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似乎以后就没有再会面，直到一九三〇年春。

记得“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只有五六人，鲁迅和他夫人公子都去。那晚上看了《夏伯阳》（大概是），鲁迅精神很好，喝了一两杯“伏特加”。××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是在电影映完，大家在那下临黄浦江的月台上休息时，××很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我自己并不觉得什么不对，”鲁迅笑着说，“你从哪里看出来我非好好休养不行呢？”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凭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那人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得一个确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他立即要得一个确定。他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也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请鲁迅考虑他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过了一天，××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他的意见：他认为鲁迅若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够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休养，则一二十年的寿命有把握；他不能从医理上说鲁迅有什么病，但他凭直觉深信他的体质太不行。他提议到高加索去休养，他要我切切实实和鲁迅谈这问题，劝得他同意。

1946年春，茅盾与许广平在鲁迅墓地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恐怕终于是不出去的好——那样的意思。

到那年年底，××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一九三六年一月内，为这问题争持了好几次，凡知此事者，皆劝过鲁迅，可是鲁迅的意见是：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在国外即使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指他自己未谙俄文而言），也太气闷。于是问题就搁下。

据我所感到，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因；那时颇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偏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记得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成。

不幸那年二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呜呼，天下有些事，若偶然，又若有因，关于鲁迅出国治病这事，其所以终未实现，最大原因不在鲁迅本人“固执”，而在牵连的问题实在太多，况且谁也没有先见之明，他只隔了一个月就发病！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