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把工人带回来
这是一本不时髦的著作。它为一个不时髦的论点进行辩护，关注在一个不时髦的地方形成的不时髦的阶级。【5】这个阶级是工业无产阶级。[1]这个地方是生产场所。论点分为两部分。首先，我认为工业工人阶级对历史进行了重大而又自觉的干预。其次，我认为这些干预措施已经并且继续受到生产过程的影响。本论点与马克思主义内外的当代倾向相抗衡，它们要么抛弃工人阶级转而拥抱新的社会运动，要么认为工人阶级只是公共领域中形成的众多集体行动者之一。大西洋两岸形成的所谓“新左派”（newer left）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中心命题：工人阶级的特权地位和生产的首要地位。一个人是否可以认识到这些批判的要点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这些新兴的政治和思想潮流，对革命工人阶级的假设在理论上和哲学上都过于沉重。[2]从一开始，工人阶级就只能证明马克思主义者所赋予它的解放自己进而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所言非真。“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最伟大的幻想。”[3]我们必须告别工人阶级，接受新的社会运动，这些运动源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则被视为国家与经济之间被遗忘的空间。[4]从这里，社区斗争、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作为1980年代的进步运动而兴起。[5]如果它们的愿景有限，那再好不过了，因为先验的（transcendental）任务，乃是通往极权主义的后门甚至是前门。
如果说救世激进主义现在在哲学上、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减轻工人阶级的负担，使之符合其在历史中实际的而非想象的干预呢？答案似乎是，【6】工人阶级不仅失去了革命的性情（如果有过的话），而且成为一个没落的阶级。[6]后工业社会催生了“去工业化”以及相伴的萎缩而衰弱的工业工人阶级。取而代之的是诸如知识分子之类新阶级的出现，他们成为替代性未来愿景的推动者。[7]另一种策略是将社会主义简化为社会民主主义，再将社会民主主义简化为数字的问题。经过仔细调查，现在发现，没有足够的无产阶级成员形成社会主义政党，并通过选举手段成为有效的力量。[8]工人阶级和同盟阶级的联合政治，以及社会主义目标的妥协，始终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为以选举政治为名的右倾运动提供了基础。
当代历史研究再现了这种趋势。马克思主义被迅速举起，却只是被击倒在擂台上。马克思把革命资产阶级的模式错误地投射到了工人阶级身上，而工人阶级永远无法获得其统治者的那种变革力量。[9]吊诡的是，农民——至少在传统的解释中，他们被马克思谴责为一袋马铃薯——复活成为能够点燃革命的最后的英雄阶级。[10]革命已成为过去，也许陷入困境的第三世界除外。可以肯定的是，工人阶级在其中没有扮演领导的角色。[11]相反，国家成为具有自身权利和利益的行动者，它不可被改变或摧毁，而只能被操纵和相协商。国家将继续保留，所以我们必须学会与之共存。
有关工人短暂英雄主义的研究也否定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假设。这些研究揭示了工匠在捍卫自身技能、抵御资本侵蚀的战斗中发出的绝唱——他们似乎注定要输掉这场战斗，但战斗却短暂地引发了激进的愿景。[12]我们只能在过去那些悲喜时刻拯救那些原始工匠，以此作为对当今工人阶级空心化状况的警示。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原子化的、破碎的、物化的工人阶级。[13]劳工历史学家和工作退化的预言者都宣告工人阶级即将退场，只有在他们不想承担（工人阶级退场的）历史责任或者其乌托邦情结高涨时，这种异口同声的宣告才会被打断。
这就是本书的争论性背景：出现了令人惊异的驱逐工人阶级的观点。有一种痛苦吞噬了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就是按照历史本身的形象重构历史，并将这些重构投射到未来。【7】将自己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直接对抗这一浪潮是愚蠢的，因为它将革命无产阶级冲向历史的岩石或将其卷入大海直至无影无踪。因此，我不是要恢复工人阶级的救世主作用，也不认为它按照某种假定的历史逻辑变迁。我不会用一种与形而上学的推论相反的说法（工人阶级不能塑造自己的命运）来代替这一推论（工人阶级是救世主）。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当我们在比较和历史维度上进行社会学分析时，工业工人阶级的经历并不像其贬损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微不足道。关于去工业化的问题，我不否认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重要性：它的确可能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但是，更重要的是工业工人阶级的国际重组，这意味着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欧的工业发达地区将找到工人阶级激进主义革新的条件。换句话说，一些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工人的沉默不应该被投射到过去和未来，也不应推广到其他国家。正如革命的冲动不是工人阶级的天性一样，对现状的屈从既非自然而然也非不可避免，而是由特定条件造成的。