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甲午战前的东亚政局

甲午战争是本书所有故事的起点。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日本、朝鲜的国际地位和历史命运，还给了俄国可乘之机，使其进一步向东亚扩张。

影响深远的甲午战争

从长远来看，没有甲午战争，就不会有“满洲”和朝鲜问题。没有“满洲”和朝鲜问题，就不会有日英同盟。没有日英同盟，就不会有日俄战争。没有日俄战争，就不会有关东军。没有关东军，就不会有九一八事变。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伪满洲国。没有伪满洲国，就不会有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更不会有日本的战败和投降。当然，历史不能用如此线性的发展观来描述。但甲午战争引发的连锁反应，无疑构成了日本帝国兴亡进程中的重要开端。

日本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它战胜了东亚的主要对手，攫取了2.3亿两白银，割占了中国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并迫使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甲午战争使日本在朝鲜建立了优势地位，为15年后吞并朝鲜奠定了基础。同时，日本也让西方列强认识到，在远东地区崛起了新兴的强国，与顽固不化的清政府相比，它更愿意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是一个值得拉拢的对象。

对中国而言，甲午战争终结了中朝之间数百年的宗藩关系，清政府势力就此退出朝鲜，东亚传统世界秩序宣告瓦解，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甲午战败还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寻求变革，救亡图存。另外，清政府为筹备巨额对日赔款（几乎是年收入8900万两白银的近三倍）而大举借贷。以此为契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进一步加剧。

对朝鲜而言，甲午战争切断了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使其周边的国际环境更加险恶。日本一心想要吞并朝鲜，对朝鲜内政蛮加干涉，引发朝鲜国内的反日和恐日情绪。在俄国联合法国、德国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后，朝鲜政府开始倒向俄国，俄国在朝鲜的影响力迅速增加。

最后，俄国通过主导“三国干涉还辽”参与到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竞争中来。清政府决定联俄拒日，1896年6月，双方签订密约防御日本。中国允许俄国修建纵贯黑龙江与吉林通往海参崴的“中东铁路”[36]，俄国则提供大量贷款，协助中国提前偿还了对日本的赔款（从7.5年提前到3.5年还清，从而节省了部分利息）[37]。1898年，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和大连，并于1900年侵占“满洲”。此后，日本和俄国围绕朝鲜和“满洲”展开激烈争夺，最终引发了日俄战争。

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是如何开启的？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当时的日本局势。

“剃刀大臣”陆奥宗光

日本从1885年起实行内阁制，第一位首相是伊藤博文。其后，黑田清隆、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元老也曾担任首相。但他们的任期都不长，主要原因是与政党不和。政党利用预算审议权对内阁发难，内阁则利用手中的警察权干预选举。双方争持不下，摩擦不断，国政运营举步维艰。

1892年，元老们为了打破僵局，推举伊藤再次组阁。伊藤说：“我可以出来，但你们也要支持我的工作，否则恕难从命。”[38]于是，山县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大山岩等人纷纷出马，一起入阁担任大臣。这届内阁实力超强，被称为“元勋内阁”（1892年8月—1896年9月）。不过，内阁成员中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外相陆奥宗光。

陆奥既不是元老，也不是藩阀，为什么能担任外相这一要职？那是因为他既聪明又有才干，深受伊藤博文的青睐。陆奥才思敏锐，手腕凌厉得像剃刀一般，时人称他为“剃刀大臣”[39]。

陆奥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生于和歌山藩，与坂本龙马是密友，两人一起参加明治维新，龙马被刺杀后，陆奥曾为他寻仇。明治维新后论功行赏，他也被授予过重要的官职。然而没过多久，便因对明治政府的施政不满而辞职。几年后，西乡隆盛在鹿儿岛发动叛乱，陆奥积极响应，阴谋颠覆政府，事败后被逮捕，处以五年监禁。在狱中，他翻译了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名著《道德与立法原理》。

陆奥入狱四年后，蒙天皇大赦，提前获释。伊藤认为陆奥是难得的人才，劝他去欧洲游学。到欧洲后，陆奥勤思苦学，迅速掌握了现代国家运作的基本原理。回国后，他在伊藤的安排下进入外务省，很快被提拔为驻美公使。另外，陆奥有个门生叫星亨，是自由党的高级干部，在陆奥的运作下做过众议院议长。伊藤邀请陆奥入阁，也是想利用陆奥和星亨的私人关系，寻求与自由党的合作。

