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奥勃洛莫夫（3）

五

奥勃洛莫夫贵族出身，十品文官，在彼得堡住了将近十二年，从未离开。

先前，父母亲在世时，住得比较挤，住所只有两个房间，仆人也只有从乡下来的扎哈尔一个。父母亲去世后，他就成了三百五十名农奴的唯一拥有者，他得到的这份遗产是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几乎到了亚洲地区。

他的年收入已从五千纸卢布增加到了七千至一万纸卢布。这时候他的生活也变了样，比较宽裕了；他租了一幢比较大的房子，增添了一个厨子，还养了两匹马。

当时他还年轻，即使不能说他生龙活虎，至少也比现在要活跃得多，充满各种追求，有过种种想法，对命运对自己都有过许多期待，随时准备干一番事业，扮一种角色，自然首先是在职务方面，这正是他到彼得堡来的目的。然后也考虑过他在社交界的作用。最后，在一种遥远的前景中，即从青年进入成熟期的转变中，家庭幸福也在脑海中闪现过，并向他微笑。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嘴角上的绒毛变成了粗硬的胡须，闪亮的眼睛成了晦暗的圆点，腰身粗起来，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已经满三十岁了，可是他还未在任何一种行业中迈出过一步，依然站在门外，站在十年前他所在的地方。他一直准备进入生活，一直在头脑中描绘着自己未来的蓝图，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必须经常地对这份蓝图作某些修改，或扬弃其中的某些东西。

在他看来，生活可以分成两半：一半是由劳动和无聊构成——他认为这两者不过是同义词罢了；另一半由安逸和平和的快乐构成。正因为这样，人生的主要舞台——公务从一开始便使他感到困惑而不快。

他是在内地、在故乡温馨柔和的风土人情中孕育长大的，二十年间一直处在亲人的怀抱和熟人的拥抱之中，家庭的影响已渗入了他的身心，以致后来的公务也被他想象成一种家务，就像父亲懒洋洋地在账本上记下收入和支出那样。

他原以为，一个地方官员就组成一个和谐、亲密的大家庭，不断地关心彼此的安宁和欢乐；到衙门上班绝不是一种必须天天遵循的习惯，雨雪泥泞的天气，酷暑，或者干脆心情不佳的时候，都可以成为不去上班的充分而合法的托词。

当他知道，一个健康的官员，至少要在发生地震这么大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去上班时，他感到很不痛快，因为很倒霉，彼得堡从不发生地震。水灾当然也可以叫人不上班，但水灾也很少发生。

当文件袋上标着“要件”或“特要件”的字样在他眼前闪现时，当他被迫去做各种查询、摘录、翻阅档案，在两指厚的本子（把它称为“札记本”，真是开玩笑）里不断地抄写时，他就更深深地陷入思考了。此外一切都要求快办，直往前赶，不许片刻停留，一件事没有脱手，又狂热地抓另一件事，仿佛这第二件事才是最重要的，而一旦完成后，便束之高阁，再去抓第三件——如此没完没了！

有两次深夜被叫起来写“札记”。有几次是他做客时，局里信差找上门来，也是叫作这类札记。这些都使他感到害怕，感到十分烦恼。

“何时才生活，何时才生活啊？”他反复地说。

关于上司，他以前在家里听父母说过，上司乃下属之父，从而也就是一个最亲切的家人概念。他把上司想象成第二个父亲一样的人，不论应该还是不应该，做父亲的都得经常奖励自己的下属，不仅关心他们的疾苦，还要让他们高兴。

伊里亚·伊里奇认为，上司应设身处地地为下属考虑到这样的程度：关心地打听他夜里睡眠怎样，为什么他两眼浑浊，是否头痛。

但是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感到极端失望。上司一到，处处便乱作一团，大家都腼腆起来，跑上跑下，彼此磕磕碰碰，有的人赶快整理衣冠，他们怕自己在上司面前表现不够好。

奥勃洛莫夫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上司，他们把起来迎接自己的下属被吓得脸孔发呆这种情况，看作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尊敬，甚至是一种竭诚和业务能力。

