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云烟红尘，寒门世家
有人喜欢花草树木，流连于山水田园之间；有人钟情于诗酒琴茶，于陋室之中亦能享受无穷乐趣。在这纷繁喧嚣的尘世，倘若心中有所追求，有所寄托，内心才不至于荒芜。
纷纷乱世
光阴似水，乱世流年。
蓦然回首，已不知世事几度更迭。
昔日王谢堂前的燕子，飞入窄窄的乌衣巷；朱雀桥边的野草野花，在晨风中轻轻摇曳。
我们踯躅于历史的街巷，时而看灯火阑珊，时而叹往事如烟。曾经的亭台楼阁已不可寻觅，无声无息地化作风中的尘埃；曾经数不尽的风流人物，也早已被大浪淘尽，留在了历史的彼岸。
辉煌也罢，衰颓也罢，细细品来，不过是一场又一场错乱的相逢；功名也罢，爱情也罢，最初都是以华丽的面目登场，却逃不脱黯然退场的命运。
于是，便愈发珍惜如今的静好岁月，只愿守着一方庭院，一间书斋，守着自己心爱的人，度过波澜不惊的一生。深谙自己只是红尘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女子，有小欢喜，亦有小悲切。然，庸常俗世，亦躲不过沧海桑田，世事多艰，只愿初心依旧从容不变；纵使外面灯红酒绿，车马喧嚣，我只欢喜于素净的书页中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所钟情的诗人，他早已告诉过我“心远地自偏”，他是如何在那残忍的岁月中隐忍度日，如何在纷纷乱世之中守节自持？陶潜，这个东晋时期高蹈出世的诗人，为我的心开辟了一片广阔美好的世外桃源。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无限漫长的距离，追逐光明的脚步总是在漆黑的隧道里跌跌撞撞。陶潜，我所热爱的诗人，他也曾是那个上下求索而屡屡受挫的人。
当我的指尖不经意间划过记载着那个时代的古籍书页时，才知道，那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还要黑暗的时代。《晋书》《南史》《北史》《十六国春秋》，将我不自觉地卷入它的刀光剑影之中。
琅琊王氏的威名在耳边呼啸可闻，豪气干云的王氏兄弟王敦、王导将西晋的旁系皇族司马睿扶上龙椅宝座，为避“五胡乱华”，他们衣冠南渡，在南人势力盘踞的江左重镇建都，始称“建康”，将朝代改为“东晋”。
东晋，最初让我想到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在江南的山阴，文人雅士云集于此，吟赏春天；东晋，还让我想到落在谢氏门前的那一场雪，才女谢道韫将“雪”巧妙比作“柳絮因风起”。王谢均是东晋名门。谢道韫嫁给王羲之的次子王凝之，一度成为美话佳谈。后人只羡慕王羲之的妙笔书法和名士风流，却不思量他背后那个曾经煊赫朝野又何以一落千丈的世家大族；而我只羡慕谢道韫的“咏絮之才”，以及她出自名门的荣耀身世，却不知道在东晋的门阀士族之间存在着怎样无休无止的争夺与杀戮。
王羲之是琅琊王氏的后裔，他的两位叔父王敦、王导是东晋政权的奠基人，开启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司马睿感受到了王氏家族的威胁，在试图削弱王敦、疏远王导的同时，却反被“王敦之乱”恐吓，以至于忧愤而死。但王敦并没有胜利，琅琊王氏反而因此事受到牵连，就连没有参与叛变的王导也在朝廷中心灰意冷，从此沉寂下去。
因此，在东晋，我并不羡慕那样的门阀士族，他们不仅要肩负一个王朝兴衰的命运，还要面对政治上如履薄冰的厮杀。史书里记录了太多这样钩心斗角的故事，东晋的皇帝一个比一个命短，难道不是因为阴谋诡计，难道不是因为心怀抑郁和恐惧？
或许从选择衣冠南渡、偏安一隅时开始，东晋已是屈尊苟活的命运，自身病危体弱，矛盾重重，岂能望它以团结之力收复当日失去的山河？“五胡”的铁蹄不敢跨过长江，却能够隔江听闻对岸的内乱，观看萧墙之内燃起的战火。
那场由皇权和王氏士族斗争而爆发的“王敦之乱”之后，紧接着是“苏峻之乱”。苏峻——一个靠参与平定“王敦之乱”获得战功的流民，在直通建康的屏障之地——厉阳，壮大了自己的实力。皇室外戚庾亮，心生一计，恰巧借助苏峻在厉阳的兵力以削弱其他士族的力量，他诏令苏峻入京，逼其谋反，进攻建康，在政治上以达到重新洗牌的目的。
