分界限的时候，就是当你决定是否需要心理治疗的时候，而这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你需要判定自己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是否已经让你感到痛苦万分，或者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是否已经达到了需要进行心理治疗的程度，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心理问题维度上的任何一个点寻求心理治疗。
在决定进行心理治疗的同时，你还需要谨慎考虑进行心理治疗给你的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经济成本、可能遇到不合格的心理医生，药物的副作用及其他医学治疗风险。但是，如果现在的行为让你感到很痛苦，并且造成你的生活功能受损，如果不进行心理治疗，这种痛苦和影响还会继续下去，虽然这些影响通常风险不大，但是你还是应该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寻求心理治疗。这种对心理问题的界定方法简单易行，意义重大。你完全不必非要等到确定自己有了心理疾病之后再去寻求心理治疗！
本章内容是以班杜拉和其他心理专业人士的观点为基础，这些观点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并得到了许多当代心理学家和精神疾病专家的支持。他们已经完全跳出了心理问题惯常的思维方式。因此，我所倡导的心理问题思维方式，看似是一场变革，实则只是在唤醒许多专业人士。希望本书能够推动他们的觉醒。这非常有必要，因为有的专业人士虽然明确表示赞同班杜拉对心理问题提出的务实定义，但他们实际使用的仍然是医学模型中的术语和概念。这是因为保险公司进行报销业务时，要求心理学家和精神疾病医生必须使用DSM中的医学术语和定义。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只报销用于治疗“医学疾病”的费用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种做法却迫使精神疾病医生、心理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只得将心理问题视为医学问题。而这在潜移默化中必然会误导我们所有人将心理问题视为真正有害的疾病，但是我们自己往往都意识不到。
如果我们采纳本书倡导的维度观点，就需要一种新的策略，帮助那些因为心理问题寻求心理治疗的人获得资源。不难想象，如果那些寻求心理治疗的人，不再受到健康保险条件的约束，也无须一定要按照某个手册的标准才能获得心理治疗，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体系。从政治上说，这样的体系可能很难实现，但这才是公正的体系，而且也不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社会冲突与心理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DSM的多个版本都明确指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仅仅是与社会标准形成冲突，就不能将其诊断为精神障碍。显然，绝不应该将人们对社会产生的意见分歧视为心理问题。本书认为，观点无对错，所以如果个体是因社会冲突而感到痛苦或受到损害，选择进行心理治疗，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并非只有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才能获得心理治疗，如果你内心感到痛苦或者因此受到伤害，不管原因如何，都可以寻求心理治疗。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少数群体受到的各种歧视性待遇，我们就应该置之不理。歧视和虐待给他们造成的心理阴影，仅靠提供专业的心理治疗显然是不够的。减少社会中的歧视和虐待行为，心理问题也会随之减少。
心理问题的普通性
心理问题属于普通问题，这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当然，我并不是说心理问题普通就不重要，就可以忽视，心理问题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痛苦，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有时甚至会酿成悲剧。尽管如此，我认为仍然应该将心理问题视为普通问题，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心理问题并不是精神疾病或大脑疾病的产物，与所有行为一样，心理问题也是正常的生物和心理过程。第二，最新研究表明，存在心理问题的人远比我们知道的要普遍得多，因此理应被视为普通问题。
心理问题形成的普通过程
每个个体的行为之间存在广泛差异，这是人类的一大特点。人类的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行为中的个体差异却具有普遍性、自然性和普通性。当我们的大脑和行为中的一般变化与我们的经历发生交互作用时，行为就会出现个体差异。本书将在第9章详细阐释“交互作用”这一术语。简单来说，交互作用是指我们的行为影响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过程，反之，生活环境也会影响行为的过程。此外，个体心理特征的变化会影响到每个人承受冲击、意外和恐惧的程度，而这些个人经历都有可能引发心理问题。这些交互作用过程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影响个体的适应性行为和问题性行为。在此我要再次强调，心理问题之所以普通，是因为心理问题与适应性行为一样，都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从这种交互作用的视角来看，有些人很幸运，个人经历与其行为差异相适应，因而不会产生损害性心理问题；而有些个体则不然，虽然心理特点相似，但是与生活环境发生交互作用时却不能良好适应，会产生痛苦行为和功能失调行为。心理学家斯蒂芬·欣肖指出心理问题并非存在于个体之中，而是存在于个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假如两个人心理特点完全相同，但是生活的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适应性行为，那么这两个人所感受到的痛苦程度和产生的功能障碍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的行为适应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与环境之间的适应程度。以这种思维方式理解心理问题极其有益，这能够鼓励我们思考帮助他人的方法，使他们更好地适应环境。然而，需要谨记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你可能已经发现，阿尔伯特·班杜拉对异常行为的定义与医学模型不同，他的定义更务实。虽然他的定义本质上无误，但是我们可以停止也应该停止继续用“异常”一词形容我们的行为。
心理问题是普遍问题，是普通心理过程，不是异常心理的产物。因此，我一方面希望推动班杜拉开创性思维的复兴，另一方面力争减少对心理问题的判断性和污名化术语，如异常心理。此外，人们在心理问题的本质和普遍性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因而是时候进一步更新和丰富班杜拉的观点了。50多年来，我们已经对与班杜拉的观点直接相关的研究有了充分了解。
