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射德国1830年代报刊与社会变迁的一面镜子——恩格斯《刊物》一文考证
张建中
一、恩格斯写作《刊物》一文的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卷（本卷收入的所有著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3卷重新校订和翻译）共收录恩格斯1839—1840年所写8组题目为“不来梅通讯”的文章（共10篇），《刊物》一文是第一组文章的第二篇，这组文章的第一篇是《剧院。出版节》。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1840年7月30日和31日的《知识界晨报》第181号和第182号。恩格斯在这组通讯中结合不来梅特定的情况，从不同角度评述了虔诚主义的影响，并首次抨击了“贵族和金钱贵族”[1]。《刊物》一文则是一篇展现170年前德国港口城市不来梅新闻业状况的珍贵资料，通过对该文的考证，我们对19世纪30年代德国公共领域的初步形成、大众化报刊的萌芽及图书报刊审查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不来梅是恩格斯青年时代生活的主要城市之一。不来梅对于恩格斯的影响就类似于波恩和柏林对马克思的影响，在这段时间恩格斯逐渐抛弃原来所信仰的宗教虔诚主义，变成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和马克思开明并且充满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不同，恩格斯成长的家庭信奉保守的虔诚主义。[2]虔诚主义这一宗教流派产生于17世纪末，它要求其信徒们过一种十分虔诚的勤劳生活，随着时间推移，它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3]虔诚主义主张过节俭、严格和勤劳的生活，由于这种对节俭和勤劳的称赞，产生了一种敌视一切乐观生活观点的伪善的宗教信仰。[4]
不来梅市政厅广场（1837—1841）
恩格斯高中毕业后在他父亲的事务所工作，近一年后，于1838年7月动身前往不来梅学习经商。不来梅是德国北部城市，是当时德国最大的商港之一，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不来梅同时也是德国四大自由城市之一，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政治气氛开明，有较多的出版和言论自由，自由主义思想通过报刊和书籍得到广泛传播。[5]
1840年8月20日恩格斯的自画像
不来梅出版业也比较发达。印刷工人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古登堡节，为庆祝这个节日，印刷工人还自发成立了委员会，在《不来梅通讯。出版节》一文中恩格斯写道，在节日这一天“委员会偕同全体印刷工人组成了一支盛大的游行队伍，向教堂进发，从那里再向刚建成的古登堡号轮船前进……节日是在音乐声中，在灿烂的灯光中，在畅饮上索泰恩酒、圣茹利安酒和香槟酒中结束的”[6]。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氛围中，恩格斯和虔诚主义信仰决裂，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刚到不来梅不久，恩格斯就与自由主义报刊建立了联系，他成了《德意志电讯》和《知识界晨报》的撰稿人。考虑到他信仰虔诚主义的家庭，恩格斯用笔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德意志电讯》是谷兹科创办的一家文学杂志，因为办得很有声誉，被认为是“战斗性的自由期刊”，而《知识界晨报》被认为是一份“反对一切极端倾向的非常温和的资产阶级报纸”。[7]
1839年，恩格斯思想上发生较大变化，他受到青年德意志运动的影响，给这一运动的代表性刊物《德意志电讯》写了许多稿件，在这些文章中，他猛烈批判虔诚主义，表明他已经站在自由民主主义立场上了。[8]在给《知识界晨报》和《总汇报》寄去的8组“不来梅通讯”中，恩格斯从多角度描述了不来梅城市生活的状况，其中《刊物》一文为了解德国那个时期的报刊媒体与社会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报刊与读书会
在《刊物》一文开头，恩格斯就用简洁的语句描绘了不来梅各阶级的生活图景：“在其他方面，这里的生活是一种相当单调的、典型的小城市生活。夏天，上等人物，即贵族和金钱贵族的家庭，到自己的庄园去，中间等级的太太们即使在一年中这样美好的季节也不能离开她们那一群在茶会上打牌、聊天的朋友；商人们却天天参观博物馆、出入交易所或自己的商会，在那里谈论咖啡、烟草的价格，谈论与关税同盟谈判的情况。”[9]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指出，德国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限由于大陆专制主义的维护而普遍保存得更长久。资产阶级主动疏远民众，站柜台和从事手工劳动都被认为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所要干的活……他们的标准是受教育程度；市民属于受过教育的阶级——如商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学者、教士、官员、医生、法官和教师等）。[10]
不过，在1770年到1870年这一百年间，随着教育的普及，德国民众的读写能力有了突破性进展。市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在1770年，只有大约15%的人能看懂印刷文字； 1800年德国的识字率达到了25%； 1830年德国的识字率达到40%；而到1870年，德国的识字率已经达到75%。[11]从提高整个国家民众的读写能力的速度来看，德国要比英国、法国以及南欧国家快。德国掌握读写能力的人在19世纪中期占到85%，与之相比，法国占61%（仅包括读的能力），英国占52%（读写能力都包括在内）。[12]由于德国人的读写能力在19世纪取得巨大进步，因此下层社会经济群体中出现了“第二次读者革命”（second reader revolution），许多民众逐渐成为社会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的一部分。[13]