此时，陶潜的祖父陶侃凭借赫赫战功已由一介布衣成为东晋的名将，他与温峤一同受庾亮之命回京平定“苏峻之乱”，终获成功。
几度周折，“王敦之乱”“苏峻之乱”虽然最终得以平息，然而这一场又一场的内乱，使本就国力衰微的东晋雪上加霜，更让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东晋皇帝胆战心惊，他们多是病死于最好的芳华，成了历史上最卑微的皇帝。
晋明帝平定了“王敦之乱”，却只在位四年便离世了。他的儿子晋成帝在位期间，“苏峻之乱”得到平定，但是年仅二十二岁的晋成帝突染疾病去世。之后，晋康帝继位，在位仅三年又去世了。晋穆帝司马聃十九岁英年早逝。晋哀帝因迷信长生不老之术服丹药过多，在位五年就去世。其弟司马奕继位，在位第六年被权臣桓温所废，史称“晋废帝”。桓温立晋简文帝司马昱为傀儡，把持朝政。晋简文帝只在位八个月，便病逝。晋孝武帝司马曜的死更是荒诞，竟因在喝酒时挖苦宠妃张贵人，而被对方用被子捂死。晋安帝在位九年时，干脆被桓温的儿子桓玄降为“平固王”，而后桓玄建立“桓楚”政权。
武将刘裕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击败了桓玄，迎立晋安帝复位。此后，他又平定“孙恩卢循之乱”，攻灭“桓楚”“南燕”“谯纵”“后秦”等割据政权，成为东晋王朝炙手可热的人物。
东晋元熙元年（419年），刘裕毒杀晋安帝，晋恭帝司马德文继位，但很快被迫禅位并被杀害。至此，东晋王朝彻底灭亡，刘裕成功建立“刘宋”王朝，门阀专政的时代亦落下了帷幕。
当初，那个苦心孤诣的司马氏家族好不容易从曹魏手里夺得天下，却怎么也料想不到只将西晋王朝维持了短短的五十一年，更无法料到司马氏的皇孙后代竟受到这般屈辱。
合上书，掩卷沉思，字里行间泛起的腥风血雨依旧让我心有余悸。而我们的诗人，陶潜，能够于这乱世活出一派云淡风轻的姿态。我起初羡慕那些风风火火、气吞山河的勇士，钦羡门阀士族里那些峨冠博带的名流，但是在阴霾落下之时，他们无不成了被欲望与野心驱使的亡命之徒。他们躲避黑暗却又在制造黑暗，唯有陶潜，选择轻轻地挥一挥手，折返回他的茅庐。
风起天阑，星落权衰。乱世枭雄，英雄美梦。眨眼间都不过是一场虚空。
唯有月朗风清，山河美酒，诗书画卷，抵得过似水流年。
如诗人这般心中光明，自得其乐，此生复何求？
曾祖荣光
边城烽火，血浸风沙。
胡骑扬戈，啼声飒沓。
生逢乱世，纵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权臣玩弄政治的棋子，纵使显赫荣耀的门阀也在斗争中胆战心惊。
皇宫深院，高墙金顶，昔日权倾天下、肃穆庄严的殿堂，成了囚禁人身心的牢笼；宝马香车，锦衾玉食，是腐蚀人心的毒药。因此，有人想要逃离，寻找无忧无虑、清净纯洁的世界；有人择善友而居，晤谈于一室之内，思考最本真的人生。
在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之外，应当存在一片闲云野鹤的江湖，人的生命可以得到自由的舒展。人们可以选择做一颗轻盈渺小的尘埃，无忧无虑，随风飘扬；亦可以满怀壮志，学做一只凌空飞翔的鸟儿。
在那个偏远的庐江郡，树木四季成荫，溪水常年不断，天空永远是那么澄澈明净。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便来自这样一个地方。
生逢乱世，我宁愿选择这样一个出生之地，那里是遥远至无人问津的村庄，是质朴纯洁的布衣之家，而不愿意被戒备森严的宫墙深锁，被虚名浮华捆绑。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应该拥有快乐，否则生命将是一滩腐臭的死水。
虽然这里的人们被轻视为野蛮的溪族，然而，恰恰是古朴纯粹的环境给人无穷无尽的力量，溪族人是快乐的。他们远离政治斗争的纷纷扰扰，守护着他们原初的生命力，因而溪族人是遒劲的。
溪族少年陶侃，之所以能在后来成为军功赫赫的勇士，或许正是因为这宽松自然的条件给予他充足的成长。他先天的禀赋则来自那位曾在三国孙吴时任扬武将军的父亲——陶丹。