陆奥没有辜负伊藤的厚望，在外交事务上取得累累硕果，被视为现代日本外交的奠基人，位于东京霞关的外务省入口处至今仍矗立着他的铜像。陆奥还是位慧眼识珠的政坛伯乐，他发掘过星亨、原敬和加藤高明这三位政治天才。星亨是明治后期最强力的政党政治家，而原敬和加藤高明则作为首相主导了大正民主化进程。

内阁与政党的对立

甲午战争爆发前，内阁与政党关系险恶。政党要求节减行政经费，休养民力，内阁无法同意。而内阁想增加预算，必须通过议会这关。在审议预算时，政党屡屡作梗，连续击垮了两届内阁。预算案通不过，元老们很是焦躁。东亚国际形势紧迫，尤其是来自中国和俄国的军事压力，让他们产生了危机感。

先说俄国。俄国此时正向远东地区扩张。1891年5月，横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铁路动工，这条铁路连接了莫斯科和海参崴，可以运输军队，也可以输送资源。1892年，俄国又着手在海参崴建设军港，并派舰队驻扎于此。随着欧亚陆海两路的贯通，日本感到来自北方的威胁剧增。

再看中国。北洋舰队已两次到访日本，名义上是访问，实际上是示威。[40]北洋舰队拥有两艘7000吨级的德制铁甲舰——“镇远”号和“定远”号。第二次访问时，北洋舰队还邀请日本议员和记者登舰参观，展示舰队威容。日本人对这两艘巨舰既羡慕又恐惧，因为国小民穷，他们买不起这么大的军舰。尽管日本一心要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有北洋舰队在，他们就无法得逞。

为了对付中国和俄国，内阁在1891年提出了军备扩张计划，但相关的海军预算一再被否决。伊藤第二次出山担任首相，并且邀请多位元老入阁，为的就是解决海军扩军的问题。

此时的议会第一大党是板垣退助和星亨领导的自由党，面对元老倾巢而出的伊藤内阁，他们认为这是与藩阀一决胜负的好时机，于是坚决抵制伊藤内阁的预算案。自由党并非是倡导和平主义的政党，他们对外扩张的野心一点儿不比藩阀政府逊色。自由党也乐意看到海军强大，甚至制定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政党方针，但他们坚决反对增税，并提出“节减政费，休养民力”的口号。[41]

自由党反对增税，是因为它代表着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当时只有高额纳税的地主和商人才有选举权，如果内阁增税，负担必然落在他们身上。自由党不敢得罪支持者。那么，又要建造军舰，又不能增税，钱从哪里来呢？自由党要求内阁削减行政经费和官员工资。对此，伊藤内阁无法同意。双方僵持不下，议会便要弹劾内阁。

面对自由党咄咄逼人的攻势，伊藤内阁一筹莫展。此时，井上毅献上一计：以天皇下诏的形式打破僵局。[42]伊藤于是联合众元老请求天皇下诏，命令议会与内阁妥协。如果议会无视天皇权威，顽抗到底，伊藤则决定解散议会，重新大选（根据宪法，首相有权解散议会并重新举行选举，以打破僵局）。重新大选对政党也是考验，因为不仅要消耗巨大的精力和金钱，还极有可能落败。

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召集元老、内阁大臣和贵众两院议长开会。天皇在会上发出御旨，要求内阁与议会同心协力、和衷共济。天皇说：“国防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耽误一天便会遗恨百年。既然现在各方都缺钱，那朕做个表率，今后六年，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拨出30万，用于补充造舰的费用。此外，所有文武官员今后六年也要拿出十分之一的俸禄来建造军舰。”

明治天皇下诏后，内阁和议会开始妥协。内阁满足了议会的一些要求，如推进行政改革和减少行政开支，而议会则同意重新审议预算案。海军预算在稍做削减后，最终获得通过。

甲午战前的国际局势

在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被称为宗藩秩序或朝贡体系。朝鲜、琉球、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等藩属国定期派使节到北京朝觐皇帝，献上贡品表示臣服，中国皇帝则会册封藩属国国王，并赏赐前来朝贡的使节。因为赏赐的礼品远远超过朝贡的贡品，藩属国都愿意来北京“打秋风”，而清朝也乐意享受“万邦来朝”的优越感。