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对生产的理解扩展到纯粹经济片段之外，明确地将政治纳入其中，那么就能够使困扰马克思主义的剧烈摇摆，一种在似乎一切皆有可能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与似乎没什么可能性的决定论（determinism）之间的剧烈摇摆，在幼稚的工人主义（workerism）和令人沮丧的预言之间的剧烈摇摆，达到与现实的一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政治经济学密谋将经济与政治分离，从未试图对生产政治进行理论化。尽管我赞同当代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但这并没有使我认为，工人阶级能否成为历史的行动者取决于生产之外的因素。相反，我捍卫这一论点，即生产过程决定性地影响着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只有生产过程被认为具有两个政治面向，这一论点才能得以维持。首先，工作的组织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效果。也就是说，当男人和女人将原材料转化为有用之物时，【8】他们还再生产了特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对那些关系的经验。其次，与工作的组织（即劳动过程）并存的，是独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机构（apparatuses）(1)，它们被用来规制生产中的关系。生产政体（regime），或更具体地讲，工厂政体的概念，涵盖了生产政治的这两个方面。
研究工业工人阶级可能并不时髦，但却既不过时也非无关紧要。生产政治的框架为研究一个旧阶级带来了新兴趣，不仅对那个阶级提供了替代性的理解，而且拓展了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解。透过关于传统无产阶级研究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首先，让我考虑一下方法论的基本原理。本书主旨要求考察真正的工人在骚乱时期和消极时期的生产环境。研究各种形式的工厂政体及其存在和转化的条件也是必要的。为了证明工厂政体对工人阶级动员具有独立于劳动过程的影响，我们必须在国家之间以及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比较，其中，劳动过程大致相同，但工厂政体却有所不同。为了考察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普遍存在的劳动过程，接下来的论述集中于纺织工、机器操作工和矿工。
在对传统产业工人的研究中，与方法论原理密切相关的是理论原理。因为工业工人阶级既是马克思主义图式中最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可疑的环节。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必须研究生产过程如何不仅从客观上（工人阶级所从事的劳动类型）而且从主观上（劳动的特定经验或阐释所引起的斗争）塑造了工业工人阶级。或者，以我自己的术语来说，它必须不仅考察生产的纯经济面向，还要考察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面向。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种生产的再概念化也重铸了欠发达理论、国家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劳动力再生产理论，以及更普遍的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中的某些异常和矛盾。
再概念化还可以阐明其他领域的问题，尤其是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很少有人从理论上尝试解释为什么某些群体在某些时候发起运动，另一些群体却并未如此，从而无法理解统治机器对斗争的影响。【9】正如对工人阶级的抛弃是其消极性的后果而不是原因一样，对社会运动的拥抱也往往源于其斗争的事实，而不是其斗争的原因。在这方面，通过从生产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工业无产阶级的历史干预和放弃，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工人阶级，而且可以向工人阶级学习。所有这些并不是说没有什么可从社会运动中学习的，恰恰相反，生产政治这一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女权运动：它对公私区隔的批判，以及它提出的“个人的即政治的”观点。换言之，国家之外存在政治。我也不认为这些运动本身并不重要。然而，这种重要性常常与某种急躁搞混了，急躁表现在急于在此时此地发现一个行动者，而没有考察其在统治的微观机构（micro-apparatuses）中的基础，也没有考察微观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对这些统治形式的转变所施加的障碍。
最后，研究工业工人阶级或任何其他被压迫团体的原因必须是政治性的。工业工人阶级仍然代表着最基本的批判点，无论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者的产品被私人占有）还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直接生产者的产品被集中占有），都是如此。直接生产者立场体现了对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这种形式的替代形式，也就是，由生产者（个体的或集体的）控制其产品的原则。但是，工人阶级在实现这一原则上的任何失败都不会使它遭受的苦难失去价值，也不会免除我们考察其被压迫形式的责任。