吴国灭亡后，陶丹为家族奠立的基业化为泡影。原以为这个不幸的家族就此没落，却不料当陶丹带着一家老小从鄱阳郡搬迁至庐江郡隐居后，成了这个家族重新出发的起点。
陶侃虽然家境贫寒，可是他不像那些目不识丁的村夫甘愿沉湎于庸常琐碎的生活，他的父亲遗留给他的那些关于丰功伟绩、出师伐国的梦想始终激励着他。父亲陶丹死后，他和他的母亲湛氏都在奋力振兴家族的事业。
史书记载，有一天，同郡的孝廉范逵来陶侃家投宿，当时冰雪连天，陶家一无所有。陶侃的母亲湛氏为了招待好范逵，只能剪掉自己的头发去换米，又砍下房屋的柱子当柴烧，还割断草席用作草料拿去喂马。到了傍晚，她终于端上精美的菜食，范逵及他的仆从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对于一介寒素之士而言，为了求得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实在不易。陶侃素日以士族的要求塑造自己，这一次终于在范逵面前展露了自己的辩才，赢得了范逵的赏识。
次日，陶侃依依不舍地将范逵送至百里多远仍不愿归去。直到范逵说，到了京都洛阳，一定为他美言一番，陶侃才松了一口气。
陶氏母子几乎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来之不易的机遇之上，也许正是他们的这份执着和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范逵。
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曾有过这样一闪即逝的机会。我们曾经也是多么虔诚地捧着一颗心去迎接生命中这神圣的时刻，然而，最终只能与之擦肩而过。抑或，我们曾经抓住过这样的机会，在欢天喜地之后又渐渐麻木，错失了往后的一个又一个良机。
于年轻人而言，人生是一条漫无尽头的路，只抓住一次机会是远远不够的。人生是一座又一座翻越不尽的山，真正的勇士将做足翻山越岭的准备。正如孔门弟子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初出茅庐的陶侃，最开始从范逵那里求得的官职只不过是庐江太守张夔身边的一个小小的督邮，领枞阳县令。然而他在任上颇显才能，尤其因为在冰天雪地之间替张夔生病的妻子赴几百里之外去求医而广受称赞。士人的美德几乎都能在陶侃身上找到，因而他虽然被误嘲为“溪狗”，却能凭借其才能和道德令人刮目相看。
陶侃人生中所遇的第二次转机当是受到西晋名将刘弘的器重。西晋末年，张昌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受命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的刘弘，任命刚刚在“八王之乱”中施展了军事才华的陶侃为南蛮校尉长吏，领大都护，开赴襄阳，讨伐张昌。陶侃不负众望，斩敌数万，大败张昌，被封为东乡侯，食邑一千户。
此后数年，陶侃又多次出征讨伐，均获全胜。
在战争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使陶侃几乎走向了权力的巅峰，成了东晋时期屈指可数的枭雄。
太宁三年（325年），陶侃为都督荆、雍、益、梁诸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后又封太尉、长沙郡公，并加都督交、广、宁七州军事。
“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陶渊明在他的《命子》里这样写道。
曾祖陶侃气贯长虹的战绩和名震四海的功勋令陶渊明倍感荣耀，所以，少年时期的陶渊明也曾写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诗句。
