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导言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完成了一项罕见的壮举，他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作的评价和分析结合起来。在此，批判和科学是同一研究的两个面向。它们一起协调发展。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这两个面向被分开了。它们互相干扰并阻碍了对方的发展。在这一章中，我将尝试说明批判如何能够限制资本主义运作的渗透。[3]

在第2小节，我会提出资本主义控制的实质只能通过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比较来理解。相比之下，布雷弗曼则是从资本主义之内的、手工艺工人的立场出发，他们身上体现了概念和执行的统一。当资本主义不断创造出新技术和新手工艺工人[4]，它也系统地摧毁了他们。摧毁的方式，用比尔·海伍德（Bill Haywood）的话说，是“将管理者的头脑”从“工人的帽子下”拿走。[5]

手脑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动分工方面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一步。【24】它从一开始就内在于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并且在资本家的管理下，在资本主义的历史长河中发展。但是直到上个世纪（译者按：指19世纪），透过生产的规模化、现代公司依靠迅速的资本积累而得到的资源，以及概念化机构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种分离才以一种系统和正式的样式制度化了。[6]

然而，为什么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原则，而不是贯穿于所有存在阶级分化的生产方式的原则，并不完全明确。布雷弗曼没有细究这种特殊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形式以达到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质的理解。他用未经证实的关于“对立的社会关系”和“控制”的假设神秘化了其分析，而没有解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意义。只要布雷弗曼坚持只关注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化，他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结构，进而也就无法理解它与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之间的关系。

什么样的“外部”视角可以被采用呢？布雷弗曼确实参考了动物世界来发展他的一些观点。[7]对于动物来说，概念和执行是不可能分离的。对于人类来说，由于他们从事的是有目的的行动，这种分离总是可能的。但是这并不能揭示资本主义下这种分离的特殊性。另一种出发点是某种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对布雷弗曼而言，这一观点是通过将内部的资本主义图像颠倒过来而推断得出的，它也就无法告知我们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任何新知识。[8]与之相反，我建议将封建主义作为出发点。

在第3小节，我会考察布雷弗曼的理论框架。“这是一本关于自在的工人阶级，而非自为的工人阶级的书……它自愿限定在阶级的‘客观’内容上，而忽略了‘主观’方面……”[9]我将尝试说明，对资本主义控制的理解，几乎可以说根据其定义，不能不通过关注工作的“主观”成分而达到。不过，问题不仅仅在于“主观”和“客观”的脱节，而且在于这一区别本身。[10]经济“基础”不能被认为是界定了特定“客观”条件，即“自在的阶级”之后，才被“上层建筑”即所谓的主观方面所激活，以形成或不形成“自为的阶级”。【25】相反，生产过程本身必须被看成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几方面不可分割的结合体。

“自在／自为阶级”体系使布雷弗曼得以忽略所有那些日常的反应，正是这些反应泄露了工人如何以及为何默许了更“现代”、更“科学”和更加“非人性化的劳工监狱”，还有“工人们为何愿意忍受如此明显的、不断摧毁人类安康和幸福的安排”的秘密。[11]反讽的是，布雷弗曼放弃了可能阐明资本主义控制和同意之本质的研究：他认为它们是“社会科学的传统支流”，类似于“人事部门的小把戏”。[12]工业社会学可能会掩盖许多东西，或者最多提供一个有限的批判，也可能将存在之物视为必不可少和一成不变的，但是无论如何，它揭示了劳动参与到利润追逐中的具体形式。

正如对劳动过程“客观”方面的倚重，阻碍了布雷弗曼对特定形式的“控制”，尤其是泰勒制的日常影响的理解，同样的单一视角使他将作为意识形态的泰勒制和作为实践的泰勒制混淆起来。这种关注也妨碍了对劳动过程的历史趋势和变化做出解释。然而，布雷弗曼将概念和执行分离趋势的描述提升为解释，从而同化了原因和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各种假设，包括资本家和管理者的利益、他们的意识以及他们将自身利益强加给从属阶级的能力。

在第4小节，我提出布雷弗曼的社会主义概念被他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限制了。他对概念和执行关系的排他性关注，经常使他把机器和技术看作是中立的，虽然它们并非如此。他还把早期资本主义的浪漫概念转变成了一幅社会主义未来的有限愿景。

在第5小节，我将论及布雷弗曼将劳动过程和社会其他方面联系起来的方式。在此和第3小节一样，我注意到，因为不可抗拒的退化和商品化的力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最远的角落，他将原因和结果混为一谈。这是他批判的实质：强调资本对社会的支配，而不是这种支配所预设的条件的问题性。

最后，在第6小节，我认为布雷弗曼的分析是一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产物。他的著作表现了资本在美国明显不受束缚的主导地位——它吸收或排斥替代物的能力、纳入变迁和批判的能力以及必要时消除反抗的能力。【26】将表象错当成实质不仅源于布雷弗曼表达的总体（expressive totality）和随之产生的关于历史的目的论观点，而且是因为缺失了比较框架，而比较框架可能会提供一些有关替代性发展模式的见解。我将引用葛兰西的著作，将之作为一个比较法的例子，来考察可能性的限制。然后我将推断劳动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内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变化的原因。换言之，正是由于《劳动与垄断资本》与其产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布雷弗曼才更加不顾一切地坚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