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过渡地带
从草原到中原有个过渡地带，就是长城沿线；这个过渡地带再扩展一下的话，还可以延伸到东北。过渡地带在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的研究中又被称为“边疆地区”，他们高度重视这个地区，因为这是多元帝国最重要的制度创生地。
巴菲尔德注意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如匈奴、突厥、回鹘等，并没有意愿统治中原。游牧者往往是突入中原劫掠一番便返回草原，待中原休养生息后再来劫掠一番，或者以劫掠为威胁对中原进行敲诈，巴菲尔德称此为“外部边疆战略”。他更进一步将此战略总结为一种“榨取-保护”的关系，即游牧帝国需要通过从中原不断榨取财富以确保自己部落联盟的统一，而为了不至于丧失被榨取者，游牧帝国甚至会在中原帝国摇摇欲坠之际主动来保护它，一如回鹘帝国对大唐帝国的反复榨取与保护的关系；一旦中原帝国瓦解，草原帝国往往也就瓦解了，小部落会重新拿回自己与中原诸割据势力自由贸易的权利。[1]草原帝国在遭遇其周期性的解体危机之后，分裂出来的一支会发展出一种“内部边疆战略”，即与中原帝国结盟，以对抗另一支草原力量。比如南匈奴便离开漠北，迁居到长城沿线的汉朝边疆地区居住，依凭汉朝的支持与北匈奴对抗。类似的草原内战后世也曾发生多次，而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均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内战。[2]这种历史过程，其浅层原因是，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可以获得中原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持，其战斗的后劲会好过未结盟的一方；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可以垄断从中原获取的贸易品，未结盟一方的可汗便丧失了用以凝聚本部落联盟的资源，只能坐视联盟解体。获胜的一方接下来便获得了一种战略选择自由，它可以仍然坚持“内部边疆战略”，也可以恢复到“外部边疆战略”，甚至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全视利益评估而定。所以拉铁摩尔称，边疆地区“可以影响农业世界及草原世界的历史进程。它们不完全与中国[3]或草原同类，所以它们也不完全具有中国的特点（城池及附属的农村）或草原的特点（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区域内要求拥有牧场的权利）。……边疆形态的公理是，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做正面及反面的说明”。[4]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其担纲者都来自这一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东北地区。
因为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其美德在于草原英雄式的酣畅淋漓，他们无法理解儒家的伦理世界和治理逻辑，无法容忍中原帝国官僚体系对皇帝个人意志的约束，所以并没有能力直接统治中原，很可能他们对此也没有多大兴趣，而更乐于选择不劳神的“外部边疆战略”。而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其美德在于“垂拱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轻扰”的自我节制，唯有如此，官僚体系才能不受干扰地依循常例自动运转，所以中原统治者也不可能具备统治草原的能力与兴趣。
若欲建立超越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担纲者必须是能够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人，这种人只能来自过渡地带。长城沿线自不必说，东北的北边连通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经常接受中原帝国统治的辽东宜农地区，在东北能够站住脚的统治者必须兼通两方，这样，其入主中原之后，便可以建立起一种二元帝国统治。在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通过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国的方式统治中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与草原之雄结合在一起，并因对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联结在一起。
来自东北的慕容鲜卑最先开始了这种尝试，来自山西北部长城附近的拓跋鲜卑则成功地依此原则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早期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正是在农牧交界地带，可以兼制两方。但是北魏王朝并未获得对这种二元政治的足够自觉，它在孝文帝的时候主动南迁洛阳，并命随迁的鲜卑贵族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一力汉化。这样一种努力便是放弃了其草原身份，这对二元帝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将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不再认同于帝国统治者，所以魏孝文帝去世后不久，便发生了北境六镇军人掀起的内乱，以致亡国。至于孝文帝南迁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喜爱汉文化，因为在平城并不会影响其学习汉文化，不必非得做迁都这种可能动摇国本的事情；更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平城地区也是草原军事贵族的大本营所在，军事贵族对大可汗的约束使孝文帝感觉不痛快，于是力图远离军事中心，摆脱贵族的约束，运用中原地区庞大的财富资源遂行集权秩序，一展己意，迁都洛阳因此便成为选择，但其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5]