曾祖耀眼的功勋是令人难以企及的，像他这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一生痛快淋漓真叫人大呼过瘾。然而，有多少人的一生能这般气势壮阔、激情豪放？人生更多的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空有满腹才情，却毫无施展之地。才华有如暗夜里独享的珍珠，能照见自己的灵魂，却无法普照天下。
“天子畴我，专征南国。”这一句才道出了陶渊明的心声吧，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古今中外有多少失意之士都在哀叹自己生不逢时，陶渊明也是其中之一，他四十一岁之后，选择彻底与官场决绝，正是无奈之举。没有伯乐赏识的千里马不过是庸人眼里的笑话，有多少人因为那位才华横溢的盛唐诗人李白被赐金放还，而嘲笑他当初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狂妄的诗句；又有多少人像苏东坡一样受了才华的连累。
也许，陶渊明从他的曾祖陶侃身上获得的启示，并不是学会如何收获世俗的成功，他所崇拜的也不只是曾祖创立的丰功伟绩，而是《命子》里紧接着的后几句：“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陶渊明更看重的是曾祖那种乘势而起、功成身退的智慧。
他在《命子》中写出“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以及“时有语默，运因隆窊”这样的句子。在梳理家族历史的过程中，陶渊明发现，一个家族的命运是随着时代的改变波澜起伏的，而人在其中所能做的便是懂得“用舍行藏”的道理。
陶侃一生战功赫赫，最终还帮庾亮平定了苏峻之乱，保住了东晋王室的地位，然而他还是遭受了当时士族们的轻视与排挤。
曾经，陶侃与羊晫同车去拜访东吴名士领袖顾荣，被吏部郎温雅看到，后者讽刺羊晫：“奈何与小人同载？”甚至在古稀之年，陶侃还被温峤称作“溪狗”，这仅仅因为他是寒素出身。晋代的门第之见是很深的，像陶侃这样没有家世背景做支撑的人物，在名士们的眼里不过是草莽英雄。而他又是以县吏进入仕途，以军功致高位，这派一往无前的实干作风，让高高在上的士族们感受到了威胁。他们一方面无力抵抗晋王朝江河日下的命运，要借助陶侃这样的军阀维持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却以玄雅风流自居，尚清谈玄远，瞧不上身体力行的陶侃。
咸和七年（332年），陶侃病重，辞去了官职，两年后去世。他生前的功勋也一并随着他的去世陨落了，只记载在几张薄薄的纸页上。
陶侃死后，由于庾亮等门阀士族的打压，陶氏家族很快就衰落了。不过，陶侃给陶氏家族带来的最大影响不在于政治地位，而在于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荣木》（节选）
“先师”指的是孔子，陶侃之后，陶家形成了这种自强不息，反对浮华游惰的家风，在陶渊明的心中埋下了美好的种子。
外祖遗风
万里月华，寒夜有风。
青山月影，流水悠悠。
红尘陌上，渊明，你一路寻觅。忆起先祖们当年斩关夺隘、仗剑倾城，忆起他们风流倜傥、气宇轩昂。那一段历史，那样的人，缘何转瞬化作吉光片羽飞去，只留下一个孤独的你，于这人世间寻寻觅觅。
沐浴在先祖们给自己留下的一点点微光之中，你反复咀嚼吟味，与思念轻轻相拥。在风与雪的回眸中，一边叹息流泪，一边厮守着这一盏点亮了你孤独心灵的灯。
寻根，在历经了半世风尘之后，是为了找寻一个精神的寄托之所，心灵的栖息之地。
渊明，在你辞官归来之后，在荒凉的清冷之夜，在僻静的茅庐小屋，你动情地回忆着那一位“名冠州里，声流京师”的外祖父，写下了长长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你原本以为，比起你的外祖父，自己不过是一个无名无姓的酒徒，世人将会通过这一篇传记了解到你的为人，你也曾受过这等名流的熏陶，血脉里流动着他的高贵与非凡。然而，事随时易，你的风雅与宁静早就流传千古，化作一曲曲颂歌，你的名气已经超越了你心中无法企及的人物。
