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为了说明本书的研究范围,有必要先对新媒体这个概念进行基本界定。
新媒体在今天是一个使用广泛的词,也是最难界定的模糊概念之一。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会有不同的指向。新媒体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中,无法给予它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在本书中,新媒体主要指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的,具有互动性、融合性的媒介形态和平台。在现阶段,新媒体主要包括传统互联网(基于万维网等应用方式)和移动互联网,以及其他具有互动性的数字媒体形式。
当下很多对“新媒体”的研究仅以特定的媒介或技术特质来区隔“新”与“旧”,有学者对此现象提出了批评,并提出,要真正界定新媒体,需要考虑媒介理论(medium theory)取向、人与技术之间的界面(interface)取向以及行动场所的界面取向,对于媒体的“新”“旧”的界定可以从信息生产的可供性(production affordances)、社交可供性(social affordances)和移动可供性(mobile affordances)三方面来衡量,在三种可供性上水平越高的媒体,往往就是越“新”的媒体[1],这样的见解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书主要落脚于用户的研究,而用户的行为方式的变化无疑与新的媒介技术相关,因此本书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新媒体的技术特质及其影响,但从用户的视角,我们同样也在时时回应上述三种可供性的问题。
“新媒体”这个词本身跨越了多个历史时期。在美国,这个词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在中国,新媒体与互联网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在很多时候,人们也不做区分。在本书中,也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在谈及一些总体现象时,会更倾向于使用新媒体这个词,而在分析一些具体情境和应用时,会比较多地使用网络、互联网(包括移动互联网)等词。
虽然传播学者对新媒体、互联网的关注,总是基于其“媒体”和“传播”属性,但在今天,我们需要同样关注与媒体属性交织在一起的新媒体的“社会”属性以及“经济”属性。另外,新媒体也在某些层面重新定义传播,在当下,是社会化媒体应用对大众传播的重定义,在未来,将是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趋势下“物”和“机器”对传播的再定义。从专业传播到万众皆媒,再到未来的万物皆媒,新媒体对于传播的不断改写过程,也正是用户的角色不断变化的过程,而这种角色变化也导致了人与媒体、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的不断变化。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本书从三个关键视角来观察媒体中的用户。
其一是节点化的用户,即将新媒体用户放在新媒体的传播、社交关系、服务这三种网络的节点这样的角色上进行观察。虽然新媒体用户这样的表达早已被接受,但是,将用户视作网络节点的思维,并不普遍。我在2009年发表的《从社区到社会网络:一种互联网研究视野与方法的拓展》以及2012年发表的《从“大众门户”到“个人门户”:网络传播模式的关键变革》这两篇文章中,在反思Web2.0兴起以来互联网中人的关系模式变化以及传播模式变化的同时,已经意识到,新媒体用户已经成为网络节点,在后来的研究中,这样的判断也在不断明晰。用户成为网络传播结构和网络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要素,这也是曼纽尔·卡斯特和范·迪克在提出各自的“网络社会”概念时所预见到的,尽管他们对于网络社会的界定不尽相同。而今天新媒体经济的发展,也凸显了用户在另一种网络中的节点化意义,那就是服务网络。作为节点的用户,推动了新媒体在传播、社会、经济方面的演进,而同时,人-人、人-内容、人-服务等连接的链条对他们的影响甚至钳制也越来越深重。
其二是媒介化生存的人。我们应意识到,对新媒体用户的研究,本质上也是对新媒体时代人的研究。今天的新媒体用户还受到移动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智能技术等多种新技术因素的共同作用,他们以数字化方式生存在交错的时空中,数字化生存赋予了他们新的存在方式与存在感,又从不同维度镜像着现实社会和现实自我。这种数字化生存,也可以说是一种“媒介化”生存。媒介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相互生成的关系。理解这些新的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媒体时代的人。
其三是赛博格化的人。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在促成人的“赛博格”化,也会使得人-机关系成为未来重要的传播关系。智能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人机关系的新走向,也会带来各种全新问题。虽然本书只是刚刚触探到这些问题的皮毛,但也试图以此呈现面向未来的研究意识,并以此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呼应。
当然,即使只是聚焦于这三条线索,本书所涉及的仍是一个巨大的框架,有太多问题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展开,因此,本书只是一个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注释:
[1]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