伊里亚·伊里奇本不需要如此害怕自己这位对人善良、友好的上司，这位上司从没对任何人做过不好的事，下属对他也满意得不能再满意了，没有更高的要求了。从没有人听见这位上司说过难听的话，或者叫喊和发火，他从来不要求，总是请求。请人做事，请人到家做客，连拘捕人时，他也请求。他对任何人都从不称呼“你”，全部称呼“您”，不论是对一位官员还是对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这样。可是不知为什么，上司在的时候，下属便都胆怯起来。他们在回答上司的亲切问话时，连嗓音都变了，不像跟其他人那样说话了。

上司走进屋里来时，伊里亚·伊里奇忽然也胆怯起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上司跟他说话时，他的嗓子就变哑了，变得又细又难听，完全不像是自己的嗓子。

尽管上司仁慈宽厚，公务上的恐惧和愁闷也使伊里亚·伊里奇痛苦到了极点。如果碰上一个严厉的、求全责备的人，天晓得他会怎样！

奥勃洛莫夫勉强地干了两年的差使，也许再干到第三年，便能晋级，但是一个特殊事件迫使他提前退了职。

一天，他发送了一份重要文件，本应发到阿斯特拉罕，他却发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了。事后上级便追查是谁的过错。

所有的同僚们都好奇地等着，看上司如何召见奥勃洛莫夫，如何冷漠地镇定地质问他“是否把文件发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大家都感到困惑：伊里亚·伊里奇将用什么样的嗓音回答这个问题。

有些人认为他干脆不回答：因为他无法回答。

奥勃洛莫夫看看别的人，自己也吓了一跳。尽管不论他还是其他人都知道，上司不外是申斥他几句罢了，但是他自己良心上的自责却严厉得多。

奥勃洛莫夫还没有等到给他做出处罚，便自己回家去了，然后送去了一份医生证明。

这份医生证明说：“兹证明：十品文官伊里亚·奥勃洛莫夫患有心脏肥厚兼左心房扩大症，[17]还有慢性肝区痛，如若进一步恶化，则会危及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此病之所以发作，是由于天天上班工作所致，为了防止此病的再次发作和加剧，我认为奥勃洛莫夫先生应暂时停止上班，停止脑力工作及一切活动。下面是我的签字和盖章。”

不过这只能是临时救急，生病总是要康复的，病好后还是要天天上班。奥勃洛莫夫受不了，于是申请退职。他的公务活动就这样结束了，后来也没有恢复。

他在社交界的活动倒比较成功。

来彼得堡的头几年，他那年轻、安详的脸常常现出活跃的表情，两只眼睛长久地燃炽着生命之火，放射出光明、希望和力量的光芒；他也和大家一样，会激动，有期待，可以为一些琐事高兴，也为一些琐事苦恼。

不过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在一个人还处于稚嫩的时候，那时他会把任何一个男人都当成知心朋友，也几乎能爱上任何一个女人，并准备向她求婚。有些人甚至真的这样干了，从而造成极大的悲痛而终身遗憾。

在这些幸福的日子里，也曾有不少的美女向伊里亚·伊里奇投来温柔的、丝绒般的甚至充满激情的秋波，无数默许的微笑，两三次偷吻，还有更多的友好的握手，握手时心痛得会让人流泪。

然而他从来没有成为美女的俘虏，从来没有成为她们的奴隶，甚至也不是她们的十分殷勤的爱慕者，因为他觉得，与女人接近要引起许多的麻烦。奥勃洛莫夫对她们多半是远远地鞠躬问候，保持一个彬彬有礼的距离。

在社交界，他同女人的交往很少达到让他一连几天感情勃发、陷入缠绵热恋的程度，因此他的恋情都没有发展成罗曼史，而往往是在恋爱的初期就停止了，其纯洁无邪的程度不亚于寄宿学校未成年女学生的恋爱故事。