我并不否认存在其他形式的压迫，例如性别或种族压迫。我也不相信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将自动消除这些压迫。尽管性别和种族支配可能比阶级支配更为强韧，但是阶级仍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这意味着两点。首先，阶级更好地解释了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再生产。其次，种族和性别支配由它们所嵌入的阶级决定，而不是阶级支配的形式被种族和性别所决定。因此，任何消除非阶级支配形式的尝试，都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它们被视为阶级社会）之中存在的限制和变迁特性。
在这一点上，如果我追溯生产政治概念的起源，【10】或许会对读者有所助益。我在联合跨国公司的南芝加哥分部加工柴油发动机零件时，此概念第一次浮现出来。从1974年6月至1975年4月，我做了10个月的杂项（miscellaneous）机器操作工，在此期间，哈里·布雷弗曼发表了开拓性的著作《劳动与垄断资本》。它未能解释我在车间的经验，也无法说明工作对我和我的操作工同事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正在构建自己的车间生活，这种生活把布雷弗曼所抱怨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视为理所当然。在布雷弗曼看来，我们的工作可能没什么技巧，但是它们充满了创造性，它们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有时甚至给了我们太多的自主权。不确定性很诱人，也很伤脑筋。如果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工作的客体化（objectification），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它不能被简化为某些不可改变的资本主义定律。我们参与到自身从属地位的生产中，并为之制定了策略。在对我们的剥削中，我们自己是积极的同谋者。这一点，而不是主体性（subjectivity）的破坏，是如此非同凡响。
布雷弗曼没能洞穿我的日常生活，说来也奇怪，倒是那时非常流行的葛兰西、普兰查斯和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关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抽象理论提供了洞见。他们所分析的霸权，即统治阶级的利益表现为所有人的利益、大众阶级国家的建构、权力集团的构造、从属阶级的去组织化、法律的相对自治，诸如此类，就如它们与公共权力领域密切相关一样，也全都与工厂密切相关。因此，集体谈判具体地协调了工人和管理层的利益，申诉机制将工人建构为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工业公民，内部劳动力市场在车间形成了具有占有欲的个人主义。这些制度实现了权力的平衡，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限制了工人的斗争，但也限制了管理层的专制冲动。管理制度提供了一个自我运转的场域，它不受管理层的破坏，这为工人提供了建立有效工作关系的机会，并吸引他们投入到对资本主义利润的追逐之中。合作围绕“赶工”即一种“游戏”进行，游戏的目标是确定一定的配额，其规则得到工人和管理层的认可和捍卫。“赶工”游戏最初旨在缓解无聊，并给八小时的钻孔、铣削或车削工作赋予某种意义，却产生了认同规则并掩盖塑造规则之条件的作用。【11】仅当违反规则时，强制才会被使用，但即便在那时，强制也有边界，边界自身则是更大游戏的一部分。简言之，当我们在机器上埋头苦干以完成配额之时，我们不仅生产了柴油机的零件，生产了合作和支配关系，而且生产了对那些活动和关系的同意。
我将体现和保障这种霸权秩序的管理制度称为“内部国家”，意在强调它与“外部国家”的相似之处。然而，一旦国家之外还有政治，即在国家政治之外还有生产政治这一中心论点得以确立，“内部国家”概念的分析价值就很有限了。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它必须被取而代之。首先，它模糊了国家与对有组织的强制手段的垄断这二者之间的本质联系，强制则由男女武装团体所保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仍然是决定性的权力核心，因为它保障了存在于国家以外的家庭、工厂、社区等组织之中的权力集群。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政治是“总体”（global）政治；它是政治的政治。抛弃“内部国家”概念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对工厂的不合理的关注。没有明显的理由将工厂机构称为“内部国家”的同时却拒绝以此称呼家庭机构。因此，我坚持生产政治的思想，其中心和对象不是“内部国家”，而仅仅是生产的政治机构。工厂政体的概念涵盖了这些机构以及劳动过程的政治效果。
工作场所机构与国家机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不可避免地引致了二者相互关系的问题。联合公司（allied corporation）是著名工业社会学家唐纳德·罗伊在三十年前细致研究过的同一家工厂，那时他在工厂担任摇臂钻床操作工（radial drill operator）。因此，我得以描绘战后时期工厂政体的变迁，但是我从未成功地将长期变化（由于国家开发了规制生产机构的新形式所导致）与企业的特定变化（特别是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境中）隔离开来。的确，我倾向于强调，罗伊做工的吉尔公司被吸收到联合跨国公司中——公司从竞争领域进入垄断领域——是对从专制政体到霸权政体的轴心运动的主要解释。