直到辽代，统治者才放弃了追求一元化的努力，开始自觉地建设二元帝国，用南北两院分治汉人和契丹人。虽然辽代并未统一中国，但是其二元治理技术流传下来了，清代汲取这些治理经验，建立了二元帝国的完备形态。辽金元清，都是从东北起家[6]，建立二元帝国，并定都北京。[7]因为北京地处长城沿线，又临近东北，便于统御整个东亚大陆。这些二元帝国还会在北京北面的草原地区另设一个草原首都，辽代在上京临潢府（实际上这才是正都），元代在上都，清代则是在承德；通过这样一种首都圈，完成单个首都难以完成的治理任务，真正统治起一个普遍帝国。[8]
注意看一下辽金元清的起止时间，就会发现一个不寻常之处，即这些草原王朝的寿命皆超过百年了。短的金和元（从灭金算起的话）略微超过百年，长的辽和清则超过了两百年，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诸征服王朝入关之后的继承原则发生了变化。
草原帝国内部军事贵族民主制的存续，是以大可汗不掌握庞大的中央财政为前提的，他没有能力用中央财政把贵族制赎买下来，于是贵族们对他就有很强的约束力，大可汗也必须勇武善战方能服众，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同时伴随着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一旦游牧帝国征服了广阔的农耕地区，则大可汗可以将农耕地区的庞大财富转化为自己手中强大的中央财政，军事贵族制便能够被赎买掉了。一如清兵入关之后，曾经对大汗构成现实约束力的八王议政会议就不再起实质作用了，基于军事贵族制的游牧帝国转化为基于官僚制的、超越于中原-草原的帝国，当年的军事贵族都吃起“铁杆庄稼”，不再对最高统治者构成约束力了。[9]只要统治者能够控制中原财富，便能控制草原骑兵，而只要其能控制草原骑兵，便能控制中原，由此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如此一来，统治者是小孩子也没有问题了，对儿子的情感很自然地压倒了对兄弟的情感，兄终弟及的继承关系就此转化为父终子及的继承关系，周期性的继承危机便克服了。这是入关的草原征服帝国得以长寿的根本原因。
过去的主流历史叙述在解释一些入主中原的草原帝国之所以长寿时，说是因为它主动选择了汉化，这个解释并未深入到历史的深层逻辑。以最为典型的清朝皇帝为例，他们当然有接受汉文化的一面，但倘若全盘汉化，则势必难逃北魏的下场。另一方面，通过前面的解释也可以看到，入主中原后的大清帝国，无法单纯地按照其原有的部落逻辑来解释其政治逻辑了，因为中原的巨额财富已经促成了其部落逻辑的深刻重构。所以，清朝的秩序实际上是对中原、草原乃至高原、绿洲等多种政治生态与文化的普遍吸收，所有这些文化彼此之间相互重构，互为对方的外生变量，打破了各文化区域原来的内部和外部均衡，重建了一种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内部均衡。大清皇帝作为所有这些文化的最高象征，对它们进行外在超越，象征着普遍性，这才是一个所谓“普遍帝国”的治理智慧所在。[10]
清朝在入关前修建的沈阳故宫，其空间结构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外在超越。区别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有两个理政宫殿。一个是偏于东侧的大政殿，系仍以部落制为其基本组织逻辑的努尔哈赤所建，按照满洲帐殿式形式而筑，在大政殿外有八旗亭，俗称十王亭，是八旗旗主和左右翼王等商议军政大事、举行重大礼仪的亭式殿；大政殿与十王亭的共存，是部落联盟下军事贵族民主制的鲜明写照。另一个是处于中间方位的崇政殿，由已经主动接受了儒家观念的皇太极所建。他之所以愿意主动接受儒家观念，当与其对集权秩序的追求有关，倘若纯粹依照部落制度，则皇权的集权是不易获得理念和制度支撑的。崇政殿基本依照汉族的建筑规制而建，前后多进院落，诸多宫殿的格局布置也与汉地宫殿非常相似。
进入到皇太极这几进院落的后面，会发现后宫的内里仍是纯粹的满洲布置。后妃寝宫里可以看到诸如东北三大怪之一的“养活孩子吊起来”，满式大土炕上面吊着个摇篮；从皇后寝宫的内室套间撩门帘出来，直接面对一个大灶台，这在东北是很常见的一种私人生活空间的布置，但无法想象汉地的皇家会如此。皇太极与皇后的寝宫清宁宫的特点是“口袋房、万字炕、烟囱设在地面上”，宫内设置了萨满祭祀神堂，院内有索伦杆。这些表明，皇太极着力打造的公共空间，已经是通过儒家文化表达的一种秩序的呈现；但其在私人空间仍然保留了部落风格。比较起来，儒学更讲求公共性，关外的部落制度则更加认同私人附属关系。沈阳故宫的特色因此可被总结为“内草外儒”，草原性格和儒家性格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并实现了一种普遍超越。这种格局为清朝入关之后的持久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中原农耕地区来说，普遍帝国的建立使其获得和平红利。在中原与草原南北对峙的时代，南方的军队自然要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北方的军队要靠从中原抢夺的战利品来维系统一性，事实上也是靠农耕人民的赋税来支撑的，可怜的农民要同时负担两支高强度动员的军队。而草原征服帝国建成之后，农民只需要负担一支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这是康熙可以“永不加赋”的基础所在。税赋压力的减轻使得底层百姓有能力生养众多。过多的人口可能会导致流民四起天下大乱，但在普遍帝国时期，会导致流民四起的人口数量临界点大幅提升，其直接体现是中国人口在乾隆朝连续突破了两亿、三亿大关，后来又突破四亿才达到临界点，以往则常常是人口未及突破一亿便达到了这个临界点。
