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化热的兴起

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文化热潮，并直接影响和刺激了寻根文学的产生。

文化热的兴起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文化热的兴起在当时主要基于两个因素。

一是“文革”十年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摧残，导致传统文化园地一片荒芜，使历经“文革”之后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着一种文化失落感。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族传统文化往往被视作落后的封建文化因素而遭到批判，历经多次围剿，元气大伤。“文革”结束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使长期备受摧残的传统文化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日常生活的运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传统文化与我们此在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绝不可能完全凭借外来的西方文化去建设本土的社会主义强国。因此，对昔日辉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缅怀和渴望，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成为一种普遍的时代心理。

二是外来文化的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孤立和封锁之下，被迫“闭关自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断了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仅仅只是与苏联和一些同样隶属于第三世界的贫困落后国家交往，比如东欧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等。“文革”后期，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变。1972年，中美建交。随后一系列西方资本主义老牌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终于叩开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门，同时也向西方世界敞开了自己。在这种中西文化交流重启的背景下，大量的西方文学和文化思想纷纷涌入中国，对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文革”后期出现的“白洋淀诗群”，可以说就与当时西方文化思潮对中国的影响直接相关，当时很多知青秘密传诵的启蒙读本，其实很多都是遭查禁的关于西方文化和社会理论的书籍。“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姿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更为突出。

一方面是中国文化进入西方，使西方出现了自19世纪以来就持续不断的“中国文化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他的观点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影响巨大，对寻根文学的兴起作用深远。汤因比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和东方文明的崛起，对比双方之后，提出了著名的“东方文明优胜论”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各种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如一个有机体一样，具有一般的规律性，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在他看来，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已经度过了鼎盛期，正在走向衰落，虽然不会灭亡，但必须借助外力才能获得新生。而东方文明在经过长时期的沉睡之后，正在苏醒，有可能在西方文明的刺激之下，经过整合，获得新生，从而焕发活力并光照全球。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寄希望于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希望它们引领人类走出迷雾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汤因比认为，以中华文明为主的东方文化和以基督教文明为主的现代西方文化相结合，将会诞生出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最永恒的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并不认为未来的东方文明会取代西方文明，而是认为未来东方文明将会与西方文明互补，共同光耀全球。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超越了国别和地域的限制，而从文明着眼，这使他摆脱了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比较客观公正。在西方，能够像汤因比这么充满热情地看待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并对其充满期待的学者和思想家，非常罕见。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历史时期的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这表明他对中国文明颇有好感。

