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婚姻之初
在我们婚礼举行前的两周里，每个人都忙疯了。我的几位伴娘来帮我写信，向赠送结婚礼物的人表示感谢，当然签的是我的名字。然而有一天，我们惊恐地发现，伊莎贝拉·塞尔姆斯在写完“富兰克林和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礼物”之类的话后，居然签上了她自己的名字，而不是我的！
伴娘们的服装是奶油色塔夫绸的连衣裙，头上带有三根装饰羽毛，身后披着薄纱。富兰克林有众多男傧相，拉斯罗普·布朗是主伴郎。我自己的礼服则是长袖的，厚重的硬质缎面，领口饰有绢丝薄纱。豪尔外祖母的连衣裙上镶着一层布鲁塞尔玫瑰蕾丝，我的头纱也是同款蕾丝材质，从头上一直飘落到长长的裙裾之上。
伴娘们佩带的三根羽毛令人联想起罗斯福家族的纹章，而富兰克林为伴郎们设计的领带饰针上，也有三根用钻石制作的小羽毛。他还为我设计了一款金表，用钻石镶嵌着我名字的首字母，用来佩戴的别针上也有三根羽毛，这块表我至今还戴着，虽然款式如今已经过时了。
婆婆送给我一根像“狗项圈”那样的短款珍珠项链，带着它的感觉有些难以形容。我手里还捧着一大束山谷里采摘的百合花。
婚礼的日期对于我们豪尔家族的人来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为那一天是我母亲的生日。3月17日到来了。泰迪伯父从华盛顿抵达纽约，他检阅游行队伍之后就来到苏茜表姐的宅邸，富兰克林和我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
由于游行队伍堵塞了街道，许多参加婚礼的宾客被堵在路上。第五大道不能走，警察又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泰迪伯父，也很难有人从麦迪逊大街通过。有几位客人直到仪式结束之后才抵达，气恼不已！
婚礼仪式由格罗顿公学校长恩迪科特·皮博迪牧师主持。苏茜表姐的客厅和她母亲的房子是相通的，因此我们有两间宽敞的大厅。我们实际上是在拉德洛夫人的房子里举行了婚礼，和去年普茜结婚时一样，房子里的壁炉前也放置着一个圣坛。
仪式结束后，我们转过身接受来自家族成员和朋友们的祝福。与此同时，泰迪伯父去了书房，那里有茶歇供应。我们的至亲们真心诚意地祝我们幸福，不过绝大多数宾客都对能够亲眼见到总统本人，亲耳听到总统讲话更感兴趣——有一小会儿，我们这对年轻的新人竟然被丢在一旁无人理会！总统所在的那间屋子里挤满了人，随着他的谈笑风生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我记得，当时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而且富兰克林似乎也不介意。我们只是跟随人群，和其他人一起听总统讲话。后来，我们召集了伴郎伴娘们一起切婚礼蛋糕，我觉得泰迪伯父应该也参加了这个仪式。之后我们便上楼更衣。到了下午“大人物”就回去了。
我们在传统的大米浴(1)中离开。我的一位老朋友鲍勃·弗格森，由于发烧卧床不起，没能参加婚礼。他曾经是泰迪伯父“莽骑兵”的成员，经历了美西战争后，就不时地发作，因此我们在乘火车回海德公园之前，先去看望了他。我们在海德公园度过了第一个蜜月。其实并没有两个蜜月的习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丈夫必须完成他在法学院的学业。
婚礼后的那个春天，富兰克林继续习修他的法律，我们则在纽约西福蒂斯一家酒店的一间小套房里，安顿好了我们的第一个家。
十分幸运的是，我的第一份家务非常简单。我给弟弟豪尔也准备了一个小房间，这样他就可以过来和我们一起过复活节假期，而他的到来似乎令整个公寓都变得满满当当。在最初的几周里，我作为家庭主妇的职责实际上主要是修修补补，这个我还是能做的。但是我对于如何安排一日三餐却知之甚少，出国留学前曾经在蒂沃里学到的一点儿东西也全都忘光了。
当我婆婆去海德公园度夏的时候，我们搬进了她的房子，因此，我在作为家庭主妇方面的无知得以继续隐藏。
法学院一放暑假，我们就出国了——我是怀着怎样忐忑的心情登上了船啊！当你晕船晕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新婚燕尔的丈夫在一旁关切地注视着你，偏偏他又是个将航海视为乐趣的人，想想都觉得可怕！还好，航行途中风平浪静，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玩了很多次皮克牌游戏，而我总是输。当时的我还不够明智，不知道如果想要和富兰克林打牌的话，必须做好很少赢的准备。我说他是牌运好，他说这完全是靠技巧！
蜜月里，我们做了我一直以来都渴望做的事。我们首先去了伦敦，然而却惊讶地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被贴上了泰迪伯父的标签，布朗酒店为我们安排了皇家套房，客厅太大了，我连东西放哪儿了都找不着。我们只好解释说，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这样的奢侈消费，但也无济于事。在伦敦的前几天我们就住在这间皇家套房里。