毫无疑问，【12】将生产政治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的主要灵感来自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关于布达佩斯红星拖拉机工厂的卓越社会志（sociography），他于1971年在该工厂担任钻工。将我带入唐纳德·罗伊研究之地的幸运之风，也将我带入了一个机器车间，用工作组织的术语来说，该车间的技术和薪酬系统与红星工厂的车间极为相似。但是生产政治不可能有更大的不同了。联合公司的霸权政体依靠工厂机构的相对自主权，在规制工人阶级斗争的同时也限制了管理干预，而红星的专权政体则为管理层提供了一种强力手段，使之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人。国家与工厂关系的重要性立即显现出来。在联合公司，工厂机构和国家机构在制度上是分离的，在红星它们则融为一体。可以肯定的是，国家干预塑造了联合公司工厂机构的形式，但是在生产现场它并未实体性地存在。在红星，管理层、党和工会在生产现场都是国家的膀臂。
我之所以称红星的政体为专权的，是因为强迫胜于同意。我称之为官僚专权（bureaucratic depotism），因为它是由国家的行政等级制所构建。相比之下，市场专制则由市场的经济鞭挞所构建，国家仅调节市场关系的外部条件，也就是说，国家保护市场关系以及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在市场专制主义（马克思笔下现代工业工厂政体原型）下，国家与工厂政体分离，国家并不直接塑造工厂政体的形式。而在霸权政体下，国家和工厂机构在制度上虽然也是分开的，但是国家通过规定诸如生产现场的组织机制以及斗争的解决机制，塑造了工厂机构。我们的三种政体类型如下表所示。
第四单元——集体自我管理——结合了国家—工厂关系的一个不同形式，其中工厂机构由工人自己管理。【13】但是，国家，或至少某些中央行政机关，规定了工厂进行自我调节的条件，即规定了从何种来源获得何种原材料以生产何种产品。此外，该中央计划机构通过工厂理事会的制度化参与机制，受到自下而上的影响。
上表提供了本书的出发点。仅从两个机械车间的研究中推断出的四种工厂政体有何意义？！特别是，市场专制主义、霸权系统和官僚专权与早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是否存在关系？如果存在，这种关系又是什么？在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还能找到哪些其他类型的工厂政体？它们的再生产和转化的条件是什么？不同政体的影响如何，尤其是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如何？我们能否将其效果与其他制度的效果区分开来？对于从一种政治系统（生产政治与国家政治的结合／表达）向另一种政治系统的转变，我们能说些什么？这在多大程度上被那些系统固有的趋势所塑造？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国际性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所塑造？我们只能通过将政体置于特定经济和国家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开始回答这些问题。
在继续探究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将生产的政治机构与其物质基础（即劳动过程）相分离。因此，本研究的第一部分将尝试通过详细考察布雷弗曼的著作，为工厂政体和生产政治两个概念的理论化确立前提。对布雷弗曼而言，劳动过程的一般概念涉及两类活动的组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资本主义的标志性特点就是它们的分离，这在工人看来就是支配。在此，我们将寻求一条稍微不同的路径，将劳动过程定义为男人和女人为了生产有用之物而进入的社会关系。【14】我把工人与管理者之间以及两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称为生产中的关系。这些必须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剥削关系相区别。前者是指任务的组织，后者是指从直接生产者中抽出剩余的关系。应当指出，剥削关系是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的一部分，后者还包括组织剥削的单元（units）之间的关系。因此，生产关系既包括剩余的攫取又包括剩余的分配。尽管生产关系唯一地定义了一种生产方式，但相同的生产中的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即相同的劳动过程）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因此，我们所指的不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而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过程。
一旦将劳动过程从概念和执行的统一／分离替换为一种关系，重点便从支配问题转换到再生产社会关系的问题。尽管在制度和功能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但这恰恰是生产机构概念背后的理论灵感之所在。因此，就像生产机构可以再生产支配关系一样，国家机构也再生产了生产中的关系和剥削关系，例如源于生产之外的性别关系和种族关系。
鉴于我对布雷弗曼著作的讨论强调了劳动过程直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本书的后续部分处理的是斗争，因为它们也被不同类型的生产机构所塑造。我将竭力证明劳动过程只是决定生产机构形式的众多因素之一。其他因素通过一系列历史案例研究显现出来。因此，第二章考察了马克思的工厂政体原型——市场专制主义。回到马克思所分析的兰开夏郡（Lancashire）棉纺织工业，我们发现市场专制主义远远不是政体倾向的形式，而是相当特殊的形式。在19世纪，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工业从企业国家转向父权政体，再到家长制政体，不仅反映了劳动过程的变化，还反映了企业之间市场结构的变化。把视线延伸到更远之处，进入美国棉纺织工业中，我们发现从家长制政体到市场专制政体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重要性，或者说，从直接生产者那里剥夺生活资料的方式的重要性。最后，与俄罗斯的比较表明国家机构与工作场所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性。