德国民众读写能力的普遍提高是德国18世纪和19世纪教育革命的结果。在1816年，普鲁士8个省的入学率在42%到84%之间；到1846年，这8个省的入学率已经提高到73%~95%。[14]学校教育大规模普及，这些拥有识字能力的年轻一代人给他们不识字的父母以及邻里乡亲大声朗读他们所了解的新知识。在19世纪早期，许多普通德国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报刊媒体来接触新思想，印刷媒体所传播的思想逐渐向不识字的人群渗透。
对图书报刊的需求刺激了读书会（reading society）在德国各地出现。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中写道：“人们参加读书会，部分是为了赶时髦，部分是为了有一本杂志在手能舒舒服服地度过炎热的中午。”[15]德国早期的读书会和茶会、商会的性质相近。哈贝马斯指出，到了18世纪末期，受教育的公众扩展到了从事工商业的小资产阶级。当时许多地方，零售商因店主的身份通常被摒弃于市民阶级俱乐部之外，于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协会；范围更大的是工商联合会，完全具有读书会的规模。这些读书会带有更多的商业色彩，而较少学术和政治色彩。
在1770—1820年间，有597个读书会在德国成立，读书会的成员加起来将近60 000名。当时德国任何一个城镇都有一个或两个读书会，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如不来梅，当时拥有的读书会将近36个。[16]这些读书会的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他们为读书会成员提供小说、定期出版的文学杂志，以及一些非小说类的读物，如百科全书，甚至有当时德国一些科学家论述农业和工业的著作，也有一些读书会为会员提供免费的外国报纸阅读。
读书会按照“自愿交往”原则组织起来，所有成员都是自愿加入，并且要遵守所有会员一律平等的原则。正如历史学家奥拓·丹恩（Otto Dann）所说，读书会体现了自由社会组织的运作精神，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早期公共领域的内核。自由组织的读书会孕育了德国公民社会自由交往的原则，同时也促进了讨论、辩论及选举这些公民必备素质的发展。读书会并不完全排斥下层阶级，在1820年一些读书会中已经出现工匠和手艺人，这说明一些收入较低的下层中产阶级也逐渐加入了公共参与空间。[17]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一书中也详细论述过读书会的功能：“从18世纪70年代起，私人读书会和商业读书会在所有的城市，甚至在小城镇到处涌现。于是也就开始了关于这些机构的优缺点的普遍讨论。到18世纪末，德国有270多个这样的固定读书会。它们大多都有固定场所，使得读书会成员能够阅读报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也使得成员能够就阅读内容展开讨论。最早的读书组织仅仅是为了组织订户，以降低订阅费用。读书会则不然，它们不再是出于这种经济动机。这些读书会按照自己的条例选举执行委员会，要经过多数表决同意才能接纳新成员，通常以议会方式处理有争执的问题。它们排斥妇女，禁制赌博，目的完全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私人作为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建立公共领域的需求：阅读和讨论期刊，交换个人意见，促成自90年代起人们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形成。”[18]
德国读书会在19世纪中期开始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公共图书馆。不管是读书会还是公共图书馆，甚至包括茶会、商会、工商联合会等公民组织，它们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组织，是德国中产阶级“社会化”的组织。在19世纪早期，德国的中产阶级加入成千上万个这类组织来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科学精神以及宗教关怀，同时也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救助穷人的慈善活动，或者建立医院、博物馆、动物园等公共机构。[19]事实上，德国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由德国中产阶级通过这些组织自行管理的。这些中产阶级社团组织的出现，证明公民社会能够独立于政府之外组织其事务。
三、不来梅的大众化商业报刊
与英、美、法这几个国家相比，德国报业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在统一之前，德国人过着一种极端地方主义的生活，与这种地方主义相适应，每一个地区都有地方报纸，甚至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日报及期刊。[20]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中所描绘的不来梅地方报刊大致属于这种情况，他写道：“这里有一种自成一体的读物；其中有些以小册子（其内容多数与神学争论有关），有些以期刊的形式大量销售。消息灵通、编辑得体的《不来梅报》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21]
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工业化程度远远低于法国，那种主要依靠广告收入和大规模发行量，并过度依赖大量资本投资的大众化报刊还不可能出现。由于报刊业发展水平低，德国记者作为一个专业群体远未形成。当时的德国记者就像无所不知的人，一会儿是记者，一会儿又是“文学家，马上可能又是艺术家，教授或政治思想家”[22]。恩格斯在《不来梅通讯。刊物》中对《爱国者》杂志的描述就属于这种情况：“另一家杂志《爱国者》，曾力求成为探讨本地问题的权威刊物，同时力求在美学方面发挥出较地方小报更大的作用。但是，这家杂志由于处于既像小说报又像地方报这种两可的状况而夭折了。”[23]
在《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一文中，恩格斯对《不来梅商业年报》的评述也说明了不来梅地方报刊的这种多重特征：“我拿起放在桌上的报刊，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不来梅商业年报》。我拿来看了一下，读到下面一段话：‘对于咖啡豆的需求，在夏天和秋天都比较旺盛，临近冬天市场才开始出现比较萧条的情况。砂糖销路稳定，但这方面的真实思想只是在扩大供应以后才产生。’”恩格斯接着对报纸中的这段报道进行了评论：“当一个可怜的作家看到交易所经纪人的文体中夹杂有不仅来自现代美文学，而且还有来自哲学的表达方式时，他该说些什么啊！谁能料到，在商业报告中竟会出现情绪和思想呢！”[24]
