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国的经济起飞
既然如第1章所述,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并没有启动现代经济增长,仅仅引进了一些近代产业,局部地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那么,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起始于何时?关于这一问题,虽然研究成果不多,但有两种观点值得介绍。一种是罗斯托的观点,认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时间同为1952年[2];另一种是日本学者牧野文夫的观点,认为中国是1978年以后开始现代经济增长的。[3]暂且不说这两种观点是否正确,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不是开始于1949年以前,而是开始于1949年以后。在后文中,我们将依据这些研究做出判断和解释,在这之前先介绍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起飞这两个概念及其内涵,以及日本学者关于日本的研究成果。
2.2.1 现代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是库兹涅茨使用的术语,含义是将当今的经济时代与商业资本主义时代或封建主义时代相对照。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仍然在继续,因此它的全部特点尚不十分清晰,但关键在于要应用科学来解决经济和生产中的问题,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工业化、城市化、人口爆炸性的增长。库兹涅茨在收集和分析了发达国家的长期统计数据之后认为,18—19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与以前的有本质上的不同,从而将后来的增长称为现代经济增长。[4]
他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过几次“经济的划时代发展”,西欧从11世纪到15世纪的中世纪城市经济,再到18世纪后期的商业资本主义,都是一个经济的划时代发展。经济的划时代发展以创新为特征。在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划时代发展中,西欧向新世界的扩张就是一种创新,现代经济增长的划时代特征为现代科学和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最早和最重要的创新是蒸汽机,它本质上是蒸汽力学进步的产物,之后是电力、内燃机关、化学、电子、原子能相继而出。科学在经济上的应用也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使用新的科学技术装备的工厂同时也是科学技术的试验厂。科学与经济的这种相互促进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工业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现代经济增长与工业化(又称“产业化”)事实上是一回事。[5]
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有如下特征:(1)人口和人均生产都实现快速增长,(2)产业结构迅速变化,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化),(3)以上的变化不是一时的,要长期持续,即“自我维持的增长”[6]。根据他的研究,当今发达国家现代经济增长开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GNP)变化如表2-1所示。[7]由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因此只有英国在这个时期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此后陆续波及北欧、西欧、南欧、北美以及日本,在这个波及过程中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这时的科学技术革命也随着这种波及和扩散效应逐渐从英国转移到其他地区,这一点与上面指出的现象相符。
表2-1 发达国家的人均GNP变化 单位:美元
注:①括号中的数字是各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时间。 ②表中数字均为当年汇率价格。
资料来源:1965—1999年数据来自南亮进(1981,1992,2002),2013年数据来自《2015世界发展指标》。
从表2-1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除了英国(开始于18世纪)以外,当今发达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于19世纪,这说明经济发展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积累,不是十年八年就能实现的。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也就是从何时开始何时完成,还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根据库兹涅茨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数据可以认为,当时上述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经济增长。也就是这些国家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它们为此花费了大约100年的时间。第二,除日本外,开启现代经济增长时的人均收入在200美元以上。这说明,启动现代经济增长需要一定程度的积累,不能从一穷二白开始,其中新大陆国家在初始时期的人均收入较高。第三,由于经济增长率不同,GNP的变化也有较大差异。1965年日本GNP最低,意大利次之,美国最高;1978年意大利GNP最低,英国次之,日本已接近澳大利亚,瑞典次高,瑞士最高;1989年瑞士GNP最高,日本次之,超过瑞典,英国最低;1999年与1989年没有太大变化,依然是瑞士GNP最高,日本次之,挪威和美国紧随其后,意大利最低;2013年北欧国家优势明显。
2.2.2 经济起飞
罗斯托研究了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之后,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论。他写道:“从经济角度将所有社会归于5种类型之一是可能的,这5种类型是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8]他认为,“所谓传统社会是指,它的结构是在有限的生产函数内发展起来的。它是以前牛顿时代的科学技术和前牛顿时代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态度为基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经济技术生产率的进步是有限的。”[9]“起飞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促进经济进步的力量扩大了,并开始支配整个社会。增长成为正常状态。……在10年或20年后,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的结构、政治的结构都发生了转变,致使今后稳定增长率能够正常维持下去。”[10]他强调,要实现起飞必须具备三个互相关联的条件:(1)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即投资率从5%增加到10%以上。(2)建立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制造业部门,主导发展。(3)必须进行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变革。[11]
