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奥野先生与中国文学（代序）
村松暎[1]
初次见到奥野信太郎先生，是我进入庆应义塾大学读预科一年级的时候。那一年应该是1941年，已经是将近三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先生经常休讲。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跑到校园里打垒球玩。不过，学生们并不情愿看到先生休讲，大伙都喜欢听他的课。他的课特别好玩，真的，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能把汉文学课讲得那么生动有趣的老师呢。我从预科升入学部[2]，选择中国文学专业，也是受奥野先生的感染。可是，那年的12月，我被征召入伍，不得不中断了学业。我正式成为先生的弟子，是四年之后，也就是1947年秋天。看得出来，对于我的平安复学，先生由衷地感到高兴。不过，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能够与先生成为生死之交。
这么说着说着就涉及先生的私人话题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是因为先生的课有趣，才迷上中国文学的。先生是一个特别洒脱有趣的人，口才也是百里挑一的，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听他讲话都会感到妙趣无穷。不过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跟着先生学习非常困难。因为除了教室，先生在其他地方是一概不谈学问的。当我们闲聊时，先生偶尔也会触及中国文学的话题，这时，他就会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对某些人物或作品的评价，娓娓道来，轻松自如，不费吹灰之力。说实话，想跟着先生做学问，要是抓不住这样一些转瞬即逝的机会，是不会有什么长进的。只要略微一疏忽，瞬间的机会就溜走了。先生讲得绘声绘色，我们听得饶有兴致，哪儿还有心思特意去记录先生随口而出的珍贵“学问”呢。我们这帮糊里糊涂的学生，总是对他说的那些笑话特别感兴趣，而疏忽了他笑话当中的重要内容。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后悔不已，可世上哪来“后悔药”可吃呢？
先生写作可谓勤奋，但他写的全都是随笔文章。先生是以随笔家著称的，所以，以创作随笔文章为主业，也无可非议。可以这样认为，随笔文章是最适合先生的一种文学形式吧。先生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写那些拙劣的学术论文。先生的学问，就与闲聊时一样，是夹杂在他的随笔文章中的，因此他就连一本遗世的中国文学研究专著都没有。作为他的弟子，我们一方面不免有些遗憾，另一方面，还得承受那些不了解先生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重要价值的人们的非议。但是，各人自有各人的活法，奥野先生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也不是别人能够勉强得了的。说到底，先生的人生道路是自己的抉择，是别人想模仿也模仿不了的一种独特的活法，因而显得特别精彩。
如上所述，直到去世，先生都没有写过一本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专著。这一册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例外吧。我甚至觉得，先生去世之后，出版这本书的事情被提上了议程，或许就是我的命运使然吧。
奥野信太郎先生从1964年1月20日开始，在NHK广播电台FM频道《早间讲座》节目中做有关中国文学的讲座，本书即是根据讲座的速记稿整理而成的。早在讲座刚结束的那会儿，大伙儿就提起过这本书的出版问题。记得，那还是几年前，我亲眼看见先生把这本书的速记稿放在桌子上，道：
“这个稿子还得再做加工啊。”
在那之后，每当暑假快到的时候，先生都会说：
“今年暑假可得把这本书稿弄出来啊。”
去年暑假开始前，他是这么说的。今年暑假开始前——啊，要是他还活着的话，肯定也还会这么说的。
可是，整理并出版这本书稿的工作，最终还是决定由我来做，并且排上了日程。对于我来说，这本书当中积淀了过多的悲伤。阅读先生的书稿，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先生的音容笑貌。不知有多少回，都觉得先生就站在我的身旁，笑眯眯地对我指点着什么。
整理先生的书稿，我特别留意要尽量保存原稿的风格和情趣。我发现，先生在节目中讲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非但没有讲稿，甚至可能连一份像样的提纲都没有。他就那么坐在话筒前面，凭着自己的记忆，将那些美妙而艰深的中国文学故事娓娓道来，挥洒自如，谈笑风生。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直到现在，每每想起，我都感叹不已。先生是个特别低调的人，他的在天之灵若是知道自己的弟子这么夸他，一定会不高兴的。所以，我就暂且打住吧。
奥野先生是今年1月15日去世的，至此已经过去了将近半年时间。那天早上，他出门去为“成人式典礼”做演讲，回来的途中就去世了。先生真是匆匆离去，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向我们这些弟子交代。先生今年六十八岁，照常理来看，他还没有到寿终正寝的年纪啊。先生平时身体很好，活跃敏捷，能吃能喝，完全看不出是位年过花甲的老年人。与先生相比，我们这帮人真是望尘莫及。如今回想起来，在这之前，先生曾经有过一些疾病发作的征兆，可他本人还有身边的人都被他健壮的外表蒙骗了，没有重视预防与养生。现在说这些，除了悲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用处了。
最近一个月以来，我集中精力编辑先生这本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遗作。没想到，在有生之年，我还能有这样一个与先生打交道的机会。书稿的编辑眼看就要完成了，可对于那些我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却不知道如何是好。先生要是还活着，想必他会笑眯眯地看着我道：“编得不错啊，这本书托付给你就对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