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治的遗产（1895—1912）
一 天皇制的双重性格
理解日本近代史，需要把握几个关键词：天皇、元老、内阁、官僚、政党、议会和军部。先来分析天皇。
在战前的日本，天皇是权力来源、制度基石、秩序核心和国家象征，如有人否定或挑战天皇制，则会以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罪被论处。因此，把握天皇制的特征，有助于理解日本战前权力构造的基本特点。那么，天皇制有哪些特征？我们来看下面三个故事。
昭和天皇怒斥田中义一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29年6月，是昭和天皇与首相田中义一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非常有名：天皇一发怒，田中内阁便垮台了。
天皇之所以发怒，是因为皇姑屯事件。众所周知，皇姑屯事件是指关东军炸死张作霖的事件，主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后文会有介绍。其实案情并不复杂，但该事件的善后，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河本等人的计划是炸死张作霖后制造混乱，趁机出兵占领东北。但这个计划太过拙劣，马上就露出破绽，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了关东军。
1928年12月24日，田中义一进宫上奏。他说：“张作霖横死事件的罪魁祸首，似乎与我国军人有关。目前，陆相正在进行调查。待调查结束后，陆相会汇报详细情况。”张作霖虽说是军阀，但却是当时北京政府的首脑，关东军在中国刺杀了北京政府的首脑，这件事一经证实，必将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还会极大地恶化中日两国的关系。田中与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商议后决定，如果关东军的嫌疑被证实，他们将揭露真相，并向中国道歉，以维持国际声誉。
昭和天皇此时二十六七岁，刚刚即位，踌躇满志，一心想做个明君。对于陆军的桀骜不驯，他早有不满，所以他也想要借此整顿军纪。当月28日，陆相白川义则进宫上奏：“陆军已对张作霖事件展开调查。”天皇告诫他要严格维持军纪。[1]
虽然田中义一承诺调查，相关工作却迟迟没有进展。这是因为在提交内阁讨论时，他的彻查提议遭到多位阁僚的反对。这些阁僚认为，家丑不可外扬，一旦真相大白，势必危及南满铁路的权益和关东军的地位。陆军与右翼政客也四处游说，向内阁施压。田中没有办法，决定将关东军与此事撇清关系。1929年6月，田中再次上奏称：“关于张作霖事件，已经命令陆军、关东厅和满铁公司进行调查。幸运的是，没有在陆军中发现嫌疑人。”[2]
天皇拥有自己的情报网，他知道陆军的所作所为，知道田中的困境，甚至对田中即将上奏的内容也了如指掌（因为在上奏之前，首相需要知会天皇近臣相关内容，以便天皇准备提问和意见）。但是，田中出尔反尔和试图欺骗自己的做法，令他无法忍受。在与近臣商议后，天皇决定追究田中的责任。[3]
因此，听到田中的上奏后，天皇便厉声质问道：“你说的岂不前后矛盾？你递交辞呈如何！”[4]在天皇的震怒下，田中惊慌失措地哀求道：“关于此事，请容我细禀。”天皇愤怒地说：“不必再说了。”[5]田中只能恹恹地退下。田中离开后，天皇还对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发牢骚：“田中语无伦次，我再也不想听他说话了。”[6]田中从铃木那里听到这句话后，只好含着眼泪递交了辞呈，并在两个月后，死于心脏病发作。
这件事在中国人看来稀松平常。中国的皇帝一言九鼎，他一生气，宰相和大臣就会被免职，甚至被砍头。但在当时的日本，天皇训斥首相是极为罕见之事。这是因为此时的日本形式上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天皇直接问责首相的做法，打破了长久以来天皇不过问政治的惯例。得知田中辞职后，“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便劝告天皇：“作为一位立宪君主，你不应该直接表明态度，不应该反对内阁的决定。”
什么是立宪君主？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三言两语无法解释清楚。但就其基本特征而言，立宪君主意味着天皇不干预政治运营，一旦内阁形成决议，天皇只能同意。天皇尽管拥有否决权，却从不使用。因为一旦行使否决权，就等于否定了内阁的工作，进而否定了该制度的有效性。而且，如果天皇随意干涉政治，内阁也无法承担责任。由此，西园寺才会说，斥责首相是不合适的做法。