你用你光辉的笔墨向我们娓娓诉说你的外祖父高风亮节的一生。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东晋一代名士。
孟嘉才思敏捷，学识渊博，气度不凡，是一位温润儒雅的文士。他的曾祖父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孟宗，在三国时代官至吴国大司空，以孝行著称于世。《二十四孝》中“孟宗哭竹”的故事讲的就是孟嘉的曾祖父孟宗。传说孟宗的母亲生前喜欢吃笋，孟宗在冬节祭母时，因笋未生而入林哀叹，林中便有新笋破土而出。
孟嘉的祖父孟揖做过庐陵太守，作为吴国旧臣的后人能做这样的官，主要仰仗家族的德望。
孟嘉虽出身名门，但家境贫寒。年少时父亲去世，他在供奉母亲的同时，还带着两个弟弟潜心读书，终有所成。
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外祖父：
君讳嘉，字万年，江夏鄂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闺门孝友，人无能间，乡闾称之。冲默有远量，弱冠，俦类咸敬之。同郡郭逊，以清操知名，时在君右，常叹君温雅平旷，自以为不及。逊从弟立，亦有才志，与君同时齐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声流京邑。
孟嘉的名士风范不仅使同郡的文士对他钦佩有加，而且赢得了诸如庾亮、桓温等人的赏识。这些人对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甚是鄙夷，对孟嘉却十分赞赏，只因后者出身高贵，且具有名士风流。
建元二年（344年），因为声名日甚，孟嘉被庾亮辟为庐陵郡的从事，从此步入仕途。在庾亮的幕府中，孟嘉深得器重。此后，孟嘉又分别担任过安西大将军功曹、江州别驾、巴丘令等职位。关于孟嘉的形象，在陶渊明为其所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有两则轶事，极能显示其名士风度。
太尉颍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陕之重，镇武昌，并领江州。辟君部庐陵从事。下郡还，亮引见，问风俗得失。对曰：“嘉不知，还传当问从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诸从事既去，唤弟翼语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辞出外，自除吏名，便步归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欢乐，怡怡如也。
庐陵从事，是庾亮都督府中分管有关庐陵郡事务的官员。孟嘉从庐陵郡考察归来，庾亮问他郡中事务，理应汇报述职，他却说回到传舍再问从吏，这便是名士“居官无官官之事”的派头，因此，尽管失职，却更得庾亮赞赏。
还有一件更广为流传的事——龙山落帽。
桓温十分欣赏孟嘉的才华，任命他为参军。重阳节来临之际，桓温带亲眷部属到附近龙山赏菊，并设宴与众人把盏共话佳节。一阵风吹过，孟嘉的官帽被吹落，而他自己浑然不觉，周围的同僚想提醒他，桓温则用眼神示意大家不要作声，看他会如何处理。
过了许久，孟嘉仍未发现官帽掉落，还起身如厕。桓温便命人将帽子取回，还叫人写了文章来取笑孟嘉。等孟嘉回到座位，看到别人写的戏谑文字，马上叫人拿来纸笔予以回应。只见他未做任何思考，便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才思敏捷，文辞超卓，众人看了之后都自叹不如。
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后来成了诗文中经常出现的典故。后人以“孟嘉落帽”“落帽参军”等形容文人才思过人、风姿卓然。就连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在游历龙山时，也写下过“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的诗句。