罗斯托依据经济起飞概念对各国的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时间做出了判断:英国为1783—1802年,法国为1830—1860年,比利时为1833—1860年,美国为1843—1860年,德国为1850—1873年,瑞士为1868—1890年,日本为1878—1900年,俄国为1890—1914年,加拿大为1896—1914年,阿根廷为1935年,土耳其为1937年,印度、中国为1952年。[12]虽然定义和内涵略有不同,罗斯托的研究结果与库兹涅茨的结论之间除了跨度稍大一些外,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进一步,罗斯托发展了他的学说,将经济发展阶段分成4个等级,调整并列举了各国的发展状况,其中包含了一些后来的国家。这里只介绍部分国家的起飞时间:阿根廷、土耳其、巴西为1933年;墨西哥为1940年;印度、中国、伊朗为20世纪50年代初;韩国、泰国为1960年。[13]从罗斯托的研究看,经济起飞和发展从西欧开始,逐步向南欧、北美,再向亚洲地区扩散,他还预言其也将扩散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最不发达地区。他对于发展状况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十分看好。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也遭遇到很多批评,但依然被广泛认知和接受,尤其是经济起飞这个概念更是家喻户晓的。[14]罗斯托的观察基于经验而非经济学理论,虽然不能完全解释所有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态,但基本上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可以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虽然会有例外。由于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具有相似性。
2.2.3 关于中国的观点
以上,我们介绍了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概念、罗斯托关于经济起飞的解释以及南亮进对日本现代经济增长的判断。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罗斯托认为中国的起飞时间是1952年,牧野文夫则认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1978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罗斯托虽然没有更多关于中国经济起飞理由的直接讨论,但从下面的记述可以看出各国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他写道:“我讨论了一系列重要非经济力量,这些非经济力量在历史上决定了起飞前提条件的时间跨度:日本时间短(从马修·佩里登陆起32年,从明治维新起仅17年);中国时间长(从鸦片战争起110年);墨西哥更长(从独立起120年)。很明显,发展起飞的前提条件不可能有确定一致的时间期限。我的结论是,具有各自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传统的各国人民将决定是否、何时和如何开始进入持续的增长。”[15]牧野文夫并没有具体解释为什么将1978年前后定为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但讨论了改革开放与启动现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列出了农村改革、市场改革、企业改革、对外开放等事项,作为判断依据。[16]
下面需要确定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时间,即经济起飞的时间。这涉及两个时间:一个是开启现代经济增长的时间,如日本是1886年[17];另一个是现代经济增长有正式形态,即走向正常的工业化的时间,即经济发展之路的时间,如日本为20世纪初。依据第1章对1949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我们认为不可能将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起点定位在那个时期,而只能将其作为一个背景,最多作为过渡期,犹如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年)至1885年这个时期。因此,中国的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始时间只能是1949年以后,与之对应的还有罗斯托的“1952年说”和牧野文夫的“1978年说”。
依据罗斯托的观点,各国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研究经济起飞时没有十分确定的依据,但需要具备部分条件,如制度变革和适当的投资率。关于制度变革,中国从近代开始经历了几次不同形式和不同性质的变化:第一次是鸦片战争,将中国推入近代历史并融入国际社会。但正如本书第1章所述,这不能作为一次制度上的变革,因为中国依然维持着封建统治,而给中国带来变化的是“睁眼看世界”,知道了外界的进步,因此我们不能同意罗斯托将中国的起飞从鸦片战争开始计算的观点。第二次是1912年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第三次是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以及第四次是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1949年与1912年有本质上的不同,1978年和1949年也有较大的不同,但都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2年和1949年的两次变革虽然在本质上不同,但具有相似的效应。前者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制,后者则进一步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二者叠加,可以作为罗斯托所说的制度变革的依据,它们都为推动经济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因此,将20世纪50年代初看成起飞的起点未尝不可,剩下的就是看其他条件是否符合了。
虽然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在经济体制上效仿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但的确开启了经济发展,特别是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自“十一五”时期起改称“五年规划”)明确地将发展经济作为国家目标确定下来。因此我们基本同意罗斯的“1952年说”,但只能是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相当于1886年日本的情况。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情况是一波三折,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虽然如此,中国经济还是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虽然不如同时期的“亚洲四小龙”和日本。1978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将中国经济推上了正路,不仅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向,而且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经济之中。此后虽然也出现了很多波折,但总的经济发展之路没有改变,增长率也没有下降,可以说中国经济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迹。因此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段时间看作现代经济增长的正式启动,相当于日本20世纪初的情况。如此看来,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近3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初步形态,相当于日本的1886年至20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