不来梅报刊业之所以比较发达，恩格斯在《不来梅通讯。教会论争》一文中对此做了解释：“不来梅正由于本身的地位和政治状况，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适宜于成为德国西北部的教育中心。只要能拉两三个有才能的文学家到这里来，就可能在这里办一份对北德意志文化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的杂志。不来梅的书商是十分精明的，我已经听到他们很多人讲，他们愿意拿出必要的基金并且同意在杂志出版的头几年承担可能的亏损。”[25]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当时不来梅商业化市民报刊已经粗具规模，一些书商已经看到了报刊业这个领域潜在的巨大商业利润，因而愿意在这方面投资。
此外，外国报刊也源源不断地运到不来梅，不来梅作为港口城市是外国报刊的集散地，恩格斯当时也充分利用这些报刊来扩大眼界。在《不来梅通讯。不来梅港纪行》一文中恩格斯提到的《远洋运输和贸易报》就是英国伦敦出版的一份商业报纸，他写道：“当不来梅港要塞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所熟悉的一位书商吟咏了席勒的诗句，那位海上保险公司经纪人在阅读《远洋运输和贸易报》，有一个商人在翻阅最近一期的《进口通报》。”[26]在不来梅经商者众多，阅读各类商业报刊是不来梅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
不过，普通读者还是喜欢看一些刺激性的内容或本地新闻报道。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中提到的《不来梅杂谈报》正是这样一份报纸，他写道：“丑闻、演员之间的不和、街谈巷议的飞短流长等等充斥版面的地方小报倒可以自夸其经久不衰。”该报主要关注不来梅当地新闻，剧院座椅上的钉子、商会没人买的小册子、喝醉酒的雪茄烟工人、没打扫干净的排水沟，都是它报道的焦点。当然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家报纸还大胆地批评政府官员的渎职行为，“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马，那么他可以确信，在该报的下一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成为不来梅的上帝”[27]。这已经显现出报刊对社会的监督作用。
从上文对引述的恩格斯所写多篇“不来梅通讯”的考证来看，在不来梅这个港口城市，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系列的商业化市民报刊，这些报刊侧重于不来梅商业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报道，并逐渐成为不来梅人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此时德国的大众化报刊仍处于萌芽阶段，报刊发展的总体水平较低，德国真正的大众化报刊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而美英等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进入大众化报刊年代。导致德国报刊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是书报审查。
四、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书报审查
19世纪30年代的政治生活中充斥着书报审查，这是德国的一个显著特征。1819年3月，青年协会学生卡尔·萨德（Karl Sand）谋杀了保守派作家奥古斯特·科策布（August Kotzebue）； 7月1日，又发生了药剂师卡尔·龙宁（Karl Löning）企图刺杀拿骚公国首相卡尔·冯·埃贝尔（Karl von Ibell）的事件。当时正值欧洲各反动势力加紧复辟之际，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担心大学里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传播会引发革命，进而威胁王室的统治。这两起事件的出现恰好给了梅特涅借口，他马上召集德意志各邦国代表在卡尔斯巴德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邦国。在梅特涅的劝说之下，联邦会议于1819年9月20日颁布《卡尔斯巴德决议》（Carlsbad Decrees）。该法令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各邦国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该法令颁布之后，德意志联邦境内的大学青年协会被取缔，自由报刊受到严格审查，各种学术自由也受到严重限制。该法令为德国以后20多年（一直到1848年）的公共政治生活定下了基调，这就是：监视，对民族政治的镇压，以及联邦委员会对“蛊惑人心宣传”的调查。也正是该法令的出台，造成马克思所说的德国持续20年的“精神大斋期”[28]。
当时，德国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德意志联邦中存在着大小不等的36个邦国，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海关、税制和货币，严重阻碍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伊始就采取一系列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制定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力图扼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29]
恩格斯在《刊物》一文也有关于当时书报审查的记述：“不同于这些报刊的是一家宣传虔诚主义—禁欲主义的杂志——《不莱梅教会信使》，它是由3个传教士编辑的，著名的寓言作家克鲁马赫尔偶尔也为该杂志撰稿。这家杂志办得十分活跃，以致检查机关不得不时常进行干预。”[30]