不过，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个古老的秩序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蚀下，朝不保夕，日渐崩溃。1873年，法国侵占越南；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这给清政府连敲了两记警钟。为了强化对朝鲜的控制，清政府将朝鲜事务交给北洋大臣主要负责。1882年，清政府还借平息朝鲜内乱之际，派吴长庆率六营清兵（3000人）进驻朝鲜，并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重申“朝鲜永列藩封”。[43]

与此同时，日本一直试图打破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先将其转换成西方的条约关系，再将朝鲜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日本处心积虑要吞并朝鲜，一是为了巩固国防，二是为了获得向大陆扩张的跳板。而且，至19世纪中叶，列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日本也想紧随其后，在东亚掠夺殖民地。

明治政府一成立，就制订了以武力征服朝鲜的计划。不过由于国力微弱，征朝计划被搁置。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其中规定“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同等之权”[44]，这就是要否定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

宗藩关系VS条约体系

近代国际秩序以条约体系为基础，其特征是国家主权至上，属国无外交。在条约体系下，如果朝鲜是中国属国，它就没有外交主权；如果它拥有外交主权，那它就不是中国属国，不存在第三种可能。然而，清政府和朝鲜认定的宗藩关系并非如此。清政府主张，尽管朝鲜是中国属国，但它却拥有独立的外交主权。这种暧昧定位既可以维护宗藩关系，又可以规避涉朝外交纠纷。但这种特殊关系却一直难以被西方国际社会所接受。[45]

1882年，清政府为制衡日本，授意朝鲜政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清政府认为，一旦签约，如果日本对朝鲜有所企图，则可能引发美国的干预。在条约草案中，李鸿章要求写入“朝鲜为中国属邦，而内政外交事宜向来均得自主”的条文，间接要求美国承认朝鲜是中国属国。对于李鸿章的要求，美国代表认为不合常规，拒绝接受。[46]后来李鸿章放弃该条文，改由以朝鲜国王照会美国总统的方式，声明其为中国属国。[47]

后来，日本挑起事端，正是打着帮助朝鲜独立的旗号。尽管日本讲得冠冕堂皇，但实质上是要吞并朝鲜。不过，日本的旗号因为较符合近代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反而更能为西方列强所接受。因此在法理认知上，清政府先输了一筹。

甲申政变与《天津条约》

面对中日两国的明争暗斗，朝鲜政府做何反应？朝鲜政府高层此时分为两派，一派是守旧的“事大党”，主张坚持传统，继续奉中国为宗主国；另一派是激进的“开化党”，主张脱离宗藩关系，以日本为榜样，推进文明开化。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国内地防备空虚。1884年8月，清政府命令吴长庆率驻朝鲜的三营清兵回撤，留下袁世凯和余下的三营清兵继续驻守。12月，金玉均等开化党人认为有机可乘，于是联合日本驻朝公使和驻军发动政变。他们占领王宫，杀死大臣，挟持国王，成立开化党政府。政变后的第三天，25岁的袁世凯带兵入宫，击败开化党人和日军，夺回了国王。在混乱中，日本军营和公使馆也被朝鲜民众焚毁，代理公使和开化党人狼狈地逃到了日本。1884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变被称为“甲申政变”。

冲突结束后，双方和谈。1885年4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谈判。双方约定同时撤兵，今后如向朝鲜派遣军队，要事先通知对方。就结果而言，清政府做出巨大让步。事变之前，驻朝清军有3000人，而驻朝日军不足1000人[48]。《天津条约》生效后，中国失去了兵力上的优势。而且，“如果朝鲜将来发生动乱，中日两国可同时出兵”的规定也遗患无穷。清政府之所以让步，与东亚局势密切相关。中法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正与法国进行严重交涉，英国和俄国对朝鲜半岛也蠢蠢欲动，形势甚为复杂。在此情形下，清政府力求尽快平息事端，不希望事态扩大，尤其不愿看到日本与法国联手。

《天津条约》签署后，中日两国在朝鲜相安无事了10年之久。在这十年里，日本尽管承认中国在朝鲜的优势地位，但并不承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为了打破宗藩体制，日本积蓄力量，准备再次挑战中国。结果，朝鲜内部的一场动荡提供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