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绿色消费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21世纪是一个绿色经济的世纪、绿色消费的世纪。发展绿色消费，推进可持续发展是今后人类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中国经济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制约，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中国从“十二五”规划开始就拉开了经济绿色转型升级的大幕，占总体经济增长1/3的消费无疑将是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有力推手。因此，发展绿色消费是实现中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国家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的消费现状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1．中国的消费现状

居民消费是指常住住户对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是反映消费现状的直观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观念经历了数次转变，居民消费从传统的基本生活消费逐步向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转移。

具体来说，1978年以前居民主要追求“三转一响”，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以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为代表的“新四件”成为集中的消费热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进入90年代，电话、空调、家用电脑等新一代家用电器逐渐进入城镇居民家中。随着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出现了炫耀性、奢侈性和过度性消费等不合理的消费现象。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现代型过渡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均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上升到2015年的9 630元，增幅高达83倍；而从城镇居民人均年度消费支出的变化来看，1981年城镇居民人均年度消费为456元，2015达到27 088元，增幅59倍（见图1-1）。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远高于农村居民，且二者差额在逐年扩大。

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出现了总需求不足的现象，其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从图1-2可以看出，从1981年到2000年，中国消费率（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经历了从上升到下降，又再上升的过程；从2000年起，中国消费率开始下降并于2007年到2015年趋于平稳，从2000年的63﹒9%下降到2015年的51﹒6%，维持在50%左右。

另外，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消费水平的情况，虽然从绝对数额上看，居民的消费支出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逐年增加的，但由于消费支出增加的速度小于收入提高的速度，总体来看，从1981年到2000年，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是下降的，且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1981年的0﹒91下降到2010年的0﹒70，同期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从1981年的0﹒85下降到2010年的0﹒74，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幅度较大。

目前，中国的消费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居民消费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的状态，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政府实现GDP的大幅度增长是以投资为主要手段的，要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用消费来拉动内需；（2）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日益增大，受西方多元文化的影响，居民盲目追求过度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使得铺张浪费、炫富奢侈的消费模式盛行；（3）物质性的消费始终在消费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4）随着居民平均消费能力的逐渐提高，消费由生存型消费逐渐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在中国，改变消费模式和消费结构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2．中国消费产生的生态环境压力

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矛盾尤为突出，人口基数大且增长速度过快。19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大致情况如图1-3所示。

中国虽然资源总量和种类丰富，但人均拥有量显示出绝对不足。另外，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中国的能源需求和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尖锐矛盾。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和第二石油、电力消费国，消耗的水泥、钢铁分别占世界消耗总量的近50%、35%，氧化铝和铜共占20%，创造出的GDP却只占世界5%～6%[1]。

消费的需求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负担，目前中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环境在恶化，局部环境在改善，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在逐渐扩大。主要表现有：

（1）空气污染严重。空气污染，又称为大气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使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健康的现象。空气质量指数（air quality index，AQI）是定量描述空气质量状况的无量纲指数。其数值越大、级别和类别越高、表征的颜色越深，说明空气污染状况越严重，对人体的健康危害也就越大。参与空气质量评价的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六种。造成空气污染的因素分为自然和人类两方面，一般工业活动、燃烧化石燃料以及农业耕作中的燃烧活动都是导致污染的主要因素。

华北空气质量的日益恶化和舆论监督是促使公众关注空气污染的重要推动力，也使“雾霾”的概念逐渐普及。据《2015年中国气候公报》，2015年，我国共出现11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主要集中在2015年1月和11月—12月），频繁的霾天气对交通运输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2015年11月6日—8日，东北地区出现霾天气，部分地区PM2﹒5浓度超过250微克/立方米，哈尔滨市PM2﹒5小时峰值浓度接近1000微克/立方米，长春、沈阳等城市PM2﹒5小时峰值浓度甚至超过1 000微克/立方米。2015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东部等地除了出现严重霾天气，还伴有大范围能见度不足1 000米的雾，部分地区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受雾霾天气影响，大量航班停飞、华北区域多条高速公路关闭。此次过程具有强度大、影响范围广、过程发展快、强浓雾与严重霾混合、能见度持续偏低等特点，是2015年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过程。中国大气污染属于煤烟型污染，主要来自工业端排放，其危害由于污染物质的来源、性质、浓度和持续时间的不同，污染地区的气象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差别，还有人的年龄、健康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大致可分为急性中毒、慢性中毒、致癌三种。

