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心理描写和书信体小说

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中刻画人物的性格并非《维特》的特点，维特的性格是定型的，自始至终无变化。作者通过三个环境：初遇绿蒂、出任公使秘书和重返绿蒂身边来展现维特心理的变化。心理描写才是《维特》的也是此后150年间一般德国长篇小说的特点，直到卡夫卡（1883—1924）创作了他的非心理小说。

绿蒂等人物形象都不丰满，都是素描性质的。他们的每次出场，多半仅仅作为引起维特心理变化的一种契机。这些人物又都是通过维特的眼睛再现的，当读者看到他们时，他们都已经染上了维特的主观成分和感情色彩。譬如阿尔贝特，维特起初尚能客观公正地对待他，因此读者也能清晰地看到他们两人的性格截然不同：阿尔贝特是理智型的，冷静务实，积极入世；维特是情感型的，耽于幻想，多愁善感，消极厌世。读者继而看到的是一个羡慕和妒嫉者眼里的阿尔贝特，后来又看到一个想入非非、猜忌憎恨者眼里的阿尔贝特。维特心目中阿尔贝特面目的变化，正是维特本人心理变化的写照。这是作者的成功之笔。再说绿蒂，她是小家碧玉、贤慧女子，她的可爱之处在于同维特之间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维特自对她一见钟情起就把她理想化，维特越是走投无路，他加到绿蒂身上的价值就越超出她自身的价值。这还不仅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问题。带着几分神秘色彩地崇拜被理想化为解救者的女性，可说是日耳曼男子的天性，也是德国文学的一大特色。

歌德说，两人通信有问有答，书信体则有问无答，是让虚构人物在孤寂中发泄内心的悲哀、表达其厌倦人生情绪的最好方法，亦即内心独白的手法。维特致友人威廉的第一封信就流露出他对人生的厌倦。他热爱自然、喜欢儿童，也都是厌世情绪的反映。他爱上绿蒂却迟来一步，便更觉自己的不幸与多余，便在阿尔贝特面前泄露了他的自杀之念。但他尚能自拔，便不辞而别。本来不想有所作为的维特出任公使秘书后又显出他积极有为的一面，想一改衙门作风，却受到公使——一个典型的德国官僚的刁难与压制。他爱慕贵族小姐封·B，他说：“在我还能享受到人间有限的欢乐和短暂的幸福的地方，等级区别不该挡住我的去路。”但不久他便在伯爵府的一次贵族聚会上受了侮辱，他的市民的荣誉感受到了伤害。他愤而辞职。由于在社会上“任何出路都已被截断”，他便把依恋绿蒂视作最后的出路。守在一个已婚女子身边，把爱情深藏在心中，这无望的爱情已非单纯的爱情，它已变成了一种对安全感的寻求，绿蒂则成了他最后的避难所。然而，这无望的爱情又毕竟是爱情，它使维特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也造成了绿蒂和阿尔贝特夫妇间的隔阂。友谊——忠诚——爱情——背叛，这是19世纪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1813—1883）的音乐戏剧的主题。在18世纪的歌德的笔下，维特站在界限前没有再朝前跨出一步。他没有为了对绿蒂的爱情而背叛对阿尔贝特的友谊，他没有为了自己的幸福而破坏他人的婚姻，但爱的激情又无法遏止，他便面临三种可能：像司法官的文书那样发疯，他希望如此却没有疯；或像那个青年雇工似的，和阿尔贝特同归于尽，但这无异于毁了绿蒂，他不能做；他只有自杀：让幸福者得幸福，让不幸者“回到天父身边”。当绿蒂终于请求他保持距离时，他意识到最后的避难所拒绝了他，他最后的生路绝了，无望的爱情连同可怜的安全感一起破灭了，他这才把自杀之念变成自杀行动。因此，他的自杀不是单纯的殉情，而是包含着对社会的抗议，尽管这是消极的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