他最不愿意与那些苍白的、忧郁的姑娘来往。她们大都有一双黑眼睛，里面流露出一种“难受的白天和罪孽的夜晚”的表情；谁也不知道她们的痛苦是什么，欢乐又是什么；她们总是要相信点什么，说一点什么，等到要说的时候，她们又哆嗦起来，流出莫名的眼泪，然后突然用双手勾住男友的脖子，久久地直视着他们的眼睛，然后望着天空说，她们的生活注定要倒霉了！有时还晕倒过去。奥勃洛莫夫总是害怕地躲避这类姑娘，当时他的灵魂还是纯洁的贞洁的，也许还期待过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依托，自己动人的激情。可是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好像已不再期待，而是绝望了。

伊里亚·伊里奇和他那一群朋友的分手就更冷淡了。村长的第一封关于歉收的信来了之后，他立刻就把第一个朋友，即厨师，换成了厨娘，然后又卖了马，最后把其余的“朋友”也放走了。

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他出门，他在自己的寓所里，住得越来越牢、越来越稳了。

起初他觉得整天在家里穿得整整齐齐很难受，后来也懒得去做客吃饭了，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外（他们是单身汉），因为在他们家里可以取下领带，解开坎肩，甚至可以“躺一躺”，或睡上个把小时。

很快，晚会也使他厌烦了，因为晚会上要穿燕尾服，得天天刮脸。

他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一种说法：只有早晨蒸发的水汽才对人体有益，晚上的水汽有害。于是他就害怕潮气了。

尽管他有这些怪癖，他的朋友施托尔茨还是能够把他拉到人群中去。不过施托尔茨经常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尼日尼、克里米亚，然后又出国。他不在，奥勃洛莫夫整个地又回到了蛰居状态，除非发生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否则就不可能把他拉出来，可是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总不见发生，而且近期也没有要发生的预兆。

除此之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孩提时代的那种胆怯心理又重现了。过去日常生活范围内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似乎都要给他带来危险和灾祸。这是他对形形色色的外界现象过于疏远的结果。

比方，他卧室里天花板的裂缝他并不害怕，因为他已经看惯了。至于房间里永久窒闷的空气，长期的闭门不出，比晚间的潮气更有害于健康，每天吃得过饱是一种慢性自杀等等，这些问题他也从未考虑过，因为也是习惯了，所以也不害怕。

他对运动，对生活，对人多的场合，对忙碌都不习惯。

在拥挤的人群里他感到憋闷，乘船他担心不能顺利地到达彼岸，乘车他又感到马要狂奔起来，把他摔得粉碎。

不然就是一种神经性恐惧症的发作：他害怕周围的寂静，或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害怕什么——只是觉得不寒而栗。有时他恐惧地瞟一眼黑暗的角落，于是，想象力便跟他开玩笑：鬼神出现了。

他在社交界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对于青年时代那些受人欺骗或者被他欺骗过的希冀，那些温馨而又忧伤的美好回忆，他只是手一挥就过去了，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即使到了老年，想起来也会心跳不已。

六

他在家干些什么呢？看书？看报？写作？学习？

是的，如果他手头有一本书，有一张报纸，他是会看一看的。

当他听说有这么一本很出色的作品时，他也会产生一种读读它的想法。他会去找，去向人借书，如果人家能很快地给他提供这本书，他是会读的。对他所读的东西也会形成自己的想法，再进一步，他甚至能掌握作品的精神。可是你瞧，就在这时他躺下了，两眼无精打采地望着天花板，书搁在一边，没有读完也没有读懂。

冷却的速度比他当初发生兴趣的速度还要快。他一旦丢下这本书，就永远也不会再去读它。

他其实也和别人一样，十五岁之前在寄宿学校念书，后来年老的双亲经过长期的争取，才决定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将就着完成了学业。

胆小、冷漠的性格，使他的慵懒和任性没有在外人面前完全地暴露出来。因为在学校里不会给娇生惯养的子弟特殊照顾。他必须端正地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课堂上不许做任何别的事，他得吃力地温习功课。这弄得他满头大汗，不断地长吁短叹。

