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来自澳大利亚卡彭塔利亚湾瓦安伊部落，曾外祖父是华人。她长期从事虚构和非虚构写作，并把写作当成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争取权益的重要手段。赖特的非虚构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格罗格酒之战》（1997）探讨在北领地禁酒的问题，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其编辑出版的集体回忆录《特拉克》（2017）再现了原住民领袖、思想家特拉克·迪尔莫斯的一生，获得二〇一八年度的斯特拉奖。她的小说更是为人称道，第一部小说《希望的平原》（1997）获得了英联邦文学提名奖和新南威尔士州总理小说奖。第二部小说《卡彭塔利亚湾》（2006）堪称澳大利亚原住民文学的里程碑，获得二〇〇七年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赖特因此成为第一个独自获此殊荣的原住民作家。《天鹅书》是她的第三部小说，二〇一三年出版，二〇一四年获得澳大利亚文学协会金奖。

赖特自幼聆听外祖母讲述原住民部落的故事，她把外祖母比作“故事图书馆”，这些故事深深地融入了她的血液。长大后她在墨尔本大学学习创意写作，继承了西方文学传统，吸收了拉美作家的魔幻现实主义元素，并且结合原住民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有人称她的风格为“原住民魔幻现实主义”。她的小说主题大多涉及土地以及归属感、讲故事以及身份认同，还有原住民与澳大利亚其他社群之间的关系等。

与堪称民族史诗的《卡彭塔利亚湾》相比，《天鹅书》结构更为复杂，语言也更具挑战性。小说情节扑朔迷离，集诗歌、散文、民间故事、政论文等多种体裁于一身；对大自然的描写出神入化，对天鹅的刻画美妙绝伦。《天鹅书》的故事发生在一百年之后的澳大利亚北领地。小说中的哑女幼年遭到三个吸食汽油的少年轮奸，之后跌入桉树根下的洞里沉睡，十年后被气候难民、白人老妇人贝拉·唐娜救起。女孩不会说话，不被族人接受，于是贝拉把她养大，每天给她讲天鹅故事。善良的贝拉喂养湖畔的天鹅，贝拉死后，哑女与天鹅相依为命，被称为天鹅女。与天鹅女订下娃娃亲的澳洲鹤部落的沃伦·芬奇多年后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原住民总统，他到天鹅湖迎娶哑女，把她带到城里软禁，还派人炸掉挤满原住民、气候难民和天鹅的天鹅湖。后来芬奇被杀，洪水来临，城里一片汪洋。天鹅冒死救走哑女，带她返回故乡。

《天鹅书》也是一部元小说，其故事情节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哑女的历险、流浪、回归是一种可能的情节线；而另外一种可能性则是，女孩被困在树洞里，始终未曾离开半步，上述故事只不过是用手指书以古老的文字写就的一个梦。芬奇如何被害也是个谜，书中并没有详细交代，也许是哑女所为，也许不是；结局同样扑朔迷离，女孩在天鹅的带领之下，也许回到了天鹅湖，也许根本没有。不确定性是一种后现代写作技巧，也是澳大利亚原住民讲故事的方式之一。小说的故事线多处存在不确定性，挑战读者的想象，令人回味。

小说中有很多澳大利亚原住民民间故事中的常见元素，如一些角色被赋予魔力（“穿墙术”）。男主人公芬奇就具有这种魔力。在女孩被轮奸跌入树洞之后，年幼的芬奇随着神灵去树洞中探望她，试图把她拉出来，却没有成功。二十年后当芬奇现身天鹅湖女孩栖身的破船上时，两人是第一次见面，但是哑女对他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芬奇遇刺后，灵魂又回家寻找哑女的踪影……原住民精神的代表“港长”老人也具有这样的魔力。他陪同女孩坐在汽车上，车里其他人却浑然不觉他的存在；他还能从飞速行驶的车上离开，连车门都不需要开，等等。赖特随手拈来，为小说增添了不少魔幻色彩，也表现出她丰富的想象力。