我的丈夫热爱这座城市，而我也比以前更加喜欢它了，因为在他四处寻找书籍和画作的过程中，我们探寻到这座城市许多不为人知却新奇有趣的角落，顺带还买了不少衣服。不过，最令我感到兴奋的还是横渡英吉利海峡。
在巴黎，我们在充满异国情调的餐厅用餐，尝试每家餐馆的特色菜品，不管口味如何。我们在塞纳河畔漫步，逛遍了所有的旧货摊位。我买了些衣服和画册，而富兰克林每到一处都在买书，买书。
他精通法语，所以在巴黎他负责讨价还价，不过等到了意大利就换成了我，我的意大利语说得比他好。但是，仅仅过了几天之后，他再准备讨价还价的时候，就不再带着我了，因为他说我不在旁边他能做得更好，这个男人无论说什么我都会接受并且深信不疑。他凭借自己那点儿可怜的意大利语，大部分来自他在学校里学习的拉丁语，居然也能怡然自得。
我们去了米兰，然后在7月份的时候去了威尼斯，并在那里度过了美国国庆日。为我们划船的船夫很讨人喜欢，看上去像是个绿林好汉，我们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运河上徜徉。船夫和我的沟通很顺畅，有时候，我们的行程较长时，会有一个朋友来帮他，这时候威尼斯方言就会满天飞，他不得不给他的朋友充当翻译。
我们在那些教堂里流连忘返，直到我丈夫不想再看为止。我们沐浴在阳光里，坐在广场周围的小桌旁，回忆着威尼斯的历史，他始终兴致勃勃。
我们乘坐贡多拉去了穆拉诺，参观了玻璃吹制的过程，并订购了一套印有罗斯福家族羽毛标志的玻璃器皿，还有几个威尼斯彩色玻璃制成的海豚装饰品，这些东西我现在仍然保留着。
我们从威尼斯向北穿越多洛米蒂山，乘坐的是一辆由两匹马拉着的笨重马车。科尔蒂纳一带的风景十分优美，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天。我丈夫和一位迷人的凯蒂·甘迪小姐一起爬的山。她比他年长几岁，并且他和她也不是很熟悉，但是她能爬山，而我不能，虽然我没说过一个字，但是嫉妒的心情无以言表。当我们重新出发，从山中离开时，我内心里暗自欢呼雀跃。不过我似乎应该补充一句，后来甘迪小姐成了我的挚友。
我们还去了奥格斯堡和乌尔姆，两座古老的德国城市，在那儿我们设法探访了更多蕴含历史价值的画作。然后我们驱车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圣莫里兹，蒂茜阿姨和她的家人就住在这里。
事实上，开车就意味着我们没法带那么多行李，我只带了一件简单的晚礼服，还是以前穿过的。当我们抵达皇宫酒店时，发现为我们预留了一间套房，价格却令人咂舌。因为只住几天，荷包尚能承受，所以我们决定住下来。但是我们忘了在这样的酒店中要准备多少套衣服，很快就发现，我们的衣服只适合在一个地方用餐，一个观看湖景的阳台，而这里的食物似乎比其他地方要贵许多。当我们再度启程，驶离瑞士，取道斯特拉斯堡和南锡返回时，简直如释重负。
一路上，富兰克林拍了许多照片，有一些是在山顶公路上拍下的，我们四周别无他物，只有白雪皑皑的群峰。我们一回到家，他立刻就去查找这些照片拍摄的准确地点。他具有照相机式的非凡记忆力，能够做到过目不忘。
回到巴黎，我收拾整理衣物，因为富兰克林的一些表亲也在那里，还有他的朵拉阿姨（福布斯夫人），我们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她带我们去了许多地方，她的寓所是我们最温暖的家，也是整个家族的人在巴黎的活动中心。
在英国，我们拜访了福尔贾姆夫妇，于我而言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他们有一处美丽的庄园，位于英格兰一个叫做“杜克雷斯”的地方，许多名门望族都在那里拥有大片庄园。
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蔚为壮观的橡树就在这附近，我们参观了一座城堡，城堡里有一条小铁轨，从厨房要穿过无数个走廊才通到管家的储藏室。有一间专门放置盘子的房间，更像是银匠的仓库，而不是私人宅邸的储藏室。藏书室才真的令人着迷。穿过一段走廊，然后踏上几节楼梯，便进入一个长长的房间。房间尽头的壁炉里，几根木头燃烧着。房间的两边堆满了书，中间摆放着桌子、椅子和地图，所有的一切都让阅读或学习变得轻松愉快。
在这个庞大的家庭中，却只有一间浴室。我们住在有壁炉的舒适房间里，早晨锡制的浴盆放在炉火前，旁边是盛满热水的罐子。食物非常丰盛，但都是典型的英国菜。晚餐很正式，却没有宾主介绍，这令我感到很是意外。我们是这栋房子里的客人，他们认为这就足够了。
晚饭后要打我一点儿都不擅长的桥牌，令我备受煎熬，而且还要赌钱，又令我的恐惧增加了几分。我信奉的原则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虽然被丈夫带着，但并不能减轻我良心上的折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陷阱里的困兽，既出不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在我们离开美国之后不久，伊莎贝拉·塞尔姆斯的妈妈发来电报，伊莎贝拉准备嫁给鲍勃·弗格森。他们在苏格兰度蜜月，看望他的家人。他们邀请我们去他母亲家，以便我们能够见上一面。他们的老宅子在苏格兰北部，一个离诺瓦尔不远的小型温泉疗养胜地。在那里，人们把家族的首领称为“诺瓦尔”，现任的诺瓦尔爵士多年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其他头衔，因为他认为“诺瓦尔”比王室加封给他的任何名号都要高贵。