心理问题普遍存在
心理问题是普通现象的第二个原因是：最新的数据表明心理问题普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场关于流行病学的大规模研究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展开，研究人员从人群中抽取了数万人匿名参与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他们的情绪、思维、认知、行为状况以及有心理问题时的痛苦程度或问题严重程度。通过问卷研究发现，患有恐慌症、抑郁症、嗜酒症、幻觉症以及其他心理问题的人，数量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严格按照DSM诊断标准评判问卷中的报告，仅在过去的一年中，问卷参与者中就有约25%的人达到了至少一种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每一种具体的精神障碍本身并不普遍，但总体而言，心理问题却相当普遍。
当然，我们应该采用批判性的思维分析这些研究结果。按照DSM的诊断标准，人们患上精神障碍的可能性非常高，可能存在参与者对无关紧要的问题过度报告的情况。然而，鉴于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情况很多，我倒认为实际患病率有可能比研究结果更高。即使在匿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存在恐惧症、强迫症、上瘾症、幻觉症等问题。此外，调研中报告的心理问题并非小问题，都是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痛苦并对生活中许多重要领域的行为功能产生损害的问题。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心理问题并不至于造成痛苦或行为功能损害，例如对昆虫的恐惧或恐高，但研究发现大多数心理问题都是导致内心痛苦和生活功能紊乱的根源。
然而，还不止于此！虽然根据DSM的诊断标准，过去一年里至少有25%的成年人患有一种精神障碍，这一数字看似很高，但实际却只是冰山一角！这类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只是捕捉到了问卷参与者在一年中的情况。若要充分调查心理问题普遍性，就应该调研我们整个一生中心理问题的患病率。因此，对普通人群进行几项大规模的纵向研究至关重要，即需要对同一群体跟踪多年调研其心理问题的情况。这些纵向调研的结果表明，在为期30年的调研时间中，普通人群中有80%的人至少患过一次符合DSM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这一结果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所谓的异常行为看上去再正常不过了！
此外，在这些纵向研究中，并未涵盖所有类型的心理问题，因此，如果调研范围再广一些，至少患有一种符合DSM精神障碍的人数比例可能会更高。再者，这些研究仅报告了符合DSM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还有很多人也存在心理问题，只不过没有达到DSM的“官方”诊断阈值罢了。例如，据一个深受心理问题困扰的人报告，他几乎每天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晚上难以入睡、缺乏自我价值感，甚至产生过自杀的念头，这样的情况至少持续了两周时间。他只表现出了重度抑郁症的4种“症状”，而DSM标准中抑郁症的“症状”有5种，因此，他的情况低于DSM诊断阈值，不符合抑郁症标准。仅这一个例子就说明，抑郁症的患病率无疑被低估了，因为在这些流行病学的研究中，分别表现出抑郁症中的一个、两个、三个或四个“症状”者，总数量远远大于表现出五个“症状”者的数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论是高于还是低于DSM诊断阈值的“症状”，都会给人带来痛苦，影响正常生活。
目前有许多研究已经开始关注那些精神障碍症状在“阈下”的人，即表现出了一些精神障碍的症状，但不足以满足DSM诊断标准的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表明，阈下创伤后应激障碍和阈下精神疾病都会影响生活中的多方面功能，给人们带来痛苦，导致行为功能受损，而青春期的阈下抑郁症会增加人们未来的自杀风险。基于DSM诊断标准（即“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的某个时间点满足所有症状”）的调研，显然低估了心理问题的普遍性。如果考虑到阈下症状者的数量，心理问题确实很普遍。公正地说，几乎所有人都会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出现心理问题。
需要重申的是，严重的心理问题会给我们带来痛苦，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然而即便是这样，心理问题仍属于普通问题。从未经历过心理问题反而不正常。如果你认为这一说法不合理，那么你可能存在对心理问题污名化或夸大心理问题严重性的情况。虽然心理问题可能会让人产生巨大痛苦，影响我们的生活，甚至让你在一段时间中痛不欲生，但是这些心理问题都可以顺利克服。心理问题可能会，但并非总是如我们想象得那样严重。
心理问题虽普遍但不容忽视
心理问题虽然是普通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选择忍受。心理问题是真实存在的问题，出现了心理问题就要进行治疗。心理问题不容忽视，造成心理问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看，心理问题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当我们出现心理问题时，由于无力工作，效率低下，社会关系严重受损，因此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比其他身体健康问题引起的损失更大。在减少心理问题方面投入更多，将是一个社会对未来的一种良好投资。然而，遗憾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在心理问题治疗方面投入的资金都远低于在身体健康问题方面的投入。
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极度不安，但我必须在此表达出来，这样读者才能充分认识到心理问题的严重性：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人，其寿命要比没有心理问题的人的寿命短得多。例如，多动症、尼古丁依赖症、酒精滥用和阿片类药物滥用等心理问题分别可能直接导致事故、癌症、过量服用和其他形式引起的死亡。此外，具有心理问题的人平均寿命会缩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因抑郁症和其他心理问题而导致的自杀率较高。还有些存在心理问题的人，寿命缩短的原因是饮食不良以及未能获得必要的医疗护理。无论何种原因，心理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寿命缩短，因此心理问题不容忽视。
为存在心理问题的人提供直接帮助有助于延长其寿命。例如，大量研究发现，存在严重注意力缺陷问题（分心、冲动等）的人，服用治疗药物后，其自杀率比没有服用药物的人低，发生车祸的概率也更小。对存在其他类型心理问题的人进行有效干预，也能使他们的情况得到改善。也有证据表明，仅通过提高身体素质，也可以抵消心理问题带来的健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