实际上，第二章说明了市场专制主义的条件是多么成问题的、偶然的和少见的，这些条件马克思或者视为理所当然，或者假定它们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第三章继续阐述了实际的历史可变性，以阐明我所谓的霸权政体的发展。【15】这里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工人不再受制于工头的专权支配，管理必须在同意和强制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同意而不是强制更为盛行。当然，国家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支持程度因国家而异，在瑞典和英国就比在美国和日本要强。如果要发展一个关于国家生产体系和国家政治的图式，那也不能无视各国内部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由市场因素、劳动过程以及工厂、雇员与国家之间的不同关系所引起。最后，我讨论了当代出现的一种专制生产政治的新形式，这种政治带有先前霸权政体的印记。这种霸权专制主义根植于资本的加速流动，它对劳工整体构成威胁，并迫使劳工做出让步，正如劳工在前一时期从资本获得让步一样。
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假定存在一个独特的关于工作的社会主义组织方式，但前提很少接受任何严肃的经验检验。实际上，我们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获得的所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劳动过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过程惊人地相似。如果说没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劳动过程”的话，那么我在第四章指出，存在一种独特的规制劳动过程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独特的生产政治的存在，可以通过比较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予以解释。国家社会主义企业不是通过市场获得剩余的私人攫取和分配，它们所面对的是中央攫取和再分配。国家社会主义企业不是为了追求利润而彼此竞争，而是与中央计划机关讨价还价。企业向员工的让步能力取决于它们与中央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讨价还价能力又与企业对关键产品生产的垄断相关联。经济体系越集中，讨价还价就越重要，工厂政体的二元性就越可能发展：在生产低优先级商品（例如，耐用消费品、服装、食品）的较弱部门形成官僚专权；在生产高优先级商品（例如，煤炭之类的燃料、钢铁、机械）的较强部门形成官僚协商（bureaucratic bargaining）。
国家社会主义还产生了第二种趋势，【16】即企业内部的政治二元主义。资本主义企业在严格的利润约束（硬预算约束）下运作，国家社会主义企业则受国家保护，并在软预算约束下运作。它们不断寻找资源以扩大或维持生产，即使只是为了增强与国家的议价能力也会如此。他们面临短缺，而不是生产过剩，这导致搜寻、排队，最重要的是，不断替换投入和产出。因此，生产会发生节奏性的变化，需要不断地即时调整。结果是出现了劳工被分为核心和边缘两支的压力。前者由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也更有可能是党员或工会官员）组成，他们对生产需求不断变化的紧急情况进行管理，后者则包括无技术或半技术工人，以及通常是农民工人的这些从属群体，他们承担更易常规化的工作。管理层依赖核心工人，核心工人能够获得让步，但只能以牺牲边缘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核心的官僚协商与边缘的官僚专权相互再生产了对方。
企业的议价能力差异导致部门之间的二元性，企业之间供给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内部的二元性。攫取和再分配系统越集中，与中央的讨价还价变得越重要，因此部门之间的二元性更加明显，而管理层通过发展内部二元性来回应供给约束的自主性则减少了。在匈牙利，我们发现企业内部的二元性颇为发达，而在波兰，企业之间的二元性则非常发达。我们将看到，这部分地解释了两国阶级斗争的不同轨迹。
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再生产由国家保障，因而日益独立于企业，这导致了专制政体向霸权政体的转变，同样，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类似的工厂政体的转变。由于住房和社会收益的分配独立于工作绩效，加上所谓第二经济的发展，工人越来越多地获得了独立于企业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在资本主义下，国家使工人免受市场的经济鞭挞，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下，市场的开放则使工人免受国家的政治鞭挞。