他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上帝对我们的罪孽施行的惩罚。

他做功课从不去管老师用指甲划出的那一行以外的东西，也不对老师做任何的提问，不要求讲解，他只满足于笔记本里所写的那点东西，即使不完全明白老师讲的和教的东西，他也没有流露过令人厌烦的好奇心。

如果他能勉强地修完一本所谓统计学、历史或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他就非常满足了。

每当施托尔茨给他拿来一些必须阅读的课外书籍时，奥勃洛莫夫都会久久地默默地望着他。

“布鲁图，连你也反对我！”[18]他叹口气说，把书接过去。

这种过分的阅读使奥勃洛莫夫感到很不自然，很沉重。

要这些耗费纸张、时间和墨水的笔记本干什么？要这些教科书干什么？把一个活生生的学生禁闭六七年，用严格的制度去限制他，责罚他，坐在教室里疲惫不堪地做功课，不许跑，不许闹，不许娱乐，这到底又是为什么？

“什么时候才生活呢？”他又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让这一知识资本周转起来？况且这种知识有部分在生活中是没有用的，例如政治经济学、代数、几何，我如何把它用在奥勃洛莫夫田庄上呢？”

历史课本也只会令人烦恼。背诵它，读它，可是上面写着：灾难降临了，人类不幸。瞧，人们重新振作起来，不断地工作，干活，忍受着千辛万苦，盼望好日子来临。好日子终于来了，历史也该歇一会儿了。可是不行，天空又出现了乌云，建立的大厦倒塌了，又得不断地工作，干活……好日子不常在，迅速过去。生活奔流不息，不断向前流去，冲毁一切。

认真读书他感到疲倦。那些思想家无法激起他对抽象真理的追求。

不过诗人使他活跃起来。他和大家一样，长成了青年。他现在到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不会背叛任何人，而是对一切人微笑，年富力强，对生活充满了希冀，渴望为民造福、牺牲自我、积极行动。在这个时期，人的心脏、脉搏激烈跳动、感情冲动、言词激越，眼睛里流着甜蜜的泪水。智慧和心灵变得清澈明亮了；他抖掉了瞌睡，他的灵魂要求行动。

施托尔茨帮他延长了这个时期，延长到他的朋友的天性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他抓住奥勃洛莫夫喜欢诗人这一点，有一年的时间严格约束他去思考和研读。

施托尔茨利用青年人都喜欢想入非非这一特点，在朋友读诗的时候，除了欣赏外，又加入了其他目的：严肃地指出他自己和他朋友的生活道路和前程，吸引朋友去考虑未来。他们俩都十分激动，流过泪，并且相互庄严宣誓要走一条合乎理性的、光明的道路。

施托尔茨的热情感染了奥勃洛莫夫，在他心里燃起了劳动的渴望，追求遥远的却又是诱人的目标的渴望。

可是希望之花开过之后并没有结果。奥勃洛莫夫的思想有点变了。现在他只是偶尔才按施托尔茨的要求读一两本书，也不是一下子读完，而是不慌不忙地、懒洋洋地浏览一下罢了。

不论他读到多么有趣的地方，如果这时到了吃饭或睡觉的时间，他都会把书倒扣过来搁着，去吃饭或熄灯睡觉。

如果给他的书是第一卷，那么他读完之后不会去借第二卷，如果第二卷也送来了，他就慢慢地读。

到后来他连第一卷也读不下去了。他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是胳膊肘搁在桌子上而脑袋搁在胳膊肘上度过的，有时脑袋直接搁在施托尔茨硬要他看的那本书上。

奥勃洛莫夫就这样结束了他的求学生涯。他最后一次听课的日子也就成了他求学的终点。校长在他的毕业证书上签了名，就像以前教师在他书上用指甲划的印一样，被我们的主人公看作是一种标志，即学习到此为止，不认为需要再学习什么了。

他的脑袋是存放各种僵死事件、人物、时代、数字、宗教以及与任何事物都毫无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数学等其他真理、问题、原理的复杂的档案库。