永和元年（345年），孟嘉厌倦了官场，心生退隐之念。兵部委任他为尚书删定郎，他没有推辞，却也没有上任。后来，晋穆帝司马聃因其美名，希望见他一面，也被他推辞了。第二年，孟嘉辞官回乡，终于远离束缚，开始了悠闲的退隐生活。
孟嘉脱略形骸、放浪形骸的性格对陶渊明的精神气质影响是极大的。
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这样写道：
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
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近自然。”
陶渊明好酒，深谙酒中之趣，孟嘉亦是如此。
渐近自然，是孟嘉追求的境界，也是陶渊明追求的境界。
门衰祚薄
时光若水，穿尘而过。
往事随风，曲终人散。
走过春风十里，看过繁华苍凉，才深知欢娱苦短，世事难测。
昔日美好的红尘往事，转瞬已成空。
陶侃死后，陶氏子弟开始争夺财产和爵位。身为世子的陶夏杀了弟弟陶斌。
这让一直想要打压陶氏家族的外戚庾亮抓住了把柄，他向皇帝奏疏陶夏的罪恶。
五年后，陶侃的另一个儿子建威将军陶称忽然被庾亮任命为南中郎将、江夏郡长。陶称闻之大喜，在自己的两百卫兵护卫下，前往武昌晋见庾亮，向他道谢。
不料庾亮当众斥责陶称前后所犯的过失，并将他收捕，判弃市刑，立即执行，然后才上表疏给成帝例数他的罪状。比如陶称在他父亲陶侃死时，不居丧，荒耽于酒，昧利偷荣。比如和将军郭开一起到长沙为其父陶侃奔丧，路上怀疑郭开归附陶侃其他的儿子，竟将郭开反绑帆樯之上，并用弹弓弹射他。“观者数千，莫不震骇”并声称陶称“不忠不孝，莫此为甚”。
陶称的真正死因，或许只是因为陶称是陶侃的儿子。庾亮与陶侃不和，时人皆知，陶称为人骁勇，手握强兵，也为庾亮所忌。
在此前一年，庾亮打算利用其占据东晋上游的兵力，联合郗鉴，罢黜皇帝身边的重臣王导。而陶称将这一消息透露给了王导。
此次庚亮的“突然诛杀，完全报复私仇”。
史册上载，陶侃有十七个儿子。但翻阅史书，发现陶侃的儿子们除战死或早死之外，其他著之于史册的却多因种种原因“非正常死亡”了。
陶氏家族虽因陶侃个人努力而爬上了东晋统治王朝的金字塔顶，但草根的出身，仍然无法使这个励志青年繁殖起来的小家族改换血统，变得出身高贵。
东晋王朝仍是司马氏和来自北方的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共享的天下。
庾亮作为皇帝的外侄，和陶氏家族相比，在政治地位上具有天然的优势，他被分派到陶侃曾经掌控的荆州后，当然要打压握有兵权、盘踞荆湘多年的陶氏家族。
陶氏家族的没落无不跟门阀士族的打压有关。以至于后来，再无像陶侃那般跻身仕途、叱咤风云的武将，却出现了像陶淡、陶渊明这样的隐士。
陶氏家族中出现的第一个隐士当是陶渊明的叔父陶淡，陶淡是陶夏的儿子。
陶淡的父亲陶夏当年因为杀了自己的叔父陶斌而被庾亮奏请皇帝治罪，那时候陶淡才刚刚出生，父亲便死了。
陶淡生性淡泊，喜欢离群索居，“于长沙临湘山中结庐居之”，为躲避州郡长官的征辞，最后竟然躲到了深山之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和陶渊明比起来，叔父陶淡似乎更为坚定地想成为一位“隐士”，且热衷于“修仙”。
陶淡的这种作风和当时流行的风气大有关系，魏晋时期，许多名士都信奉道教，相信人通过修炼可以飞升成仙。陶淡曾经拜东晋著名的道教学者和炼丹专家葛洪为师，十五六岁便一心修仙，“服食绝谷”。他对家中积累起来的万贯家财视而不见，终身不娶妻，只与一只白鹿相伴。亲朋好友们来拜访他，他都要躲起来。
陶渊明隐居的目的虽然不在于“修仙”，却和叔父陶淡一样，是为了躲避那个束缚身心的世道，求得一份内心的清净。
隐士们避开浮华之世，选择独善其身。他们走入深山旷野，开始修行自我。
陶淡的“修仙”，亦是一种修身，他已然达到了不图碎银几两，只图清静无为的高尚境界。
有人说，相较于陶淡，陶渊明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隐士，因为陶淡的隐匿是主动选择的，而陶渊明是被动退出仕途，才走向了归隐的道路。