（2）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主要由植被破坏严重，加之雨水和地表水的冲刷导致的。它是不利的自然条件与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互相作用产生的。不利的自然条件主要是：地面坡度陡峭，土体松软易蚀，遇到高强度暴雨，地面没有林草等植被保存土壤。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是：毁林毁草，陡坡开荒，草原上过度放牧，开矿、修路等生产建设破坏地表植被后不及时恢复，随意倾倒废土弃石，等等。

水土流失会对当地和河流下游的生态环境，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都造成极大的危害。其危害主要在于降低土地生产力，淤积河道、湖泊、水库，污染水质，影响生态平衡。2002年水利部公布的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的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km2，占国土总面积的37%，其中水力侵蚀面积达165万km2，风力侵蚀面积191万km2。水土流失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的云、贵、川、渝、鄂和黄河中游地区的晋、陕、蒙、甘、宁，水土流失面积分布由东向西递增，西北地区是我国受风力侵蚀最严重的地区。

（3）水体污染严重。据环境保护部（现生态环境部）的数据，2014年对全国423条主要河流、62座重点湖泊（水库）的968个国控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的水质监测表明，Ⅰ、Ⅱ、Ⅲ、Ⅳ、Ⅴ、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3﹒4%、30﹒4%、29﹒3%、20﹒9%、6﹒8%、9﹒2%。也就是说，中国近40%的水质达不到国家地面水环境质量三类标准（三类水可养鱼，二类水可作为饮用水源）。2013年6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淮河流域水环境和消化道肿瘤死亡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了研究，首次证实了水污染与癌症高发的直接关系。

除此之外，森林资源锐减、沙漠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都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外在表现，而人口压力、工业压力和市场压力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中国现代人口数量迅猛增长，既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又成为中国生态环境的最大压力。迫于生存，人们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乱采滥挖，破坏植被，众多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超过了大自然系统的支付能力、输出能力和承载力。中国工业发展得晚，发展起点低，又担负赶超发达国家的繁重任务，曾一度以高资本投入支持经济高速增长，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代价换取经济繁荣。重视近利，失之远谋，重视经济，忽视生态，短期性的经济行为给中国生态环境带来了长期性、积累性恶果。

人类是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主体，其行为尤其是消费行为能够对环境造成直接的影响。传统的消费模式是对资源进行大量开采和利用的粗放模式，在传统的资源耗竭型的消费模式下，人类只选取对其有用的自然资源进行开采和加工，将其转化成产品来使用，来供给再生产和销售，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暂时不能利用的物品就被当成废弃物。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迅猛增加，消费规模前所未有地扩大，向自然界排放的废弃物数量也激增，远超环境的自净能力。因此，发展绿色消费迫在眉睫。

二、绿色消费助力经济转型

1．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它要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立足现实、创新起点，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并要求把它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构成“五位一体”的建设格局。之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顶层设计出发，提出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1）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强节能降耗，推进水循环利用。（3）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快水利建设，增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气象、地质、地震灾害防御能力。（4）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

建设生态文明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其目标是：“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CO2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建设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绿色消费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路径。要调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践行绿色消费。

2．绿色消费与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改革”指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政府通过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政策手段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实践行动包括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助力新兴领域发展。