赖特不仅是作家，还是为原住民争取权利的活动家。对她来说，文学创作是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厄运进行抗争的重要手段。她在演讲中不止一次提到“文学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用来大声说出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原住民的痛苦”；“写作的时候必须牢记写作的目的……我们的文字也是我们的武器……”《天鹅书》直接针对着北领地的干涉政策。二〇〇七年六月的某天，赖特的生命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上午，小说《卡彭塔利亚湾》获得了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晚上，北领地紧急措施开始实施。前者代表原住民的伟大胜利，而后者却被视为他们自一九七五年以来遭受的最大挫败。二〇〇七年的北领地紧急措施是对《儿童是神圣的》这一报告的回应。该报告中涉及北领地原住民儿童遭受性虐待等问题，政府在未征求原住民意见的情况下立即向相关地区派驻军队。这项措施引发原住民的强烈不满和广泛批评，被称为干涉政策。世界上许多学者和有关机构也都认为该项措施违反了原住民的权利。对于赖特来说，干涉政策剥夺了原住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思想的独立性，势必导致新的“被偷走的一代”出现。

《天鹅书》中的哑女形象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一个无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说话，也渐渐失去了说话的能力，这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几百年来的遭遇如出一辙。之所以选取哑女作为沦为牺牲品的原住民的象征，是因为赖特相信，他们根本无法发声。白人老妇人给哑女取名为“遗忘·乙烯”。所谓“遗忘”，指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历史被遗忘了，他们对土地的所有权也被殖民者有意识地遗忘了。“乙烯”则象征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强加，这与暴力密不可分。三个男孩就是在吸食了汽油（主要成分是乙烯）之后向哑女施暴，给她带来永远的伤痛。同时，“乙烯”也是造成白色污染的塑料的原料，是强加在大自然之上的暴力。哑女与人类社会隔膜，却和天鹅相依为命，象征着原住民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据说天鹅素日喑哑，只在临死前才会发出哀鸣，那是它唯一一次发声。这部小说所发出的就是哑女的天鹅绝唱，也是人类社会在末日来临之前的哀鸣。

《天鹅书》中的题记对理解整部小说起着关键作用：“一只黑色的野天鹅关在笼中/令整个天庭震怒”，诗句选自澳大利亚著名诗人罗伯特·亚当森的诗《追随威廉·布莱克》。在赖特眼中，关在笼中的黑天鹅就是干涉政策下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写照。小说一针见血地指出，天鹅湖好比原住民的集中营，“饥饿和死亡司空见惯”。赖特直截了当地控诉干涉政策：

……在人们看来，军事干涉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牢牢地控制了原住民世界。这就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无法看到事实的真相：这种策略根本不可能让任何一个沼泽地居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这种掩耳盗铃的独裁统治被沿用了几十年，配合远在堪培拉的灰色政治的方方面面，只需稍微进行一点这样那样的细微得难以觉察的调整，军队便会对沼泽地居民的生活，以及像他们一样被送进类似这片沼泽地“集中营”居住至死的其他原住民的生活干涉到底。他们通过拘押收容，把沼泽地居民完全排除在《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之外。……

然而，这种对黑天鹅也即原住民的残暴行为必将招来天谴，表现为大地母亲发怒，“洪水、火灾、干旱和冰雹成为四季”，也就是气候和生态的变化。资源缺乏必然引起战争，到时受苦受难的不仅仅是原住民，还包括白人在内的全世界所有人。气候变化使人失去了安身之所，动物也在劫难逃。天鹅湖这样的内陆深处之地本不适合天鹅栖居，是气候变化才把它们驱赶到此。而后天鹅湖也将不复存在，天鹅被迫继续流浪。小说中预示末日来临的正是一只黑天鹅，它是风暴精灵，带给人类的不是拯救的希望，而是无边的灾难。

赖特珍视人与土地的关系。城市化、全球化带来的人口迁移，人与故乡关系疏离的“无根”现象都令她焦虑难安。《天鹅书》描写哑女背井离乡的苦痛，是对北领地干涉政策的抨击，也是对原住民几百年来受到殖民迫害的控诉。白人抵达澳大利亚之前，原住民在天地间自由生活，用歌唱传承对土地的了解，教导后辈如何在土地上生存。同时，土地也离不开人，没有人的歌唱，土地就会荒芜。人与土地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生生不息的根本。然而，自殖民时代开始，他们就遭到驱赶，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土地，被迫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在天鹅湖这样军队控制下的“集中营”中苟且偷生。以哑女为代表的原住民流离失所，失去了和原有的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内心遭受摧残和折磨。

