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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据《鲁迅日记》,茅盾与鲁迅第一次见面时间为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此处系误记。,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老三:指周建人(1889—1984),字乔峰,生物学家,鲁迅的三弟。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似乎以后就没有再会面,直到一九三〇年春。

记得“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只有五六人,鲁迅和他夫人公子都去。那晚上看了《夏伯阳》《夏伯阳》:据苏联作家富尔曼诺夫的长篇小说《恰巴耶夫》改编的电影。(大概是),鲁迅精神很好,喝了一两杯“伏特加”。××××指史沫特莱(A.Smedley,1892—1950),美国革命女作家、记者。旅居上海时与鲁迅时有往还。著有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道路》等。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是在电影映完,大家在那下临黄浦江的月台上休息时,××很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

“我自己并不觉得什么不对,”鲁迅笑着说,“你从哪里看出来我非好好休养不行呢?”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凭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那人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得一个确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他立即要得一个确定。他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也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请鲁迅考虑他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过了一天,××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他的意见:他认为鲁迅若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够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休养,则一二十年的寿命有把握;他不能从医理上说鲁迅有什么病,但他凭直觉深信他的体质太不行。他提议到高加索去休养,他要我切切实实和鲁迅谈这问题,劝得他同意。

1946年春,茅盾与许广平在鲁迅墓地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恐怕终于是不出去的好——那样的意思。

到那年年底,××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一九三六年一月内,为这问题争持了好几次,凡知此事者,皆劝过鲁迅,可是鲁迅的意见是: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在国外即使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指他自己未谙俄文而言),也太气闷。于是问题就搁下。

据我所感到,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因;那时颇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偏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记得问题最后的结论是: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成。

不幸那年二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呜呼,天下有些事,若偶然,又若有因,关于鲁迅出国治病这事,其所以终未实现,最大原因不在鲁迅本人“固执”,而在牵连的问题实在太多,况且谁也没有先见之明,他只隔了一个月就发病!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