老弗格森夫人所住的寡居别屋，对我来说是个惊喜，那里风景优美，山坡上有一个美丽的花园。我和弗格森一家非常熟悉，他们和我们家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友谊。
富兰克林总是“和赫克托耳在荒野上游荡”，一天晚上，在参观了许多佃农小屋，忙活了一整天之后，沉睡中的我被邻床传来的犀利叫声惊醒。弗格森夫人睡眠很浅，我不想影响到她，连忙“嘘”了一声。我发现我的丈夫总是做噩梦。在轮船上的时候，他会梦游，从船舱走出去，所幸他在睡眠状态下很是温顺，会在我的劝说下乖乖回到床上。
这一次，他直直地指着天花板，怒气冲冲地问我：“你没看到房梁在旋转吗？”我向他保证没有这回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服他没有下床叫醒其他人。
第二天早晨，当配有薄片面包和黄油的早茶送进来的时候，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的梦。他说是的，而且记得当时对我很恼火，因为我坚持留在横梁可能会掉下来的地方。
在那里的时候，有人要我召集一场义卖活动。这对于任何年轻的英国女孩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十分确定，在公众场合我是一个字儿也喊不出来的。最后，富兰克林被撺掇着给佃农们做了一场演讲，结果被我们嘲笑了许多年，因为他告诉那些苏格兰农夫们，蔬菜应该在牛奶里煮——这可不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奢侈！
从那儿我们又去了弗格森夫人的哥哥家里，罗纳德·弗格森爵士，他是家族的掌门人，和妻子赫克伦住在他们的另一所房子里，位于福斯湾的雷斯，就在爱丁堡对面。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遍布着苍翠茂盛的森林和风姿秀美的杜鹃花。我丈夫对此非常感兴趣，因为科学的林业管理使这些森林变得富有经济价值，年年都能带来收入。
房子里四处悬挂着的油画令我深深着迷，就连通向我们房间的那一小段后楼梯的墙上也有。最令我激动的是，我们去吃晚饭的时候，在墙上发现了雷伯恩画的诸多弗格森家族祖先肖像。我看到的第一幅画《穿开襟衬衫的男孩》，是我自孩提时代就熟知的，只不过那时看到的是复制品，从来不曾想过能在朋友家里看到原作。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晚宴上看到身着短裙的苏格兰男子。荒野上的赫克托耳就穿着这样的短裙，但是直到这次之前，我还没有机会一睹它们的真容。
有一天下午喝茶的时候，我和海伦夫人单独在一起，她突然问了一个令我崩溃的问题：“请告诉我，亲爱的，你如何解释你们国家和州政府之间的差别？对于我们来说，这很令人费解。”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什么不同需要解释。我知道我们有州政府，是因为泰迪伯父曾经做过纽约州的州长。幸运的是，罗纳德爵士和我的丈夫在那一刻出现了，我可以让富兰克林回答她的问题。他圆满完成了任务，我暗自发誓，一旦安全返回美国，就要去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政府。
我们必须回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开学典礼，所以我们的假期，或者说蜜月，已经结束了。我婆婆在离她家不到三个街区的地方为我们租了一套房子，在东36街125号。她已经将房间布置好，并且也为我们找好了仆人。在回来的最初几天里，我们会和她住在一起，直到我们的房子装修完成。
我开始成为一个完全依赖他人的人——不需要买票，不需要做计划，一切都有人替我做好决定。与我以前的生活相比，这无疑是令人愉悦的，我对此欣然接受。
被迫与许多人接触，我那种害羞的感觉正在逐渐消失。虽然对我来说仍然是一种折磨，但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
莫德或是普茜曾经告诉我，如果我在谈话中卡住了，应该从字母表开始找话题。“A-Apple，你喜欢苹果吗，史密斯先生？B-Bears，你怕熊吗，琼斯先生？C-Cats，你对猫有同样的感觉吗？杰里费什太太，即使你看不到它们，它们也会让你毛骨悚然吗？”诸如此类，为了打发时间而没话找话真是令人绝望。作为年轻女性，我认为我更适合传统的、安静的年轻人社交模式。
(1) 大米浴（a shower of rice），是西方婚礼的一种习俗。在婚礼中客人们要向新郎和新娘身上抛洒大米，旨在祝福新婚夫妇子孙满堂、人丁兴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