这就像是一个按不同知识部分分卷分册拼凑而成的图书馆。

学问对伊里亚·伊里奇的影响是奇怪的：在他看来，学问与生活之间有一条他从不试图跨越的深渊。对他来说，生活是生活，学问是学问。

他学过所有现行的和早已不通行的法律，也听过实用诉讼法的课。但是有一次家里失窃，需要给警察局写一份报告，他拿来纸、笔，想呀想呀，最后还是请人找来文书代写。

他田庄的账目由村长打理。“学问在这里有啥用呀？”他困惑不解地想道。

于是他摆脱了知识的重负，重新过他幽居的生活。其实这些知识本来是可以给他头脑中那自由闲散和无聊昏睡的思想指出一个方向的。

他都干了什么呢？他还是继续在描绘他的个人生活的蓝图。他发现，在这个蓝图里就有取之不尽的智慧和诗情，用不着书本和学问的帮忙。而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他摒弃了公务和社交界，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解决生存任务。他仔细地考虑了自己的使命，终于发现，他生活和活动的领域就在他本身。

他明白了，家庭幸福和管理田庄是他命中注定的事。但直到现在他还不太懂自己的事务，有时是施托尔茨帮他料理。自己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他都不知道，他从来就没算过什么账。

奥勃洛莫夫的父亲把遗产传给儿子，就像当年祖父传给父亲一样。老奥勃洛莫夫虽然在乡下住了一辈子，但他没有去玩什么自作聪明的花样，没有像现在的人那样，绞尽脑汁地发明什么提高土地产量的新办法或推广和强化老办法，而是祖辈在地里种什么和怎么种、如何销售农产品等，他都完全照办。

不过老头子碰到好收成，或者由于粮价上涨给他带来比往年更多的收入时，也十分高兴，他把这称作是上帝赐福，只是他不喜欢想方设法勉强地多挣钱。

在回答某些在他看来是有害的建议时，他就说：“我们的父辈和祖辈不比我们傻——他们幸福地过了一辈子，我们也过得去：上帝赐福，我们就能吃饱。”

他不玩任何狡诈手段就能从田庄获得所需的收入，供全家和各种客人每天的吃喝。他感谢上帝，并认为还想获得更多，就是罪过了。

如果管事交给他两千，而把三分之一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里，还流着眼泪推说，庄稼遭了雹灾、旱灾而歉收，那么老奥勃洛莫夫也会一面流着泪一面画着十字说：

“这是上帝的意旨，不能同上帝争辩！能收到这些，就该感谢上帝了。”

父母亲死后，田庄的经营管理不仅没有改善，从村长的来信看，变得更糟了。显然伊里亚·伊里奇本该自己到田庄去一趟，去找一找收益每况愈下的原因。

他也打算这样做，但又老拖着，部分原因是，下去一趟对他来说就像是舍己忘身的建功立业。而且这种业绩又是新的，他几乎一无所知。

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旅行——坐的是不换马的长途旅行车，周围垫着羽绒褥子，带着各种小匣子、皮箱、火腿、炖肉、小白面包、各种烤的和腌的家畜和家禽，还随身带着几个仆役。

这就是他从自己的田庄到莫斯科的唯一的一次旅行，他把这一次旅行当作一切旅行的标准。但他听说，现在的旅行已不是这个样子了，马车玩命地跑得很快。

伊里亚·伊里奇拖延下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想好他这些事情该怎么办。

他已不同于父辈也不同于祖父辈。他读过书，见过世面。这一切就使他产生了与祖辈父辈不同的各种想法。他明白，挣钱不仅不是罪过，而且是每一个公民用诚实的劳动去维持公共福利的义务。

因此，他在自己独居时所描绘的那份生活蓝图，大部分是新式的、合乎时代要求的安排田庄和管理农民的计划。

计划的基本思想，各方面的配置，以及其中的主要部分——在他的脑子里早已形成，只需补充一些细节、预算和数字就行了。

他有几年的时间都在不倦地制作这个计划。走路、睡觉和社交中，他都在不断地想，仔细地思考着，时而是补充这些条目，时而是改变那些条目，时而把昨天想到的而晚上又忘记了的东西恢复起来，有时候像闪电一样忽然冒出一个新的出乎意料的想法，脑子便沸腾起来——计划工作就这样进行着。他不是别人的现成思想的渺小的执行者，他是自己思想的创造者和执行者。