在对早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工厂政体的决定因素：劳动过程，【17】企业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所有这些又由更广泛的国际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所塑造。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研究中，这一点尤其明显。第五章探讨了国际力量如何塑造赞比亚殖民地原始积累的一种特定形式。一个非干涉主义的（non-interventionist）殖民国家形成并再生产了劳动供给，企业国家（company state）则对矿工在雇佣期间的工作和休闲进行规定。基于生产机构的殖民特征，我称矿场规制的政体为“殖民专制主义”。一个独特的劳动过程出现了，它以殖民专制主义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后殖民时期国家政治的转变产生了劳动过程的张力，因而引起了生产政治的相应变化，技术原因则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改变之。换句话说，一旦采用了某种“殖民”技术，如果没有采矿手法和挖掘的全面变革，它就不会被改变；同时，技术的有效性取决于一种形式的生产政体，而这种政体已经随殖民国家一起被清除了。
我们对赞比亚铜矿开采的研究以及其他边缘经济的经验表明，生产政治形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受到劳动过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到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限制。它进一步表明，工厂政体在不同国家的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国际进程，受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共同的、不均衡的发展所支配。红星工厂的官僚专权与北罗得西亚（Northern Rhodesia）的殖民政体一样，是国际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产物。同样，英国生产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是该国作为工业先驱国家的历史结果，而且是从边缘和半边缘社会攫取剩余的结果。本书的结论部分对工厂政体的国际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探索。
不可避免地，我的批评者会质疑我如何能通过特定的案例研究得出任何结论。他们将指出我的工厂样本的特殊性，甚至偏差。偏差，当然有！选择这些案例不是出于统计代表性，而是出于理论相关性。【18】19世纪的棉纺织业、吉尔公司、联合公司、杰公司（Jay’s），红星工厂和赞比亚采矿业几乎不能被视为代表性样本。它们甚至不是其所嵌入的社会的“典型”。确实，典型工厂的想法是一种社会学虚构。这是那些只看到一种概括模式的人进行的人工构造——从样本到总体的推断。但是，存在第二种概括模式，该模式试图从整体上阐明社会中起作用的力量，而不是简单地反映一个社会之中，孤立的工厂政体的持续性和变动性。这里追求的第二种模式是从微观情境向塑造它的总体的拓展。根据这种观点，每种特殊性都包含一种普遍性。每个特定的工厂政体都是在社会或全球层面运作的一般力量的产物。我的分析就是要揭示那些侵入到非常具体和独特的工厂政体中的力量。
因此，我们发现，在19世纪的棉纺织业中发现的各种工厂专制主义是劳动过程、市场力量、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和国家干预的产物。联合公司更为官僚的霸权政体在美国的公司部门是独特的，同样，杰公司的无政府主义政体在英国经济的类似部门中也是特有的。哈拉兹蒂撰写了《一个工人在工人的国家里》，就好像这是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工厂的典型工人的肖像。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在匈牙利企业作为一名边缘工人的经历的肖像，该企业在经济改革之时被取消了补贴。因此，本书第四章特意题为“工人在工人的国家里”，强调了哈拉兹蒂经历的特殊性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中工厂政体的多样性。同样，赞比亚早期采矿业政体的专制主义是原始积累和国家弃权的独特形式的产物，这是一些条件的复合体，我们可以称之为殖民主义。在每种情况下，我都试图从特殊性中抽取普遍性。
当然，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这种从具体情况进行归纳的过程，只有借助一个理论框架才能进行，该理论框架已经指出了起作用的关键力量。如果没有我在第一章和其他地方批判地分析和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我永远不可能实现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联系。一个理论框架也会引导我们超越既定事实，超越验证（verification），而达至可能性。我们在我称之为集体自我管理的政治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点，该系统中的类型只是在非常不寻常的情况下短暂实现过。【19】对已实现的——过去或现在——政治系统的分析引出了以下因素的重要性：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了生产政体的再生产而在企业与国家之间形成的关系。在检验集体自我管理的可行性和潜在的不稳定性时，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显著性。
尽管拓展个案法依赖于一个详尽的理论框架，但它根植于我们对工人日常经验的分析。自始至终，我都试图将最抽象、最全面的分析与作为一名工人在早期资本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或殖民主义之中意味着什么联系起来。知识分子与那些他们声称要捍卫其利益的人交换思想，但却没有以这些人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进行研究，这就产生了无关题旨和精英主义的风险。