“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是2015年11月10日由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要“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从而扩大内需”。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再提“供给侧改革”在解决经济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单纯的货币刺激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世界性、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必须在结构层面推行改革，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明了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国和美国相继陷入滞胀，为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英国和美国政府运用供给学派的典型理论，即“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来挽救经济颓势，英国主要采用减免税收和紧缩货币的方法，美国则侧重紧缩货币和国企改革等改革措施。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来逐年下滑，且需求刺激效果甚微，这表明需求不足仅是表面假象，供需错配才是问题实质，因此必须重视供给端并就此着手改革。供给侧改革并非单纯复制供给学派的做法，而是期望通过改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它是“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供给侧是对应需求侧而言的，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因此，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生产要素实现最优配置。“三驾马车”拉动短期经济增长，四大要素助推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二者协同合作，促进经济平稳发展。

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趋势也明显回落，消费则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因此用消费拉动经济是保障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配合供给侧改革的基础要素。为了保障扩大内需战略的逐步落实，保证消费增长的强劲动力，必须创新消费机制，保证消费权利，合理分配消费能力。绿色消费模式是建设生态文明和“两型”社会的重要路径，符合自然生态演化规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可实现经济与环保的协同发展，在满足人类消费需求的同时将环境负外部性降至最低，从而保障消费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与供给相互影响，绿色消费从消费端影响生产端，改变粗放型的生产方式，催生绿色产品和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供给侧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据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的数据，“十二五”期间绿色消费成效显著。被视为环境污染重要来源之一的煤炭的消费量在2015年实现首次下降，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稳步上升，已从2011年的13﹒0%提高到2015年的17﹒9%。可见，大力发展绿色消费，不仅顺应了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而且可通过管理总需求、适度扩大需求总量和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来促进供给需求的有效对接，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

3．绿色消费政策助推经济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从内涵来看，绿色发展是依据现实国情创新的发展模式，它摒弃了粗放型发展模式，在以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为约束的条件下，将生态环境看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柱。从短期目标来看，绿色发展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期望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从长期目标来看，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行动，期望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从内容来看，绿色发展包括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文化教育、绿色社会管理、绿色社会风尚等，它们是绿色发展的不同维度，具有各自的特性和作用领域，但也相互依存，共同影响。从实质来看，绿色发展是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绿色化”“生态化”的过程。

从1995年的“九五”规划开始，中国一直在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了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整体全面的发展不能忽略环境指标和代际公平，应当统筹规划，实现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是国内生态环境恶化、政府战略决策和公民环保意识觉醒的综合产物，也是中国增强综合实力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表示会同国际社会一起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承担起大国的相应责任，履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同时承诺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绿色发展的决策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因此，从消费层面来看，应该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明晰资源产权，健全资源分配制度，树立绿色消费观。深入开展反过度包装、反食品浪费、反过度消费行动，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绿色消费。1999年在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的支持下开通了绿色通道，开始大力倡导绿色消费，逐渐建立和完善绿色市场。2001年被中国消费者协会定为“绿色消费主题年”。“十二五”期间，绿色食品企业数量和产品规模分别以8﹒4%和6﹒9%的速度增长，2016年绿色食品年销售额达到4 588亿元。中商产业研究院预测：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6 350亿元，未来市场规模潜力巨大。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绿色消费发展成果可概括如下：

（1）政府部门高度重视绿色消费，直接或间接提供财政支持。1999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现国家生态环境部等六个部门）共同开展了以“开辟绿色通道、培育绿色市场、提倡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三绿工程”。中国消费者协会将“绿色消费”确立为2001年的消费主题，使绿色消费这一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在21世纪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十一五”期间，财政拨款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的科学研究，整个社会投入500亿元正式启动节能减排工程；“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大力推行政府节能采购，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推广节能汽车700万辆、高效照明产品2﹒2亿只、高效节能家电9 600万台（套）、高效电机2 000多万千瓦、再制造产品110万台。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财政加大了对节能减排工作的支持力度。在18个城市开展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工作。大力推行绿色信贷，到2013年底，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5﹒2万亿元，支持节能环保企业债务融资近3 300亿元，积极推动了绿色消费。