“二战”结束后，昭和天皇回忆称，对于怒斥田中义一导致内阁倒台之事，他一直深感内疚。田中内阁倒台后，他便决定对于内阁上奏之事，无论是否同意，都给予裁可。[7]由此以来，天皇便树立起置身事外、沉默不语的个人形象。
二二六兵变与昭和天皇
对于战前的政治运营，昭和天皇果真置身事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看第二个故事——二二六兵变。
二二六兵变是昭和时代最大的一次军事政变，主导者是陆军青年军官，目的是废除立宪制度以确立君主专制。换句话说，青年军官希望推翻现有制度，使天皇从幕后走向前台，主动指导政治运营。但是，天皇得知兵变后特别愤怒，他根本不想亲政。不过为了镇压兵变，他倒是亲政了一回。
1936年2月26日清晨，1400多名士兵在20多名青年军官的带领下，在东京发动政变。他们占领了首相官邸、国会、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其他中央机构，并兵分多路去刺杀元老、重臣、首相、藏相、陆军教育总监。青年军官们认为，这些人是天皇身边的奸臣，他们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蒙蔽天皇。政变发动后，青年军官们发表声明，要求改革内政，成立一个天皇亲政的新政府。
对于这次政变，陆军高层一开始并不想镇压，因为不愿见到陆军自相残杀，甚至有些高级将领还比较同情叛军。但是，当天皇听到辅佐自己多年的股肱老臣惨遭杀害后，愤怒地说：“将朕最为信赖的老臣都杀死了，这和用软刀子对付朕没有区别。”据侍从武官长（天皇的专职军事顾问）本庄繁回忆，兵变发生后，天皇每隔数十分钟就召见他一次，询问是否已出兵讨伐。在2月27日这一天，本庄竟被召见12次之多。天皇甚至放出狠话：“如果军方不肯出动，朕将亲率近卫师团剿灭叛军。”[8]在天皇的压力下，陆军统帅部派出重兵围困叛军，令他们投降，并逮捕了为首的青年军官们。
由此可见，对于二二六兵变的处理，天皇并非置身事外，而是亲身参与其中。还有一件事，昭和天皇也曾深入参与，那便是第三个故事——“圣断”投降。
“圣断”投降
至1945年上半年，“二战”局势已经明朗。5月，德国投降，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7月26日，美、英、中联合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日本政府对此不予理会。8月6日，美军以原子弹轰炸广岛，将其瞬间化为火海。尽管日本军方故作冷静，但天皇已经动摇，他告诉首相铃木贯太郎：战争无法继续。9日，苏联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进攻盘踞在“满洲”的关东军。铃木首相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希望以苏联宣战为契机，接受《波茨坦公告》。
但问题在于，即使天皇和首相有意投降，如果其他大臣不同意，日本政府也无法投降。根据《明治宪法》第55条规定，停战决议需要内阁成员的一致同意，即“凡法律敕令及其他关于国务之诏敕，须经国务大臣副署”。如果你见过《终战诏书》就能发现：在诏书的最后，除天皇的签名和印章外，还有所有内阁大臣的副署。如果缺少一个签名，这份诏书就是无效的。
很不巧，在当时的内阁之中，有些大臣是死硬派，如陆相阿南惟几。阿南主张，日本不能束手就擒，要向同盟国提条件，如果同盟国不答应，陆军就发动本土决战。阿南甚至说：“即使1亿国民全部战死，我们也必须保全大义，将战争进行到底。”[9]（不知道什么“大义”能让1亿人都战死？也不知道阿南哪来的勇气，能把1亿人的生命据为己有！）由此，围绕是否提出投降条件，以及提出哪些条件的问题，各大臣之间意见纷纭。就在他们争论不休时，第二颗原子弹轰炸了长崎。
到了这时，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他们已无力再战。但尽管如此，陆军的态度依旧强硬，一些少壮派军官甚至策划政变，推翻铃木内阁，建立军人政权。内阁的意见不统一，又面临政变的危险，铃木首相举棋不定，只得请求天皇裁决。但是，首相请求天皇裁决的做法一反常规，因为这显示了内阁的无能。更严重的问题是，一旦让天皇做出裁决，就有可能让天皇承担责任。而《明治宪法》第3条明文规定，天皇不承担任何责任。但危急关头，铃木首相顾不上那么多了。
