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涯的“里程碑”

我的第一次作品是长篇小说《幻灭》，接着又写了《动摇》和《追求》，也是长篇。第四次的作品《创造》方是短篇。这算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尝试。那时候，我觉得所有自己熟悉的题材都是恰配做长篇，无从剪短似的。虽然知道短篇小说的作法和长篇不同，短篇小说应该是横截面的写法，因而同一的题材可以写成长篇，也可以写成短篇；但是那时候的我笨手笨脚，总嫌几千字的短篇里容纳不下复杂的题材。第一个短篇小说《创造》脱稿时，我觉得比做长篇还要吃力，我不会写短篇小说！

以后我又写了《自杀》等四五个短篇。在题材上和技术上，都和那《创造》同属一类，实在可说是浪费笔墨。一九二九年冬天病后，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的长篇小说《虹》也无力续完，于是我又再试试短篇。这结果就是那篇《陀螺》了。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呢，却觉得《陀螺》和从前写的短篇有点不同，至少，从前那种“无从剪短似的”拘束局促，是摆脱了一些了。

但在题材方面，这《陀螺》还是和《创造》等篇没有什么两样。那时我离开剧烈斗争的中国社会很远，我过的是隐居似的生活。我没有新题材。并且最奇怪的是我那时候总没想到应用自家亲身经历过的“旧题材”。一九二八年以前那几年里震动全世界、全中国的几次大事件，我都是熟悉的，而这些“历史的事件”都还没有鲜明力强的文艺上的表现；我在《幻灭》《动摇》，以及那未完的《虹》里面，只作了部分的表现，我应该苦心地再处理那些题材。然而写著《陀螺》那时候的我却从没这样打算过。似乎因为自家不满意那几部旧作，就连带地撇开了那些旧题材。另外我还有一种不成理的意见：我以为那些“历史事件”须得装在十万字以上的长篇里这才能够抒写个淋漓透彻。而我那时的精神不许我写长篇。最后一个原因是我那时候对于那些“旧题材”的从新估定价值还没有把握。自家觉得写了出来时大概仍是“老调”，还不如不写。

但是想改换题材和描写方法的意志却很坚强。同时我又走回血肉斗争的大都市上海来了，这是一九三〇年春天。而病又跟着来了。这次是更厉害的神经衰弱和胃病。小说再不能做，我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然而这样“无事忙”的我，偶尔清早起来无可消遣（这时候，人家都在第一个梦境里，我当然不能去看他们），便也动动笔，二百字，三百字，至多五百字。《豹子头林冲》和《大泽乡》等三篇就在那样的养病时期中写成了。这算是我第一回写得“短”。以前的短篇至少也有一万字光景。在题材方面，我算是改换了，我逃避现实。自然我不缺乏新题材，可是我从来不把一眼看见的题材“带热地”使用，我要多看些，多咀嚼一会儿，要等到消化了，这才拿出来应用。这是我的牢不可破的执拗。我想我这脾气也并不算坏！

直到一九三一年春天，我的身体方才好些。再开始做小说，又是长篇。那一年就写了《三人行》《路》，以及《子夜》的一半。本年元旦，病又来了，以后是上海发生战事，我自己奔丧，长篇《子夜》搁起了，偶有时间就再做些短篇，《林家铺子》和《小巫》便是那时的作品。题材是又一次改换，我第一回描写到乡村小镇的人生。技术方面，也有不少变动；拿《创造》和《林家铺子》一对看，便很显然。我不知道人家的意见怎样，在我自己，则颇以为我这几年来没有被自己最初铸定的形式所套住。我在第二短篇集《宿莽》的《弁言》里有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已经发表过若干作品的作家的困难问题也就是怎样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旁的作家怎样，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尝过此中味道的。

所以当作我的短短五年的文学生涯的“里程碑”来看时，我就觉得《创造》《陀螺》《大泽乡》《林家铺子》《小巫》等篇对于我颇显得亲切了。《叩门》等三篇随笔因为也多少可以表示我的面目，想起来时也有亲切之感。

《我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