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跨世纪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乃至全国人民的一次伟大觉醒。这一伟大觉醒使中国社会摆脱了传统理论教条的禁锢与束缚，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历史性转变，完成了古老东方农耕大国的现代工业革命，实现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跨越性发展，在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全球经济政治形势面临百年未见之复杂变局中，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创新的勃勃生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中国经济奇迹及其成因，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及经验、理论解读，以及始终与之形影相随的“唱衰”“捧杀”或“妖魔化”。但其源头活水，既不是某种现成的理论形态，相反需要不断突破已有理论框框的束缚与制约；也非那种被成熟的市场眼光视为正途的政治变革的推动，而恰恰是执政党基于对政治体制乃至价值信念的坚守，以经济领域的治理改革推动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制；更不是对外来理论与制度模式的简单移植或模仿，而是不断地破除“全盘西化”的历史迷雾，跳出“全盘苏化”的制度泥沼，以治理改革和市场建制的伟大实践，吸收人类社会市场经济发展建制的优秀成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治理改革和市场建制，并不是当代人或某个国家的发明与专利。即使在中国历史上，以治理改革维系经济基础和政权体制，荦荦大者或以数十次计，但它极少有改变经济形态、助推经济增长的卓越表现，甚至也没有达成巩固政权、改善治理的目标底线，更多的只是修漏补缺或无功而返，乃至以社会动荡以及改革者自身悲壮或惨烈的结局告终。

市场经济固然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但市场要素几乎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这是人的需求多样性及其社会分工的规律性现象。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受制于自然力及自身的体力与智力，必须首先维系或保障生存型自然经济生活，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组织、知识技艺、利益结构、治理模式和价值观念由之形成并被巩固下来。对于与之相对立的市场经济要素，则从资源使用、经营活动、技艺应用、成长空间乃至价值意义等各个方面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抑制和管控，将其严格限制在自然经济秩序之内，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数千年的必要性质和成功实践。

市场经济是有条件的效率型经济。因产权、决策、激励、竞合、信息、创新等资源配置类的机制性优势，市场经济足以创造其他经济形态所不能成就的效率奇迹。先行市场经济体用数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超过人类社会数千年总和的物质财富；中国则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制，用数十年的时间几乎走完了先行市场经济体的全部历程而步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并非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市场经济发展建制的成功机遇。许多经济体经历数百年反复的市场建制之路，至今还面临着经济发展瓶颈。我们的先辈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早期努力中所付出的勤劳、辛酸乃至血泪，决不比当代中国人少，但最终陷入了近乎民族危亡的绝境。市场经济发展建制需要适宜的从“分工深化”到“产权分化”的制度条件。而且，并非每一个国家都是由农耕经济自然地成长为市场经济体的。一些国家经历过自然经济程度更高、市场建制难度更大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建制，并呈现出各自的路径、特点与经济绩效。

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分化型经济。以权利、竞争、规制公平为基础，最大限度地发挥要素比较优势，创造出其他经济形态所不能比拟的经济效率，是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趋同的依据所在。但市场经济的效率性优势，并不能改变其自身既天然地需要平等发展条件，又必然造成不平等结果的分化经济性质。人们因先天或后天的要素禀赋差异、资源赋能条件、制度文化因素以及自身努力程度等，必然出现发展速度、程度和社会财富占有的阶层、阶级的分化。市场建制愈快、经济增速愈高的国家或经济体，其阶层乃至阶级分化以及效率与公平的对立，有可能发生得更加迅速和集中一些。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初始制度形态，曾以其“原始”或“野蛮”发展形式，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空想社会主义和早期科学社会主义，采取了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的极端方式，既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又试图根除市场经济及其所有发展条件和价值意义，力图以乌托邦或计划经济等形式构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但经济发展规律与制度变迁逻辑几乎将所有乌托邦式的创制努力重新推向疾风暴雨般的市场建制。而与市场经济的分化性质相伴随的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未必会比先行市场经济体更加缓和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市场创制形态，同样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其制度先进性与价值正当性，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效率和尽可能合理地分享社会财富，即以市场新制促进效率与公平的均衡统一。