然而，我倒觉得陶渊明的归隐要比陶淡更艰难一些，陶淡“幼孤”，终身不娶，自然于亲情了无牵挂，便无须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徘徊，况且他还有“家累千金，僮客百数”傍身，更无须担心自己的生计。陶渊明则是若想求得“五斗米”便得折腰，对于一个心怀高尚志趣和节操的士人来说，这无疑是痛苦的，最伤人自尊的。
真正的隐士难道就必须是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喜怒不形于色的吗？还是应该知进退、讲人情、懂怜悯，在世间万物变化中拥有喜怒哀乐，面对任何事物都能保持自我，守住本心？
陶渊明是后者，他既不是那沽名钓誉之辈，亦不是弃尘绝俗之人。他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又有生活情趣的人。
他既能躬耕于南亩，戴月荷锄，又能品酒写诗，吟赏烟霞。
孔子说，真正的隐士应该具有“耿介拔俗之标，潇洒出尘之想”。他还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陶渊明便属于此类，他是真正的隐士，不会像那些假隐之人，在名利面前纷纷倒戈，亦不会只求一个人得道升仙，而忘记了这尘世间的芸芸众生。他甚至不认为一个隐士必须迁居山野，只要能够在尘嚣之中，时时莫忘涤荡易污的心灵，辛勤耕耘属于自己的一方心田即可。正如他在《饮酒·其五》中写的那样：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生于柴桑
自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死后，陶氏一族从京师迁往浔阳郡的柴桑县居住。
柴桑地处庐山南麓，近山临水，风景秀丽，十分宜居。
历史上，柴桑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
春秋时期，柴桑还是楚国东线重镇，不远处就是吴国地盘，号称吴头楚尾。
三国时，曹操占荆州后，诸葛亮星夜过江，赴柴桑见孙权。周瑜死后，诸葛亮不顾危险，亲临柴桑吊丧。
孙权割据江东，柴桑紧临刘表控制的荆州，一旦柴桑为敌所占，孙权的“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就要换老板了。
东晋时期的柴桑仍属于一线重镇，只不过处于乱世之中，这里兵连祸结，生活并没有那么美好。
陶氏家族之所以选择迁居于此，或许是因为陶侃曾经在江州担任过刺史，而江州的省会就在柴桑。
陶渊明出生于柴桑，他的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是陶逸，祖父是陶侃的儿子陶茂。
陶茂做过武昌太守，陶逸则赋闲在家，并无官职。陶渊明恬淡的性格与其父多少有几分相像。
关于他的父亲，史料记载有限，我们只能从陶渊明的《命子》里知道他是一个“淡焉虚止”“冥兹愠喜”的人物。陶渊明很欣赏父亲的这种风度。
在那样一个战乱不安的社会，陶渊明的父亲能够保持这种“安定自若”的姿态，已是非同凡响。魏晋时期的士人所追求的这种人生态度，无疑是对黑暗时代的反抗。愈是混乱的社会，愈是处变不惊。这是一种高明的处世哲学，亦能显露出知识分子身上高雅的气质。
虽然，在陶逸身上没有留下诸如他的老丈人孟嘉“龙山落帽”这样的风雅趣事，但陶逸的志趣当是与孟嘉相投。
时光飞逝，在陶逸看来，父辈们搬迁至此地的情景依稀在目，转眼已经有数十年了。他时常于园中慢慢地走着，抬头仰望遮风挡雨的屋檐；时常于山坡上沐风远眺，看落日余晖，任无限美好回忆涌上心头。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便慢慢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仿佛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留有自己的印记。