他早上从床上起来，喝完茶便立即在沙发上躺下来，一只手托着脑袋专心思考，不惜力气，直到大脑被繁重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了，而且良心也对他说“今天为公共福利干得够多了”为止。

只有这时他才决定休息一下，并把操心的姿势也改变一下，变得不那么认真严肃，而是更为舒服，更便于幻想和愉悦。

摆脱了操心的事以后，奥勃洛莫夫喜欢遁入自我，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他欣赏崇高的思想，也并非不知道普通人的疾苦。他在心灵深处有时也会为人类的灾难而恸哭，感受到莫名的痛苦和烦恼，渴望到遥远的地方去，到或许是施托尔茨引他去的那个世界里去……

这时他会热泪盈眶，痛哭流涕……

也有这样的情况，即面对人间的恶习、谎言、诽谤和充斥世界的罪恶，他会表示极端的蔑视并满心希望指出人的这种脓疮；一些思想忽然在他头脑里大放光芒，像大海中的波浪在激荡，然后逐渐形成一种志向，使他全身热血沸腾，肌肉跳动，筋腱紧张，志向改变成为意图，于是他为精神力量所驱使，立刻变换了两三种姿势，两眼闪出亮光，从床上抬起半个身子，伸出一只手，有所感悟地向四周张望……眼看意图就要实现，憧憬就要成功了……主啊！到那时，这一崇高努力会迎来什么样的奇迹，什么样的善果啊……

可是，你瞧，早晨已经过去，白天也已接近了黄昏，奥勃洛莫夫亦已精疲力竭，需要休息了。他心中的风浪平静下去，头脑清醒过来，血管里的血液也流得慢了。奥勃洛莫夫静静地、若有所思地翻过身来仰面躺着，把忧郁的目光投向窗外，望着天空，悲戚地目送着太阳壮丽地落到谁家四层楼的房后去了。

他有多少次目送了这种日落啊！

第二天又是照常的生活，又是激动的幻想！他有时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战无不胜的统帅，在他面前，不仅拿破仑，就连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19]也一钱不值。他想象出某种战争，其原因是比方非洲人大量拥入欧洲，或者是他组织新的十字军远征，亲自作战，决定各国人民的命运，捣毁城市，赦免一些人，处决一些人，建立慈善和宽厚的功勋。

或者是，他登上思想家或者伟大艺术家的舞台，大家向他致敬，他享受荣誉，人群在他身后高喊：“你们看，你们看，这是奥勃洛莫夫，我们著名的伊里亚·伊里奇来了！”

在痛苦的时候，他为一些琐碎的事而烦恼，辗转反侧，脸朝下躺着，有时甚至完全茫然。这时他从床上起来，跪下祈祷，热烈而又诚心诚意地祈求上天制止那险恶的暴风雨。

他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上天之后，开始平静下来，对世间的一切也冷漠了，而暴风雨，也由它去吧！

他就这样地运用自己的精神力量，常常是整天心情激动，只有当白天接近黄昏，太阳像一只大圆球壮丽地再次走到四层楼的房子后面时，才会离开令人神往的梦境或者折磨人的内心牵挂而清醒过来，深深地叹息一声。

那时他会又一次用若有所思的眼神和悲伤的微笑目送着太阳落山，激动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谁都不知道而且也没有看见过伊里亚·伊里奇的这一内心生活，大家都以为，奥勃洛莫夫就是那个样，只知道睡觉吃饭，除此之外不能指望他会干什么，他也未必能正经地思考什么。认得他的人都这么说。

关于他的能力，关于他那炽热的脑袋和仁慈的心所进行的内心的火山活动，施托尔茨知道得很详细，而且可以作证，可是施托尔茨几乎总是不在彼得堡。

一辈子围着主人转的扎哈尔，对主人的内心生活知道得更为详细，可是他确信他和主人都在做事，而且生活得很正常，像常人一样，也不能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