（2）中国百姓逐步树立了绿色消费的观念。从2001年3月开始，以“千万个绿色消费志愿者在行动”为主题的大型调查活动正式启动，这一活动由中国消费者协会组织，为期三个月。调查结果表明，超过95%的消费者赞成并参与了绿色消费。在对中国36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8﹒9%的消费者有参与促进绿色消费的意愿；垃圾分类投放和节约用水等环保行动得到了超过97%的消费者的支持；高达97﹒4%的消费者更青睐绿色家居以及进行环保装修，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坚决抵制野生动物制品；愿意避免使用塑料袋、一次性筷子及餐具的消费者，占全体消费者的95%。综上可知，中国逐渐兴起了绿色消费的热潮[2]。

（3）中国出台了较多的绿色标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标准在1993年正式发布；1992年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中国绿色食品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这在食品行业实属首例，《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也同时出台。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在1994年正式建立，中国环境标志在认证方式、程序等方面均按ISO14020系列标准及ISO14024《环境管理环境标志与声明Ⅰ型环境标志原则和程序》标准规定的原则和程序实施，与各国环境标志计划做法相一致，在与国际“生态标志”技术发展保持同步的同时还积极开展环境标志互认工作。ISO14000国际环境标准管理体系从1996年在中国开始试点。尽管中国的绿色消费政策还未形成体系，但在消费端对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表1-2汇总了中国环境标志种类的相关信息。中国的环境标志分为产品认证和体系认证两大类，共十余类不同的认证。这既丰富了中国的绿色产品市场，也带来了中国绿色产品管理的问题。当然，与国际接轨的产品和体系环境认证也为中国产品和制造商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开辟了道路。

（4）“十二五”期间绿色消费成效显著。2015年中国全年能源消费总量为43﹒0亿吨标准煤，比2010年增长了19﹒2%，5年平均增速为3﹒6%。与2005年和2010年相比分别下降18﹒8%和3﹒1%；少增6﹒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10个北京市2014年的能源消费总量。其中，被视为环境污染重要来源之一的煤炭的消费量在2015年实现首次下降，比2014年下降3﹒7%；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稳步上升，从2011年的13﹒0%提高到2015年的17﹒9%。大力发展绿色消费，不仅顺应了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通过总需求管理，适度扩大需求总量，积极改革需求结构，促进供给需求的有效对接，策应供给侧改革，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3]。

（5）中国绿色消费市场规模正在形成。阿里研究院的调查分析显示，截止到2015年底，中国在线绿色消费者已经达到6 500万人，2015年全年阿里网络零售平台累计减少CO2排放约3 000万吨。绿色消费者总数达6 500万，近四年增长了14倍。这里首次提出了“绿色消费者”概念。海量绿色消费者的涌现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互联网有助于促进信息透明，消费者主权崛起。绿色消费需求的释放势必能更好地引导绿色供给、推动供给侧改革。阿里研究院认为，绿色消费者是指那些关心生态环境、对绿色产品具有现实的购买意愿和购买力的消费人群。他们具有绿色意识，并已经或可能将绿色意识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阿里研究院还发现，2015年阿里网络零售平台上有50大类2亿绿色篮子商品（绿色篮子商品指具有“节资节能、环境友好、健康品质”三大绿色属性的商品集合）。绿色篮子消费额占阿里零售平台的11﹒5%，过去五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80%。对绿色篮子商品消费频次的分析表明，过去五年，重度绿色消费者（年均消费20次以上）显著扩张，从2011年的19﹒4%增长到2015年的28﹒4%，净增9个百分点。绿色消费不仅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最大程度减少了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直接降低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与阿里研究院的测算，2015年阿里网络零售平台因节省能耗与物耗而减少排放约3 000万吨CO2。平台销售的节水型用品，年节水量可供北京使用13天；节能产品的年节电量可供北京使用25天；平台销售的环保包装产品，对应减少塑料袋消耗量折算成石油，可供北京的士行驶62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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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郭丹丹．科学发展观背景下的绿色消费问题研究．济南：齐鲁工业大学，2013．

[2]萧谐．绿色消费大有市场．大众商务，2001（10）．

[3]曹明弟．“十三五”这五年：让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网，2016-03-11．

[4]阿里研究院，阿里社会公益部．中国绿色消费者报告．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