陶逸甘愿生活在这样的地方，过着宁静的日子。
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陶逸和名士孟嘉的女儿所生的儿子出生了，他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渊明”。
陶渊明出生的时候，东晋已经偏安四十八年，朝廷日渐式微，陶氏家族也再难以诞生出像陶侃一样的人物。陶逸的父亲陶茂尚且能够做南昌太守“惠和千里”，但陶逸自己只能“寄迹风云”了。陶逸内心十分清楚，这样的衰败或许还会再进行下去，他看到了东晋这个朝代的命运，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家族在这个时代艰难的处境。
陶逸希望儿子能够在犹如幽暗深水的社会之中闪现出内在的生命光亮。“渊明”这个名字还包涵更为蕴藉的哲学意味，那就是道家经典中“知白守黑”的道理。
或许，在陶逸看来，“知白守黑”不仅是天地万物孕育演化的基本法则，更是人生在世安身立命完善而又完美的最高境界。他自然期望他的儿子能够践行自己最理想的道德品格。
后来，我们观察陶渊明的一生，一切都如其父亲陶逸所期盼的那样，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知白守黑”这一理想道德，因而能够在穷通、荣辱、贫富、显隐以及生死、醒醉、古今、言意之间身心和谐，意态从容。
陶渊明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柴桑度过的，他在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柴桑的山水滋润了他的心灵，养成了他生性淡泊的性情；他亦给柴桑这座小城增添了无尽的文化意味。
柴桑，是陶渊明的故里，因此，很多人慕名而来。唐代的白居易，这位被贬为江州司马的落魄诗人，就曾经在贬谪期间寻访过陶渊明的旧宅，写下《访陶公旧宅》一诗：
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
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
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余墟里烟。
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文艺天才。东晋被现代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由于玄、佛思想的流行，东晋在文学、绘画、音乐、书法领域普遍体现出超越尘俗、超越功利的精神，而文艺正是超越功利的。
陶渊明出生的时候，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雕塑家戴逵都还在世，尽管大诗人郭璞早已去世几十年，但玄言诗人孙绰、许询，咏诗诗人袁弘还在世。后来又诞生了谢灵运、鲍照等著名山水田园派诗人。
于政治前途而言，陶渊明是苦闷的，暗淡无光的，然而于文艺领域而言，他并不寂寞。那正是一个属于文艺的时代，属于诗人们的时代，是一个从未有过的艺术创作达到高度自觉性的时代。
陶渊明从幽暗社会中寻找到的那丝生命的光亮，便是诗歌。我始终相信，今生，与你心心相印，令你所痴迷的事物，定是与你结下了某段不解之缘。
有人喜欢花草树木，流连于山水田园之间；有人钟情于诗酒琴茶，于陋室之中亦能享受无穷乐趣。
在这纷繁喧嚣的尘世，倘若心中有所追求，有所寄托，内心才不至于荒芜。
正是生于乱世，苦难成了这些诗人最好的老师，诗歌成了他们的寄托之物。
生性志趣高洁的诗人，自主选择放弃奔向世俗的功名利禄，于文艺上开辟出一条新路。陶渊明，是东晋末伟大的诗人，他不仅用诗歌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亦让诗歌普照了整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