不仅如此，《天鹅书》还把由气候、生态变化带来的全球性人口大迁移导致的问题同原住民问题相等同。难民纷纷涌入天鹅湖，使原住民的生活越发难以为继。随着更多难民的涌入，“天鹅湖”成为一个垃圾场，最终被炸掉，原住民和难民只得一同被重新安置。如此一来，由于生态变化，一个弱小民族就和全世界受苦难者的命运紧密相连。作者旨在说明在生态灾难面前，人类必须面对自己制造的困境。

《天鹅书》所蕴含的思想眼光远不止于传统原住民小说的视野，它汲取了世界文学经典的各方面精华，与各个民族的文学形成对话。其突破口就是天鹅的意象。在一次访谈中，赖特提及了自己的“天鹅情结”：写一部天鹅之书是她多年的夙愿，为此，她到访世界各地的天鹅湖，查阅大量关于天鹅生活习性的资料，收集了全世界有关天鹅的文艺作品。赖特指出，天鹅代表着美丽平静的理想生活，与澳大利亚原住民残酷的生活现实截然不同。天鹅给她启迪，让她从现实生活中暂且抽身进行反思。赖特选择天鹅作为小说的主题意象，也缘于天鹅迁徙的习性给予她的启示：离开故土，带走这片土地的故事，把故事传播到原本它所不属于的地方。

《天鹅书》堪称有关天鹅的文学作品之大全。天鹅——未来世界的先知（柏拉图的《斐多篇》）、垂死天鹅之哀鸣（英国诗人丁尼生的《垂死的天鹅》）、丑陋城市里天鹅对雨水和故乡的渴望（波德莱尔的《天鹅诗——献给维克多·雨果》）……这些有关天鹅的意象和观念都在《天鹅书》中得到再现。爱尔兰诗人W.B.叶芝在其名作《丽达与天鹅》中讲述丽达被化作天鹅的宙斯所强奸，天鹅幻化为天鹅座，而强暴生下来的女孩海伦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导致古代世界毁灭。这个故事赋予了《天鹅书》中原住民女孩被强暴的故事原型以意义。《天鹅书》中还化用了大量有关天鹅的童话和民间故事，比如安徒生的童话《野天鹅》、E.B.怀特的儿童成长寓言故事《吹小号的天鹅》、爱尔兰民间故事、亚洲民间故事和古诗等等。另外，小说还指涉瓦格纳的浪漫歌剧《罗恩格林》、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等。世界各国诗歌和文艺作品中对天鹅精彩的描述，如天鹅的绝唱、天鹅的痴情、天鹅舍身救人等等，在赖特的书中都与原住民的生活描写绝妙地融合在一起。

对天鹅的绝妙描写，使得赖特的这部小说与世界文学经典形成了对话。一直以来，西方世界以为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十七世纪末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两只黑天鹅，随船带回欧洲，方知黑天鹅的存在。自此，天鹅象征着人类世界，有黑有白，二者共存，但是也意味着人间事物的对立和纠葛。《天鹅书》出版时的封面就是一只黑天鹅，是原住民的象征，与象征着欧洲移民的白天鹅形成对照。黑天鹅的存在，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颠覆，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他者。西方长期以来以人为世界的中心，将人视为自然的征服者和控制者，其结果是气候变化导致生态灾难。而澳大利亚原住民世代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当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范本。凭借与自然的息息相通，澳大利亚原住民也许会成为整个世界的拯救力量。赖特给《卡彭塔利亚湾》设定的结局是，风暴把所有白人文明的痕迹一扫而光，原住民诺姆带着孙子回到卡彭塔利亚湾，凭借世代传承的自然知识，他们准备一切从头开始。而《天鹅书》的基调与之相反，对这种希望提出质疑，对未来报以绝望态度，认为所有的希望都会变成绝望。

《天鹅书》中环境问题和原住民问题相互纠缠，二者之间相辅相成。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数万年，其文明被称为世界上最悠久的未曾断裂的文明。其中，生态知识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关键，是他们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然而，自从白人踏上这片大陆后，原住民的遗产也被忽略。白人对他者的态度也被运用到了大地母亲身上，对大自然的掠夺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便有了小说开头的世界末日景象。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思考造就了赖特对世界的非凡洞察力，她以《天鹅书》为全世界范围内生态变化的可怕未来敲响了警钟。毕竟，压迫原住民和压榨大地母亲背后的逻辑和心态没有任何差别。这部小说是对后殖民时代澳大利亚原住民继续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有力控诉，也是一部关于全球生态变化导致整个人类蒙受环境灾难的末日预言。