市场经济是社会公共品依赖性经济。有别于自给自足的农耕自然经济，商品市场关系一经发生及发展，便需要与时俱进地界定与保护财产权利、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创建及稳定货币金融、容纳和激励创业创新、保障及拓展市场空间、调整与均衡供求关系、缓解或平衡利益矛盾、培育及养成人文精神以及安定和优化国际环境等，提供市场经济所必备的社会公共品服务。其中包括由政府提供的强力、有序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服务以及适时、足够的规则、公平和安全等广义的制度性公共品供给。一个市场经济体的成败，除其经济成长的要素禀赋外，还取决于其经济制度构造、社会利益结构、商业伦理精神、政治上层建筑以及国际竞争能力等一系列制度适当性条件。市场经济需要有其相对适宜的甚至极其严格的社会公共品意义上的经济制度条件和国际生存环境。

市场经济是需要民主基础的法治型经济。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经济制度，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民主基础上的法治或法治基础上的民主社会是其制度底色和可持续条件。没有与权利关系、竞合秩序、交易规则等相关的完备的法治体系，精巧复杂的市场技术及运行机制根本无从维系；没有民主制度，市场参与的平等权利、经济成果的合理分享和政府调节的更好作用便缺乏权利制衡与制度保障，“为民做主”的努力不足以摆脱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的二律背反和国家经济功能的“诺斯悖论”，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对抗和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循环往复会如影随形并终将加剧、恶化。渐进式自然成长的市场经济体，或经历漫长曲折的制度演进最终建成民主制度及其基础上的法治体系；赶超型、转轨型市场经济体，或经过法制体系建设渐进式地走上民主化道路。如同农耕时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成型并不同步一样，市场经济与其政治上层建筑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滞、脱节、失序以及由此引起的对立和冲突。最典型的现象是某些以现代民主制度相标榜的先行市场经济体，曾经有过血腥野蛮的国内欺压剥削、阶级对立以及国际上的以强凌弱乃至殖民掠夺的不堪历史包括其当代形态；一些以民主法治社会建设为诉求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或长或短的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人治现象及经济社会矛盾。

市场经济是基于国际竞争合作关系的开放型经济。市场交易起源于人们相互之间，历史地延伸至区域间乃至世界市场，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者或许期待全人类都能成为其潜在客户，生产要素也只有在更大地域乃至全球范围优化配置才能获得最佳效率。市场经济的发展先是有商品与服务，继而有资本和技术，将来还会有人才和规则的全球化。率先走向境外尤其是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和民族，有其知识、技术、经济、制度创新能力，但也伴随着从早期重商主义式的炮舰殖民政策，到当今时代“老子天下第一”的经济霸凌主义和军事威胁政策，并曾以世界大战或贸易大战展现出血腥、暴虐的对抗与冲突。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国际市场的意愿、能力与地位影响其前途和命运，历史上一些国家闭关锁国殷鉴未远。面对少数发达经济体的霸凌与威胁，中国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制的成功实践，与世界各国一起，推动建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和全球开放型经济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纪之交的数十年间，中国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建制的伟大历程。农村集体经济和城市国有企业改革，民营经济成长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垄断领域变革与市场适应性规制，商品价格改革与要素市场重建，资源市场化配置与政府职能转型，经济货币化发展与金融市场深化，经济全球参与及开放型体制建设，市场监管与公共服务体制变革，以及均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和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由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凡进程，从微观机制到宏观体制终于建立起来。改革开放的贡献者，有执政党的思想解放与政治觉醒，有决策层的洞见卓识和责任担当，有执行面的因势利导与勤勉作为，有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和建制努力，有基层、“草根”的改革胆气及创制智慧。更不能忘记的还有那些因市场化变革而打断工作和生活链条，不得不重拾生计的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员工，以及数以亿计的收入绵薄、辛勤劳作的农民或农民工群体，他们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建制的功臣砥柱，历史应当给予其同等的礼赞和尊重。

职业的机缘，作者有幸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建制中身临其境，以“勤杂工”的角色参与其中，得以感知在理大、权大、法大、情大的国情环境中锋刃探步式改革的艰辛和不易；天亦假年，“百战”归来读书的闲暇，又使作者得以“治理改革与市场建制”为题，从某些侧面探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轨迹与逻辑，以及决不比入史春秋更轻松简单一些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解放和创新建制任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审专家和编辑同仁为本书面世提出的宝贵意见及付出的辛勤劳动。但书中的任何错讹及误识，当由作者才疏学浅以及曾经的“勤杂工”的视野与认知能力负责。

孔泾源

2019年11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