在御前会议上，大臣们又争论起来。外相主张，只要附上“不变更天皇权力”的条件，日本就应接受《波茨坦公告》（不变更天皇权力，便不能惩罚天皇。在付出310万军民的生命后，日本首要保护的竟仍是天皇一人！）。但陆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则主张，应该再增加几个条件。双方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最后，铃木首相请求天皇“圣断”。一直沉默不语的天皇终于开口：“我同意外相的意见。”所谓纶言如汗，天皇一经表态，便是最后决定。这样，内阁终于通过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消息传出后，陆军中仍有人不死心，他们试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内阁决议，甚至想绑架天皇，让他收回成命。随后，天皇以大元帅身份下令结束战争，并首次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告投降。总的来说，天皇在日本投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皇制的双重性格
通过上述三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天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的一句话就能让内阁倒台、终止战争。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天皇极少动用这项权力。这反映出战前天皇的“双重性格”：他既是绝对君主，又是立宪君主。那么，这种“双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明治宪法》那里去。
《明治宪法》颁布于1889年，就性质而言，它是神权绝对主义和立宪君主制的奇妙折中。《明治宪法》的告文和发布敕语宣称，天皇的权力渊源于“皇祖皇宗之神灵”。天皇的统治万世一系，其权力至高无上，其裁定为最终决定。宪法第1条还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就此而言，天皇可谓是“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然而，尽管第1条有此规定，第4条却规定了相反的内容：“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此宪法条规行之。”换言之，尽管天皇是国家元首，总揽统治大权，但他必须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权力。可如果天皇权力受到宪法限制，那么他就不是绝对君主，而是立宪君主了。由此一来，天皇拥有绝对权力，但无法独断专行，只有在政府各机关和维新元老的“辅弼”（帮助和同意）下，他才能行使政权。从原则上来讲，天皇可以依据君主大权否决政府的决策（如昭和天皇怒斥田中义一），只不过这种事情极少发生。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天皇既是绝对君主又是立宪君主的双重特征。
战前天皇制的暧昧性格时常被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大正至昭和前期，军部和右翼等保守派推崇宪法第1条，并努力削弱第4条的限制。他们对天皇顶礼膜拜，并且强行要求民众尊敬天皇，从而利用这份尊敬来发号施令。[10]他们想在日本实现君主专制，对内集权，扩充军备；对外武力扩张，并积极准备与中国、美国和苏联的战争。与此相反，元老、重臣和政党政治家等上层的“自由主义者”则提倡宪法第4条，努力以其制衡第1条。他们要求天皇保持“自我克制”的统治姿态，以推进民主化，增进社会的自主性，并释放国民的潜力。他们想在日本实现立宪政治，对内分权，削减军备；对外推进国际合作，扩大海外市场，以贸易立国。在日本近代史上，围绕宪法第1条和第4条的争论背后，始终存在着保守派和进步派之间的明争暗斗。
关于这种状况，日本政治学者丸山真男曾以一则寓言加以说明：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有两个情人，一个比他年轻，一个比他年长。年轻的女子不喜欢自己的恋人是个老头，于是每次约会时她都要一点点地拔去男子的白发。而年长的情人不想让别人知道男友比自己年轻，于是她不断地拔去男子的黑发。到最后，男子成了秃头。[11]
丸山指出，这样一来，天皇一方面丧失了作为绝对君主的神授君权，另一方面他作为立宪君主的国民亲近性趋向稀薄。在昭和时代，天皇制的暧昧性格屡屡被政治斗争所利用，成为日本政治体制不稳定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