在19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俄罗斯都实行报刊预先审查制度，不过审查制度在德国的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德意志联邦甚至要求检查官重新编辑记者的报道，他们为各种文本的审定设定了许多标准（“意义表达较好”“正常的”“可接受的”），不过每一个检查官的标准并不相同，所以德意志各邦国内的审查并不一致。尽管德意志联邦希望各邦国的书报审查制度能够一致，但是整个审查过程仍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德意志联邦东部的萨克森由于看到了出版业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对于一些违规行为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1]即使是在同一邦国内，这种审查不一致也存在，在普鲁士境内，一部在柏林已经被禁止上演的戏剧有可能正在特里尔（马克思故乡）上演，或者在首都被禁的一些印刷品反而能在首都之外的城市堂而皇之地售卖。
出版审查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利用武断方式限制信息的自由流动，不过德意志各联邦并没有成功地阻止反对派观点的传播，一些违法出版物很难禁绝，尤其是像汉堡、慕尼黑、斯图加特、莱比锡这些城市，随着图书市场的繁荣，在利润驱使下一些书商铤而走险。与德国邻近的国家，如瑞典、法国、比利时及荷兰的出版社也开始出版直接针对德国读者的出版物。恩格斯在不莱梅工作生活期间，之所以能够看到各种语言的报刊及其他出版物，这亦是其中一个原因。
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报纸印刷速度的提升，以及铁路运输的发展，德国书报检查官的权威逐渐衰落。当一份报纸被政府收回时，成千上万张这份报纸的复制品已经在读者的手上了。在1848年革命之后，出版审查法令逐渐失去意义。
五、结语
恩格斯的《刊物》一文为我们了解19世纪30年代德国报刊媒体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翔实的记载。通过考证来看，商业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茶会、商会、读书会等各类公民组织，新兴资产阶级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渐扩大，德国公共领域初步形成。
19世纪30年代，德国报业正处于进入大众化报刊的前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当时尚未完成工业化，以及无处不在的报刊审查制度。但审查制度并非天衣无缝，恩格斯当时生活的不来梅，各种外国报刊都可以看到。正是在不来梅生活的这段时间，恩格斯不断阅读报刊，并一直为报刊投稿，他才留意不来梅的报刊发展情况，写下了这篇文章。
通过对《刊物》一文的考证，我们看到在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知识阶层已经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人包括自由撰稿的作家、诗人、记者和编辑等。这些知识分子为更低等级的阶层呼吁，在德国动荡不安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们和受过一些教育的更低阶层的人成了德国最具革命意愿的新生力量。[32]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77．
[2]张新.恩格斯传[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3．
[3]格姆科夫.恩格斯传[M]．易廷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4]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0：121．
[5]同[3]17．
[6]同[1]182-183．
[7]同[4]27．
[8]同[4]233．
[9]同[1]183．
[10]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82．
[11] SPERBER J.Germany 1800-1870[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87．
[12]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上[M]．陈海宏，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333．
[13] ROSS C.Medi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21．
[14]同[11]188．
[15]同[1]183-184．
[16]同[11]193．
[17]同[11]194．
[18]同[10]83．
[19] MELTON J.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81-104．
[20] CHAPMAN J.Comparative media history：an introduction：1789 to the present [M]．Cambridge：Polity，2005：27-28．
[21]同[1]184．
[22] BOYLE L O.“The image of the journalist in France，Germany，and England，1815-1848”.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68，（3）：312．
[23]同[1]184．
[24]同[1]192-193．
[25]同[1]291-292．
[26]同[1]189．
[27]同[1]184-185．
[28]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97．
[29]同[2]17．
[30]同[1]185．
[31] GOLDSTEIN R.The war for the public mind：political censorship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M]．Westpoint：Praeger Publishers，2000：39-40．
[32]奥茨门特.德国史[M]．邢来顺，等译.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