另一方面，对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影响更大的，则是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文革”结束之后，大量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和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在异域文化的刺激下，在中国社会大范围地掀起了一股西方文化热。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生命哲学，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等各种西方社会的主流哲学和文化思潮，在中国引起了一波又一波社会反响；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模糊数学理论等自然科学方法被引入人文科学领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神话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发生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理论、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文化哲学理论，在当时都极大地开阔了人们传统的知识眼界。来自现代西方的种种自然科学和哲学文化思潮，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读者来讲，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文化发展和文明对比下，他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落后感和紧迫感。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本西方书籍在中国影响巨大，那就是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于1980年出版的未来学著作《第三次浪潮》，该书1983年开始在中国传播。在这本书中，托夫勒将人类发展史划分为第一次浪潮的“农业文明”、第二次浪潮的“工业文明”以及第三次浪潮的“信息社会”，给历史研究与未来思想带来了全新的视角。该书第一次向中国输入了“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其对当时刚走出“文革”、尚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冲击力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多种内外合力作用之下，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文化热潮。文化视野逐渐取代传统的政治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新的中心。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文化的出路和选择，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全民性的课题。当时对这一课题的探讨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中西文化的横向比较，孰优孰劣以及如何优劣互补；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纵向再认识，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热在当时有两种主要表现：“新儒学”热和图书市场上对西方文化的传播。“新儒学”热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兴起的国学热潮，是用新的现代理论来重新检视传统文化，在当时中国社会影响颇深。其活动的重要标志就是在全国各地办起了各种中华文化讲习所，众多中外文化国学大师，不计名利，热情参与文化讲堂，共商振兴民族文化大计。例如1985年3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文化讲习班，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名学员参加了学习，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李泽厚、杜维明、任继愈、梁漱溟等著名学者都登台主讲。他们讲授与探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要义、基本精神是什么？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前途在哪里？而听众则济济满堂，据人记载：“1986年7月青岛的中西文化讲习研讨会的规模与规格、会风和影响都令人惊叹。会议邀请了各派学者张岱年、常任侠、梁漱溟、周谷城、李泽厚、成中英、陈鼓应、杜维明等十二人，每天上午主讲，下午答问讨论。与会者八百余人，当时我国已毕业和在读的人文社科类博士仅一百六十余人，与会者竟过百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硕士两百多人，大学教授讲师不下四百，集学界一时之盛。海外媒体赞为‘名流荟萃，高论爆棚’。”[1]这种研讨会的内容、规模和参与者的热情，可以充分见出当时文化热潮之状。而在图书市场上，则是另一种景观，现代西方文化书籍成为国内各出版社的香饽饽。据徐友渔回忆，20世纪80年代有两套译介西方文化理论的书籍非常火爆，“一个就是金观涛、刘青峰他们的‘走向未来’丛书，已经干得非常成功”，还有一个就是甘阳任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两套丛书都是译介西方现代文化理论的，深受读者喜爱，成为各出版社竞相追逐的出版对象。[2]

文化热在当时是一种社会现象，最初在自然科学领域兴起，后蔓延至文学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知识阶层最具吸引力的其实还是来自西方的自然科技文明。有一本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对中国的知识界影响巨大，那就是美国的高能物理学家F．卡普拉于1975年出版的《物理学之“道”》。在这本书中，作者在广泛探讨了近代物理学的最新成果与东方神秘主义哲学佛教、道教的系统理论之后，将二者进行了深入比较，得出“近代物理学的新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思想惊人地相似”的结论，认为近代西方的物理学新发现与两千多年前的东方神秘主义哲学竟是平行相通的。这种奇特大胆的观点冲击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模式与进化论思想，正如该书内容提要所指出的，“启示读者从东方文化传统中汲取新的养料”。该书由灌耕编译成《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最早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在中国广为传播，对中国的科学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寻根文学是对“文化热”的主动加盟，并以自身的特殊形式，积极探寻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路。

这种文化热，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次从西方文化到东方文化、从外来文化到本土文化的发展演变。这两次文化热潮的转变，体现出中国社会对文化发展的选择和探寻。很显然，首先在中国掀起热潮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蜂拥而入的西方现代文化，但由于这种外来文化的超前性、异质性，以及良莠不齐，中国社会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应接不暇，消化不良，进而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出现了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遇冷的局面。从文学的层面来讲，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文学出现的“现代派”的低谷，就是一个证明。这表明，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既然外来的文化道路一时走不通，那本土的文化道路又如何呢？随着当时海外种种关于重新评价东方文明的声音的出现，以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一些探求者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了国内本土的文化资源，以退为进，借助西方现代文明，来重新打量和审视本土文化传统，寻找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出现了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热潮。但其实，这种国内的文化热不过是外来文化热的延续，二者都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探寻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国内的文化热大潮中，寻根文学运动得以出现，并推动了这股文化热潮的发展。随着1985年西方现代文化的强势进入，面对着西方文化霸权，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受到重创，这种本土的文化热很快沉寂。与之相应，寻根文学运动很快偃旗息鼓，寻根作家也风流云散。

注释

[1]宋君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回瞻．云梦学刊，2008（6）．

[2]徐友渔，丁东，刑小群，等．我对80年代“文化热”的回顾．人物，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