过去对清代人口猛增的解释是美洲作物的引入，但是据侯杨方教授的研究，在乾隆朝开始积极推广美洲作物之前，人口已经发生激增，大清官员正是因此才被迫开始推广美洲作物，直到20世纪初期，美洲作物也没有超过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11]那么，人口的激增在这里最可能的解释便是和平红利了。[12]
就精神层面而言，中原王朝因其定居特征而表现出一种内敛性格，这对其所尊奉的儒家普遍主义理想有自我否定倾向；只有在草原王朝，因其远超中原的视野，普遍主义理想才能获得真正的释放。
儒家构筑天下秩序的精神潜力，需以吸纳并超越中原文明的草原民族的统治为前提。这是对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中原儒家秩序的一种外在超越，是中国秩序的另一种表达，甚至是一种更为本真性的表达，草原与中原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共生关系。到了晚清变局当中，力主改革的洋务派多为汉臣，而力主守旧的理学宗师却是出身蒙古正红旗的倭仁，却提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不啻此复杂性的深刻体现。
[1]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11-20页。
[2]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79-85页。
[3]拉铁摩尔此处的原文是“中国”，这个词在英语里的意涵比较暧昧，既可以用来指今天的整个中国，也可以用来指汉族地区。对此处的“中国”，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中原”。
[4]［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72页。
[5]罗新先生的著作《漫长的余生》（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对这一问题有非常精彩的分析。
[6]蒙古帝国不是从东北而是从蒙古高原起家，但是其在中原地区自命为元朝的政策选择，则是拜契丹人如耶律楚材所赐，可以说大元是通过融合了起自东北的政治智慧才完成对中原的治理的。
[7]金代算是特例，与其他几个朝代相比，其二元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更有一元化的倾向，这也导致它未能真正统治漠北草原并最终亡国。具体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讨论。
[8]杉山正明对元代首都圈的研究，对理解此问题极富启发性。参见［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9]严格说来，东北的满洲部落并非草原游牧部落，而是森林渔猎部落，但是它有着类似于草原游牧部落的困境，即无法建立独立的中央财政，难以支撑官僚体系，于是其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等与游牧部落有着非常相似的运作逻辑。而满洲又与漠南蒙古形成“满蒙联盟”，其政治气质当中就有了更加混合性的东西，本书因此未对其做更细致的类型学划分，唯望读者留意。
[10]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受到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很多启发，他们突破中原本位视角的思考非常有冲击力。但是新清史学派当中有一些学者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他们从过去的中原本位视角完全转换成了草原本位视角，其解释力同样存在问题，这只不过是过去纯粹中原视角的镜像物而已。何炳棣先生与新清史代表人物罗友枝之间的论战，差不多就是两种镜像之间的争执。故而我更倾向于采用外部超越的解释框架，说明清朝的普遍帝国不是基于任何一个特殊本位，而是基于对诸特殊本位的外部超越，以达到普遍性。关于新清史的一些核心观点，以及何罗之争，可参见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见李昕升《美洲作物与人口增长——兼论“美洲作物决定论”的来龙去脉》，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李昕升、王思明《清至民国美洲作物生产指标估计》，刊于《清史研究》2017年第3期；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刊于《南方周末》2013年11月2日版。关于清代人口猛增的统计数据，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葛剑雄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1-841页。
[12]底层百姓的财政压力变化，还有一个原因，即税制的变化。清代人口的激增很可能是和平红利与税制变化联合作用的结果。相关讨论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