[1] 严格地说，工业无产阶级是一个阶级的一部分。这里我把工人阶级界定为包括所有不控制生产的薪资劳动者。遵循埃里克·赖特在《阶级、危机与国家》（Class，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1978）第二章中的阐述，以及他最近在《阶级》（Classes, London, 1985）中的重新阐释，区别工人阶级不同部分的不是劳动过程的特征，而是我所说的生产的政治政体。虽然这本书是关于工业工人阶级的，但其观点可以扩展到工人阶级的其他部分，如国家工人，而且我在结论中确实回到了这个问题。
[2] 在这方面，对马克思最有力、最中肯的批判是琼·科恩（Jean Cohen）的《阶级与市民社会》（Class and Civil Society, Amherst, Massachusetts, 1982）。我可以接受她的大部分论点，但不能接受她的结论，在结论中，她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代之以对从经济背景中抽象出来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系统分析。我们将看到，生产政治的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建的一种尝试，其部分目的是为了回应科恩的批评。
[3] Leszek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London 1978, vol. 3, p. 523.
[4] 科恩在此也很相关。一个更流行的阐述是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著作《向工人阶级告别》（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London, 1982）.
[5] 最好的例子之一是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城市与草根阶级》（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 Berkeley, 1983）。卡斯特尔关于城市社会运动的比较历史分析，是一种理论上根深蒂固的尝试，它试图摆脱生产和工人阶级的背景，同时保留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框架的忠诚。
[6] 参见Fred Block, “The Myth of Reindustrialization”, Socialist Review, no. 73, January-February 1984, pp. 59-76.
[7] 关于“新阶级”的理论有很多，但最有趣最新奇的理论之一仍然是阿尔文·古尔德纳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1979）。
[8] 参见Adam Przeworski, “Social Democracy a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New Left Review, no. 122, 1980。普热沃尔斯基（Przeworski）和约翰·斯普拉格（John Sprague）即将发表的关于上个世纪欧洲选举模式的研究强调了社会主义选举策略所面临的困境，该策略是由不断变化的阶级结构所塑造的。
[9] 参见Cornelius Castoriadi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orkers’ Movement”, Telos, no. 30, Winter 1976-1977, pp. 3-42.
[10] 特奥多尔·沙宁（Teodor Shanin）的《马克思与农民公社》（“Marx and the Peasant Commune”, History Workshop, no. 12, Autumn 1981, pp. 108-128）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农民起义感兴趣，但直到现在，我们才认真地尝试去构建一个真正预见到农民的根本潜力的马克思。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存在“认识论决裂”的争论在黑格尔马克思学派和科学马克思学派中激烈展开。20世纪80年代，关于马克思对历史变革及其动因的评价和重新评价的争论开始风行。
[11]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 Sl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1979）故意排除了工人阶级在俄国革命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为在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工人阶级并不是核心。这一论点建立在一个脆弱的假设上，即这三场革命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必然是由相同的力量引起的。
[12] 这里最著名的作品是爱德华·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Harmondsworth, 1968）。但是现在关于手工艺工人抵抗资本主义侵蚀的文献迅速增加（见本书第二章）。
[13] 这种趋势最好的例子是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因此，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受害者的矛盾观点可以用进化的术语来表述，即早期的激进主义让位于后来的沉默。贯穿本书的始终，但最明显的是在第二章，我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不足之处，并以强调工厂政体在塑造工人阶级利益和能力方面的中心地位来代替之。
(1) “apparatuses”，在中文中有“装置、设备、仪器、器官”的意思。本书中统一译为“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